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曾参加过天安门开国大典的老兵。二十世纪中期，我有幸连续十多年在军委办公厅担任秘书，主要协助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处理军队教育训练方面的事务，也曾多次晋谒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老总。列席他们主持或出席的会议，聆听他们讲述战争年代的往事，感受他们的言传身教。后来，又阅读过他们的回忆录和传记等相关史料，从中汲取了不少红色精神养分。时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特撰此文，缅怀张宗逊、贺龙等老前辈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弘扬他们的高尚品行。
贺龙元帅（左）与张宗逊上将（右）
张宗逊将军在1937年至1945年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在革命元戎贺龙老总的直接指挥下行动。他们一起南征北战，东拼西杀，始终战斗在一起。先是由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奔赴抗日前线，开辟晋绥（绥，指当时的绥远省，即今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地区）抗日根据地。接着，挥师东进，支援晋察（察，指当时的察哈尔省，即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和内蒙古南部）冀边区的抗日军民，并挺进冀中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后来，贺龙出任晋绥陕甘宁联防军司令，张宗逊所部成为联防军的主力；解放战争后期，贺龙出任西北军区司令，张宗逊出任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参与指挥了解放大西北的历次战役。
贺龙作为主帅，张宗逊作为部将，在长期共同的浴血奋战中，逐步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依。他们情同手足，胜似兄弟，日益增进了相互信任，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成为我军中保持正确上下级关系的楷模，彰显了我军高级将帅的人格魅力。
抗日战争爆发，贺龙求贤，毛泽东点将张宗逊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地区向中国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引发中华民族救亡怒潮。“抗击日寇”“救我中华”成为全国军民的共同呼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到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顺应民意，号召全国军民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驱逐日寇出中国！
毛泽东主动提出，调整我党的国内政策：把打倒蒋介石反动政府改为推动其抗日；把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红军誓为抗日先驱，愿意协商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实行“三三制政权”。即共产党、工农兵和社会贤达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在毛泽东耐心推动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宣称：把“攘外必先安内”，改为“联共抗日”，邀请共产党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承认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合法地位；允诺红军在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仍归共产党直接管辖……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中央军委和红军各部队，加紧了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首先是按照国共两党协商确定的军队番号和编制，选定领导干部。此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恳切地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从中央红军即一方面军，调些干部到二方面军工作，以便把从井冈山以来培育的好传统、好经验带过去。毛泽东理解贺龙的请求，经反复斟酌，并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商量，选定了张宗逊等去红二方面军任职。
