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过程中，朱德元帅的外孙、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建将军首先向我们展示了爷爷朱德于1925年7月亲笔填写的《旅莫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团员调查表》。朱德同志在家庭地位一栏中写到 “父已故，母存，妻存，子女：女儿一个月。家庭人口四人。32岁至35岁，职业：滇军第二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收入：15200元；35至36岁，职业：云南省警察厅长，收入：4800元。”
“爷爷入党之前，已经是滇军名将，少将旅长，后来又改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可以说名誉、地位、金钱和豪宅都有了，可爷爷毅然抛弃了拥有的一切，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先后两次拒绝了高官厚禄的邀请。”
1922年，朱德同志离开滇军回到四川，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都很欣赏他的才能，加之他又是四川人，因此，特地空出一师长的位置等着他并许以厚禄。“穷苦人出身的爷爷，已经确立了救国救民之志，他不再为高官厚禄去打伤害平民百姓的‘混’仗，而是要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探索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道路。”他果断拒绝了刘、杨的挽留，到上海见到了孙中山。
此时孙中山正发愁无将领兵讨伐陈炯明，以十万元军晌相许，请来朱德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朱德再次婉言谢绝了孙中山之邀。后来，朱德几经辗转，找到了当时共产党最高负责人陈独秀。
“爷爷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未曾想，陈独秀并没有同意。”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当过高级旧军官的人来说，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爷爷非常失望，情绪有些低落，他后来回忆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陈独秀没有答应爷爷的入党要求，使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1922年10月，朱德来到柏林见到了周恩来，他向周恩来讲述了自己如何离开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并表示自己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他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就这样，周恩来同意了爷爷的入党要求并和张申府共同介绍他入党，爷爷最终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名党员，爷爷终生不忘广大劳动人民，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阶级本色，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许多同志第一次见到他就深深为他那平凡、朴素的庄稼人风度所感动。有些同志不知他是总司令，称他老伙夫、老头儿、同志哥，他都亲切应答，乐呵呵的，瞬间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朱德同志强调：“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他当年写诗赞扬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只见公仆不见官”，他自己就是人民公仆的典范。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给亲人的家书中说：“我虽老已52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
“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远在四川老家的母亲80多岁，生活非常困苦，他不得不向自己的老同学写信求援，他在信中说：“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两百元中币。”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
“爷爷写过一首勤俭的诗：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从小爷爷就教育我们要学会勤俭和艰苦朴素，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吃饭，从来不允许有剩饭剩菜，米粒儿掉到桌上都要捡起来吃了。教育我们从小就要懂得珍惜粮食、粮食来之不易的道理。爷爷常讲，红军长征中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条件好了，决不能浪费、糟蹋粮食。我也用这首诗教育我的儿子当普通人、过普通生活，勤俭节约。”
在军事博物馆西三楼展厅，陈列着一张2万余元的存款单。这是朱德20多年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他逝世后，全部交给了党。“爷爷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讲，我只有2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要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他常告诫我们，我要你们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要你们接‘官’！要接班，接为人民服务的班，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而不是接金钱和物质享受。”“他老人家一直不喜欢太太、老爷之类的称呼，我是外孙，照例应该喊姥爷，但爷爷说，什么老爷，那是在叫封建地主呢。现在男女平等，在我们家，晚辈都叫爷爷。”
1974年，担任某部排长的刘建听爷爷朱德同志讲述战争年代的故事。
“爷爷参加革命入党后，先后担任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无论地位多高，兵权多大，始终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下，坚定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朱德同志曾说：“手中有军权，要谨慎再谨慎，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绝不能做违反党和人民利益的事，绝不能离开党指挥枪的原则。”
南昌起义后，他领导起义军余部进行“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长征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他尽管身处险境，却大义凛然，坚定地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行动应按党中央的决定执行。他还明确指出：中央只能有一个中央，那就是遵义会议确立的中央，另外成立中央是非法的，不能允许的。朱德同志事事处处以党和人民事业、党和国家大局为重，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出“一切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必须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他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敢于斗争。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认为“我们共产党人胸襟要广阔，气量要宏大，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所谓‘善则归诸人，过则归诸己’”。
“爷爷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坚决维护毛主席这个核心，从内心深处由衷的敬佩他、支持他，始终如一。记得他曾经给我讲过，他很佩服毛主席，他认为毛主席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很高，深奥的哲学道理，经他深入浅出的比喻，广大干部群众就能够听得懂，就有方向感，跟着他遇到什么困难都能看到希望，跟着他经过共同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朱德同志从1922年入党，到1976年去世，为党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不论在任何时候，他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尽好党员义务，并为党工作到生命的尽头。
“爷爷尽管是高级领导干部，但他始终以普通一兵和普通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搞特殊。”抗战时期，一次党小组开会，小组长看到朱德同志傍晚刚从外地回来，担心他年纪大过于劳累，就没有通知他。第二天上午，他知道后，告诉小组长：“以后开会只要我在家，就一定要叫我一声。”小组长说：“昨晚主要是党员们检讨前段工作中的问题，您没有检讨的。”朱德同志却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嘛，除了庙里的泥胎不犯错误，活着的人哪个能十全十美？”后来朱德同志参加小组会，认真地在同志们面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体党员很受教育。
1975年初，朱德同志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了。他说：“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关荣而艰巨的任务。”不久，他又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
周总理去世后，爷爷吃不下，睡不好，但他仍执着地投入国事活动。我们劝他注意身体健康，他却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好，我应该更多地做工作。”“他老人家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拼命的工作。”
从1976年2月初到他6月26日住院，直至7月6日离开这个世界，在这5个月中，朱德同志共会见外宾18次，找人谈话3次，实现了革命到底的诺言。在临终前不到两个月，他看到《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后，不顾年高体弱，驱车到中央党校，看望参与翻译的同志，一起交流对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学习心得。在病榻上，朱德同志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做了最后一次谈话。“那时，他正闭着眼睛，听到李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的握手。”他慢慢地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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