刘善本，1915年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农村。先后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华东空军混成四旅副旅长、航空某师师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1964年被毛主席亲自提名晋升少将军衔。1968年3月10日受迫害去世，终年53岁。
本文据《吕黎平回忆录》整理
我和刘善本同志一起工作、生活了2年多。在这段时间里，我与他交往较多，除工作上的交道外，还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摆摆家常，聊聊各自的经历。他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一个有着丰富专业知识，一心求进步、专心搞事业的人。就是这么一位好同志，在20多年后共和国遭遇的那场空前浩劫中，含冤去世了。想到此，我就有一种深深的痛惜之感。有理由说，他是人民空军史上有贡献而不应被遗忘的人。
1946月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刘善本上尉及其机组人员驾驶一架美制B—24重型轰炸机飞到延安，宣告起义。
第一次见面，刘善本大约30岁的模样，高个儿，端庄的四方脸上一双黑得发亮的眼睛，闪动着热情、刚毅的神采。他那语气、手势、步伐，都给人以精明干练的感觉。
刘善本同志是山东省昌乐县人。1935年，20岁的刘善本高中毕业后就怀着“航空救国”的热忱投笔从戎。考入了国民党的笕桥航空学校。他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当飞行员。国民党空军在抗日战争前期，也曾奋起杀敌，为民族解放作出过贡献与壮烈的牺牲。但由于受蒋介石推行的消极抗战政策的制约，第八大队在1941年撤至河西走廊、兰州一线后，便再没有飞向抗日前线。这使刘善本产生了空怀报国之志而无用武之地的怅惘心情。这期间，他见到了去过延安的妹妹刘端兰。刘端兰对他讲述了她在延安的一些见闻，并谈到了在共产党一片真诚抗日的感召之下，许多热血青年奔向延安，寻求真理的动人场景。这次交谈给了刘善本深切的感染，他开始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并从心底里佩服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其后，他和密友李鑫森等打算去找当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探寻抗日救国的新道路，但终未能如愿。
1943年秋，刘善本所在八大队被派往美国，学习驾驶和维护B—24型轰炸机。1945年春学成后，该大队驾驶27架B—24轰炸机欲取道巴基斯坦回国。当时，抗日战争已露出胜利的曙光。刘善本一心要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他又一次失望了——机群飞至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后，突然被告之“就地待命”。而且一“待”就是6个多月，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启程回国。
早在美国学习和卡拉奇“待命”期间，刘善本就私下阅读了英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从中对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进一步了解。回国后，他又弄到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在该书开头第一句振聋发聩的设问“中国向何处去”强烈地震憾了他的心灵。
当时湖南一带水涝成灾，成千上万灾民被洪水围困，急盼空援。而刘善本接受的一道道命令，一次又一次地驾机出动，却是去赶运部队军用物资，准备内战以消灭共产党，而置坐以待毙的灾民于不顾。
面对此情此景，刘善本悲愤至极。他决心以实际行动来与这种黑暗腐朽的统治抗争：一旦有时机，便投奔延安。
刘善本原本在国民党的待遇很高，一个上尉飞行员的月薪，比陆军上校还多。一旦抛舍这些，总不免有许多考虑。但他最终还是觉得，人生在世总不能为着多挣几个钱打转，而应该顺应进步潮流，多为人民做些好事。
他是在一次担任机长由成都飞往昆明单机执行空运任务时果敢采取行动的。事前几天，他私下做了精心准备。起飞时，机组其他4名成员还根本不知他心中的底牌，而因公务搭乘此机的国民党空军通讯学校实习工厂的副厂长和通校毕业生等6人，自然更是被蒙在鼓中。无疑，他的起义计划是担着极大风险的，稍有失误便会流产。
起飞后不久，他就离开正驾驶位置独自去了后舱。进到舱内，他以威严的语调对那6个乘客宣布：“本机组5位同事为反对内战一致决定飞往延安。到达目的地后，诸位或走或留，悉听尊便，安全由本人负责。现在请务必老实坐着，不得擅离一步，否则，休怪本机组的手枪对诸位不客气！”说完，他以锐利的目光扫视一遍这些潜在的对手，只见那6人面色如土，纷纷垂首，无言以对，显见精神已被慑服。于是，刘善本又急奔前舱以略显慌张的神色对其他机组人员说道：“糟糕！后舱那6个乘客都是共党分子，我刚才去了一趟，他们当即拨出手枪将我扣下，并搬出手榴弹胁迫我飞往延安。眼下他们正等我回话，若3分钟之内不予答复或予以拒绝，势必机毁人亡！”