张宗逊，1908年出生于陕西渭南，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受党组织委派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到北伐军叶挺所部任排长、连长，1927年秋随部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张宗逊改任团部参谋兼特务连副连长，率领一个警卫排，护卫毛泽东上井冈山。他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形影相随，参与了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一直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历任连长、大队长、支队长、师长、军参谋长、军长、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等职，是典型的由井冈山和中央红军成长起来的将领。
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经过长征，于1936年冬到达陕甘宁边区会师后，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高级将领终于会聚在一起。12月7日，重建了中央军委，毛泽东正式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毛主席随即任命张宗逊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局（也称红军总部一局）局长，成为红军统帅部的高级幕僚。那时的中央军委机关极其精干，军委一局的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办公厅及联参部的作战、通信、机要等综合体，协助和保障毛泽东处理军务。身为军委一局局长的张宗逊，成了毛泽东与红军各大单位联系的枢纽。
1937年初，中央军委由保安城（今陕西志丹县城）迁入延安时，毛泽东又任命张宗逊兼任延安地区警备司令，直接指挥中央警卫团，清剿当地的土匪和邪恶势力，主导筹建延安的党政机关，成为延安的“总管”。也就在此期间，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结识了经常忙碌在毛泽东身旁的张宗逊，并得知了毛泽东与张宗逊的深厚渊源。当毛泽东回应贺龙求贤的愿望，点将张宗逊去二方面军任职时，贺龙欣然表示欢迎。
1937年春，在中央召开的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会议上，贺龙曾当着张国焘的面说：“你张国焘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党派你到四方面军工作，你却拥兵自重，向党闹独立，不听中央指挥，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你实际上变成了新军阀；我贺龙虽然是旧军人出身，也可以说当过军阀，但我从南昌起义跟定了共产党，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调遣，我保证把我领导的部队交给党、听从‘毛大帅’指挥！”贺龙说的毛大帅，就是毛泽东。由此可见。贺龙向毛泽东求贤，以及毛泽东点将张宗逊到红二方面军任职，不是普通的人事安排，其中深印着毛泽东与贺龙两位伟人相互信任、心意相通的情谊。
张宗逊性格沉静，诚实中肯，少言寡语，处事认真。参加革命十多年来，曾多次变动工作岗位，有提升、有平调，也有降级任用，他都无条件地服从了，从来没有表示过异议。毛泽东深知他这一特点，所以事前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只是在已经决定之后，嘱咐了他三句话：一是要自觉维护贺老总这面旗帜；二是主动搞好与二方面军同志的团结；三是若有什么苦衷，直接来找我说。张宗逊理解毛泽东话的深意，边听边点头。其实，他现在就有苦衷，他从未在红二方面军任过职，对上下左右的人和事都感到陌生，对能否适应在那里的工作，心里无底。但他不愿让毛泽东担心，便坚定地表示：“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努力搞好”。
1959年国庆节，毛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我军将帅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前排左一为毛主席，其右为宋庆龄、周恩来、贺龙等，周恩来与贺龙身后站立者为张宗逊
张宗逊接替贺龙，率领由红二军团改编的358旅
1937年夏，在我党和毛主席的推动下，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蒋介石撤走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延安至西安的公路可自由通行，我党我军在西安开设了办事协调机构。经毛泽东批准，张宗逊经西安前往位于陕西省三原县的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向前指司令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和参谋长叶剑英辞行。三位首长嘱咐说：主席让你去二方面军工作，既是信任，也是考验，要不辱使命；到职后，工作要从实际出发，防止生搬硬套一方面军的经验。任弼时政委恳切地说：贺老总这个人耿直、豪爽，不难相处；二方面军的部队纪律严明，打仗顽强，好指挥，相信你会搞好。张宗逊很感谢首长们的嘱咐和鼓励。
8月16日，张宗逊赶赴位于陕西富平县庄里镇的红二方面军指挥部报到，当即见到了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和政委关向应。关向应微笑着说：“我们等你好久了，欢迎你来二军团工作”。张宗逊赶忙答道：“我水平有限，又不熟悉这里的情况，对能否胜任新的工作，心里直打鼓。”贺龙爽朗地说道：“打什么鼓嘛？你的情况我们晓得，希望你大胆地干，我们会全力支持你！”贺、关两位首长的欢迎词给张宗逊吃了定心丸，给他留下了极好且深刻的印象。接着，贺、关首长扼要地介绍了红二方面军的情况。