机组人员听了这番话都大吃一惊，目瞪口呆。最后还是平素与刘善本私交不错的副驾驶张受益先开了口：“事情既然已到这步田地，那就一切请刘兄定夺。依愚见，为诸位弟兄性命计，管他的，去就去，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刘善本见事态不出预料，当即顺水推舟，以答应要求为名又一人去了后舱。返回时，他将隔门锁死，拿出了事前准备好的由成都飞延安的航行图。当他重新坐到正驾驶的位置上时，深深地吁了一口气，语义双关地对机组人员说道：“现在只能按共产党给的这份航行图飞了。”
飞机开始做180度转弯，那一瞬间成了刘善本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兴奋之余，他或许并未意识到，他选择的这一新航向为其后的岁月里数十架国民党飞机飞向光明，开通了一条具有导航意义的天河。
在刘善本与机组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他们驾驶飞机，克服气候恶劣、联络不通、地标生疏、跑道短窄等困难，终于在延安安全着陆，胜利地完成了这次义举。
他曾风趣地说：“我投奔延安的经历可以作为一篇惊险小说的素材呢！”
刘善本到延安后，6月29日就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当他提出要尽快向国民党官兵发表广播讲话时，毛泽东主席曾亲自劝慰他先不要着急，还是待党组织把他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妻室儿女妥善安置之后，再对外发消息。这种悉心周到的关怀与体贴，使他感触很深。及至7月9日，当刘善本家眷的安全已有了保障后，他的广播讲话才由延安电台播出，题目为：“这里的人情充满了温暖。”
3年后，上海解放，刘善本终于和妻子儿女团圆。当他得知我党在上海的不少地下工作者，如廖承志、夏衍等同志，还有因击毙反动军阀孙传芳而名噪一时的女英雄施剑翘等，都曾在危险困难的时刻关照过他的家眷时，感慨地说：国民党的喉舌一贯把共产党说成是毫无人性的魔鬼，事实恰恰相反，就以共产党对我一家如此仁至义尽而言，结论已是不言自明了。
在延安时，刘善本还恳切地对航空队的我们说：“听说你们不久之后要去东北办航校、建空军，我很想与你们同行，为这一事业尽自己绵薄之力，不知你们是否欢迎？”我们忙不迭地答到：“欢迎！欢迎！这下更好了，你会飞轰炸机，我们会飞歼击机，合二而一，空军的机种就全了。”
刘善本还提议，为尽快抵达东北。可以考虑把他那架B—24加以改装，这样可搭乘30余人，足以把航空队的同志空运东北。如此，2000多公里的路程，2天就可到达。
对这一新奇大胆的提议，我们很感兴趣，商定尽快提请军委研究。但是不久，国民党当局就接连派出飞机来延安侦察轰炸，那架B—24终究未能免遭毁坏。由此，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空运东北的计划。
从延安向东北出发后，原本组织上对刘善本和机组的4名同志有优惠照顾，但他们始终坚持同我们一道徒步行军，同炕睡觉，过一样的生活。尽管身体累得消瘦了，脚走肿起泡了，仍坚持不骑马。
刘善本他们在对解放区的实际考察中思想觉悟不断成熟提高，我们也经常无拘无束地从国内外大事到生活琐事，与他们畅谈感想。由此从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比较丰富的刘善本和机组同志那里，学到了不少飞行经验，也活跃了我们的行军生活。
解放后，刘善本同志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经常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开会，共商国家大事。会间闲暇，党和国家领导人常常找到刘善本同志，询问他生活工作情况，回忆当年在延安共同生活时那些富有情趣的交往。
1964年2月，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授予刘善本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它表明了党对刘善本同志的信任，也是党对刘善本同志为人民革命事业所做贡献的高度评价。
当那场给我们整个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的风暴袭来的时候，刘善本同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也未能幸免于难，受到了残酷的迫害。1968年3月10日，刘善本同志不幸去世，终年53岁。
197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为他平反昭雪，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