当时，红二方面军辖有红二和红六两个军团；方面军领导兼任红二军团领导，即军团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红六军团的领导是，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彭绍辉。红二军团下辖第四、第六两个师，都是跟随贺龙从湘西、洪湖地区打出来的老部队，以勇猛顽强、能征善战著称。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李井泉，六师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都是久经沙场的红军将领。
依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以红军的第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为基础，分别缩编为八路军的第115师、第120师和第129师三个师。每个师辖两个旅，每个旅辖两个团。即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共约八万余人，缩编成三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由于建制单位大量压缩，干部普遍降级任用。贺龙任第120师师长，关向应任政委，周士第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第120师下辖由红二军团等部队缩编而成的第358旅和由红六军团等部队缩编而成的第359旅两个旅。张宗逊任358旅旅长，李井泉任政委，旅辖第715团（以红四师为基础编成）和第716团（以红六师和陕北红军一部为基础编成）两个团。第715团团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第716团团长宋时轮（后由贺炳炎接任），政委廖汉生。从此，贺龙把自己亲手创建和直接率领的红二军团，改编成358旅后，交给了张宗逊直接指挥。
对于张宗逊出任358旅旅长，在红二方面军内部引起一些议论，特别是原红二军团的一些干部反映较为强烈。个别同志甚至公开质问：二方面军这么多干部，难道就挑不出一个合格的旅长？针对这些反映，贺龙多次严厉批评，尖锐地指出：“这是狭隘的山头主义情绪在作怪！”并反复提醒张宗逊，不要受这些议论的影响，要大胆放手地抓工作，通过工作实绩来确立自己的威信。张宗逊牢记毛泽东和红军前指首长对他的嘱咐，深感贺龙的信赖和支持。他冷静理智地对待这些反映，待人处事更加谦逊，处处以身作则，工作更加勤奋和谨慎。
1965年6月，作者许忠敬随同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左）重访延安时，在延河边合影。
在贺龙指挥下，张宗逊率部参与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
贺龙率领120师由陕北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赋予他三大任务：一是在晋绥地区抗击日寇，创建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东北面的可靠屏障；二是视情向东挺进，支援其他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三是随时准备回防陕甘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保卫党中央。从战略布势上看，贺龙率领的120师实际上是毛泽东掌握的战略预备队。120师所辖的两个主力旅，经常分别部署于晋西和陕北，遥相呼应，紧密配合。张宗逊率358旅在黄河以东，主要担负对日寇作战、开辟抗日根据地和支援友邻地区的任务。王震率359旅主力驻防陕北，保卫党中央，开荒生产，保障对延安的供给；其主力也多次东渡黄河，配合358旅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7年夏秋，日本侵略军向我华北地区大举进犯，国民党军全线溃退，整个华北地区面临沦陷的危局。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贺龙和关向应率领120师主力，于1937年9月初，由陕西省的韩城县地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晋南地区的临汾附近，进行十余日的短暂整训，学习毛主席关于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指示，随即沿同蒲铁路两侧的山区小路，向北挺进，迎战日寇。
在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下，贺龙个人的传奇色彩和当时在军界的深厚资历，为他在晋绥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许多人一听说“贺龙”，便肃然起敬。驻山西的中央军总指挥卫立煌、晋绥军首领阎锡山等，在贺龙面前都比较谦恭。凡贺龙提出要他们协助办理的事宜，他们通常不敢怠慢，更不会轻易找麻烦，为我军的行动提供了不少便利。
在贺龙直接指挥下，张宗逊率领的358旅遵照毛主席关于“力避与日寇正面纠缠，勇猛插向敌侧后打游击”的指示，迅速挺进至吕梁山和管涔山地区，展开游击战，开辟根据地。首战即在雁门关、黑石沟等地伏击日寇，击毁日寇汽车百余辆，歼灭敌人五百余名，切断了大同至太原的公路交通线。随后，分兵作战四十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当时把为日寇服务的武装称作伪军）军，收复了大片失地，遏制了日寇的猖狂气焰，稳定了战地的形势，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问。群众抗日热情随之高涨，有的组织起来抬担架、运物资支援前线，有的踊跃报名参军，部队日益扩大。出生于吕梁山区交城县的华国锋同志，就是这时参军入党的青年之一。
由于358旅的英勇奋战，有效牵制了大量日伪军，迟滞了其攻势，使当时处于溃退状态的中央军和晋绥军（当时统称友军），获得了喘息之机，得以重整旗鼓。卫立煌、阎锡山及其他友军将领对贺龙、张宗逊所部的英勇善战深表敬佩，赞誉“120师像蛟龙，358旅似猛虎”，坦言自愧不如。时任晋绥军保安司令的续范亭中将，曾赋诗盛赞贺龙及120师指战员，将其比作古代名将关羽、赵云、廉颇、李牧。诗云：“体国公忠似关赵，坚强活泼力超群。龙逊气概可比拟，廉颇李牧两将军。”足见贺龙及其所部当时在晋绥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与光辉形象。
贺龙指挥张宗逊所率的358旅，在兄弟部队配合下，英勇奋战半年，至1938年春，先后收复了晋西北的宁武、岢岚、五寨、神池、保德、河曲、偏关等七座县城及周边广大地区，建立了抗日政权，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38年4月9日，贺龙等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发去综合报告电。次日（4月10日），即收到毛主席的复电：“9日电悉。努力奋战击破敌人整个进攻，取得伟大胜利，中央同志闻之极为兴奋……望争取新的胜利，造成巩固的根据地，完成战略任务。”从毛主席的回电中，可以感受到中央同志都很高兴。这是因为贺龙等认真地执行了毛主席关于对日寇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指示，也证明开展山地游击战的理论，是战胜日寇的法宝。更让毛主席高兴的是，贺龙等在晋西北的奋战，为毛主席构思新的战略指导理论，提供了实践的依据。5月间，毛主席在延安作“论持久战”的讲演，随即把《论持久战》的单行本送到了120师。贺龙等如获至宝，立即组织培训学习，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贺龙亲自筹划并指示张宗逊：在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从358旅中抽调一部分兵力，组成绥（远）蒙（古）支队，向绥远省挺进，在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周边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又经半年奋战，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了十多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至1938年秋，即120师东渡黄河一周年之际，成功地创建了拥有近三十个县、约千万人口的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内，镇压汉奸和恶霸，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建立各级党政军群的抗日组织。这片由共产党、八路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逐步发展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解放区。
1938年12月18日，120师主要干部在山西省岚县合影。
二排左五为贺龙，其左为关向应、甘泗淇，其右为张宗逊、周士第。
随着晋绥解放区的日益扩大，成立了晋绥军区，贺龙任司令，关向应任政委。军区之下设立了十多个军分区。随后，为加强指挥，又在晋绥军区与军分区之间，增设了吕梁军区和绥蒙军区两个二级军区。张宗逊出任吕梁军区司令兼政委，仍直接指挥第358旅。随着形势的发展，还组建了骑兵支队和许多地方部队。张宗逊率领的第358旅，从东渡黄河出征时的两个团、约四千人，扩编为四个团，并增编一个骑兵营和一个炮兵营，发展成为拥兵万余的野战主力兵团。在晋绥大地上，形成了野战兵团、地方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战略上完全转入主动。日伪军盘踞的城市和据点，沦为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中的孤岛，陷入瓮中之鳖的困境。这昭示着日本侵略者必然失败、中国抗日战争必然胜利。
贺龙率领张宗逊等创建的晋绥解放区，在陕甘宁边区东北方构筑了一道日伪难以逾越的屏障，有效地阻止了其对陕甘宁边区的袭扰，保障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安全及对全党全军的稳定指挥。尤其是1941年贺龙出任晋绥陕甘宁联防军司令后，统一指挥两大战略区的军事力量，晋绥解放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历史证明，在整个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解放区始终发挥着拱卫党中央安全、连接各战略区的枢纽作用。
日寇围攻五台山，聂荣臻告急，贺龙命令张宗逊率部驰援
1938年初冬，日寇实施“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山”的作战方针。占据北平、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地的日寇分多路围攻我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山根据地。形势危急，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请求支援。贺龙遵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命令张宗逊率第358旅主力开赴晋察冀边区作战。临行前，贺龙嘱咐张宗逊：“晋察冀地区的鬼子气焰嚣张，正在围攻五台山，毛主席指示我们前往增援。你们这次是到晋绥根据地以外的区域作战，具体行动听从聂荣臻司令指挥。不仅要打好仗，更要注意维护两个战区间的团结。”张宗逊深刻理解此次东征作战的意义，向贺龙郑重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10月下旬，张宗逊率第358旅主力由忻县（今忻州）以西地区出发，向东秘密越过同蒲铁路，遵照聂荣臻司令的电令，隐蔽进抵五台县城西南地区待机。经侦察获悉，驻五台县城的日军第135联队一部正在附近地区‘扫荡’，经常夜间秘密出动，白天烧杀抢掠，肆虐乡里。张宗逊决心创造战机，歼灭该敌。随即把自己的预案报告了聂荣臻司令并获得批准。
11月3日，张宗逊得悉：宿营于五台县城西北部高洪口镇之日寇近千人，附有大批骡马大车，准备返回县城。张宗逊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判明该敌返回县城的必经之路，随即命令部队在敌必经之地——“滑石片”山谷附近部署伏击。部队沿山谷约两公里地段布成口袋状伏击圈；同时派遣一部兵力，在五台县城与滑石片之间占领有利地形，准备阻击可能来援之敌。张宗逊亲临担负主攻任务的第716团指挥所，与团长黄新廷、政委廖汉生一同指挥战斗。当日午夜，由高洪口返回五台县城的日寇终于进入滑石片谷地。待敌完全进入我伏击圈后，张宗逊一声令下，各部队按预定方案，采取“堵头、截尾、分段夹击”的战术，主要用手榴弹和刺刀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日寇猝不及防，顿时陷入混乱。经四个多小时激战，至4日拂晓，全歼该敌，无一漏网，俘敌21名。
经审讯俘虏查明，该敌系日寇第135联队蚋野大队及联队的辎重一部。毙敌七百余人，毙其骡马一百多匹。清理战场时发现，敌人的火炮等重武器依然驼在被炸死的骡马背上，被击毙的军官身上的手枪仍装在枪套里。此战缴获火炮6门、轻重机枪34挺、步马枪340余支、军马15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全旅伤亡仅75人，敌我伤亡之比为10:1，创造了以极小代价歼灭日寇主力部队的范例。这是张宗逊独自组织指挥的一次歼灭战。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第358旅的威信，也进一步赢得贺龙的器重。
滑石片歼灭战，震撼了日寇。迫使其他各路日伪先后收缩撤退，粉碎了日寇围攻五台山的计划。受到八路军总部及贺龙、聂荣臻等首长的通令嘉奖。但因属跨战区作战，这一辉煌战果未能得到及时的传扬。但此战的缴获却极大地改善了第358旅的装备。旅组建了炮兵营和骑兵营；各团配备了电台；各步兵营列装了重机枪；各步兵连配备了轻机枪。当第358旅由晋察冀凯旋晋绥时，许多指战员身着缴获的日军呢大衣，骑着俘获的东洋大马，军容威武，沿途引来友军和群众围观喝彩。友军骑兵第1军军长赵承绶将军，主动腾出其军部住所供张宗逊及第358旅旅部使用，并组织当地民众慰问祝贺。此举扩大了我军在友军和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有力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增强了广大军民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信心。
五台山西麓滑石片歼灭战纪念亭及抗日烈士纪念碑
在迎接张宗逊率第358旅返回晋绥驻地时，贺龙高兴地说：“你们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不仅粉碎了日寇对五台山的围攻，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更有力支援了兄弟军区。希望大家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胜利！”说到这里，贺龙环视在场人员，注意到从前线归来的干部中，除张宗逊外，几乎人人都穿着一件缴获的日军呢大衣。贺龙接着严肃地说道：“你们把缴获的日军大衣送给了张旅长，也送给了我，呢子大衣穿在身上比布衣服暖和，但我们没有穿，为什么？因为毛主席规定我军有一条纪律，叫作‘一切缴获要归公’！希望同志们会后把大衣脱下来，集中到一起，挑好的送到延安去，剩下的再统一分配给各部队，作为野外或夜间值勤人员公用。”大家听了贺龙的话，对脱大衣虽有不舍，但内心更加敬佩贺老总坚强的党性和严于律己的品格，从中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张宗逊随贺龙挺进冀中，驰骋华北战场
冀中地区，即河北省中部平原。东濒渤海，西依太行，地势平坦，物产丰饶，人口密集。周边有北平、天津、沧州、石家庄、保定等大中城市环绕。区域内近三十个县市，人口约千万。七七事变后，因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其军队不战而退，周边城市迅即沦陷。唯有驻冀中晋县地区的东北军第691团，在团长、我党地下党员吕正操率领下，执行党的指示，拒绝南撤，宣布脱离国民党军，改称“人民自卫军”。在我党号召和吕正操部影响下，冀中涌现众多自发的抗日武装，但处于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缺乏统一领导的状态。后来，八路军总部虽授予吕正操部“八路军第三纵队”番号，并任命吕正操为冀中军区司令。但因部队成分复杂、整合难度较大，对内难以形成核心，对敌难以产生威慑，冀中局面仍显纷乱。引起八路军总部和毛主席的关注。
鉴于晋绥根据地已趋巩固，我军转入攻势，日伪转为守势，战略主动权在我，主力部队可抽调执行跨战区作战任务。1938年冬，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令贺龙率部挺进冀中，帮助整顿冀中抗日根据地，并乘势壮大自己。12月22日，贺龙、关向应率师部直属队及第358旅之第715、第716团等共约八千人，向冀中挺进。同时令张宗逊率第358旅余部留守晋绥，阻击日伪骚扰，继续建设巩固根据地。
贺龙率部走出吕梁山，绕过五台山，穿越太行山，于1939年元旦抵达河北省阜平县境，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会晤。聂荣臻向贺龙介绍：“冀中民众抗日热情高涨，但武装力量庞杂，缺乏统一领导和核心权威。尤其有一支三千余人的‘河北民军’，专事摩擦，残害我干部群众数百人，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吕正操部难以应对，亟待你部前往整顿……”。贺龙爽朗笑道：“那我可就不客气喽！” 随后，遵照八路军总部电令，成立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吕正操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政委。
贺龙率部在阜平地区进行了十余日整训，重点学习平原游击战术及整顿地方武装的方法。贺龙强调：“在晋绥山区，我们是胜利之师，但不可骄傲；进入平原作战，须从头学起；要主动团结兄弟部队，力戒轻敌，稳扎稳打……”
1939年1月26日，贺龙率部到达冀中的任丘县大王庄，与吕正操等会面。吕正操表示：“欢迎贺老总来领导我们。我是新党员，旧军人，未经历长征，对红军、八路传统体验不深。”贺龙笑道：“若论旧军人资历，我比你更老，此事不必再提！如今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兵，当同心协力搞好冀中，完成毛主席赋予的任务。”贺龙接着说：“我与关政委商定，从我们带来的部队中抽调五百名军政骨干，充实你的第三纵队，帮助你们体验红军、八路传统。你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整训，为防敌滋扰，你们可分批轮番开到太行山东部整训”。2月13日，党中央决定，由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吕正操等组成冀中军政委员会，贺龙为书记，统一领导冀中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从此，贺龙成为冀中地区的总负责人。按八路军总部指示，从第三纵队中抽出两个独立支队和津南自卫军共八千余人，编入120师建制。贺龙将这些部队与带来的主力部队混合编组，整编为两个旅，即120师独1旅和120师独2旅，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言传身教，边整训边打战。纵横驰骋，震慑日寇和汉奸，冀中逐渐出现新局面。
在贺龙直接指挥下，部队分兵在饶阳、任丘、肃宁、大城、河间等地连续实施四次伏击战和一次防御反击战，五战皆捷，共歼日寇两千余人。每战虽规模不大，但速战速决，战果大，伤亡小，开创了平原游击战的范例。尤其是1939年4月23日至26日在河间齐会村及其附近战斗。贺龙亲临战斗第一线，在敌轻武器射程内指挥作战，与日寇第27师团吉田大队激战三昼夜。先坚守，后反击，再追击，歼敌七百余名。震慑了日伪军，稳定了冀中形势。
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和部队的不断扩大，事务千头万绪，贺龙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他想在两个独立旅之上，编组一个指挥机构，替他分担他一些事务。他随即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建议：将两个独立旅合编成一个纵队，任命张宗逊担任这个纵队的司令。获准后，贺龙电令张宗逊：将留守晋绥的任务交给副旅长彭绍辉代理，火速赶赴冀中。张宗逊接到电令后，日夜兼程，于5月25日赶抵高阳县河西村师部报到。贺龙见到张宗逊时说：“你来了，我就可以好好地睡一觉了，具体事务由你们去处理。”张宗逊回答说“大事请你定，我们管落实。”自此，贺龙将两个独立旅编成一个纵队后，交由张宗逊直接指挥。因为两个旅中各有一个主力团原属358旅，即715团在第1旅，716团在第2旅，且全纵队的营职以上主官，大多数也出自358旅。后来，人们都把这个纵队称为“张纵队”。
在贺龙的率领下，张宗逊指挥所部在冀中广阔地区，继续开展平原游击战，组织和发动群众，主要活动于冀中南部。在石家庄至沧州公路两侧地区，拔除敌伪据点十余处。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迫使其再不敢轻易离开据点；并继续收编、整理地方自发性武装。分别编入县大队、区中队、武工队，纳入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体系。遵照贺龙的命令，6月下旬在深县地区，全歼了以张荫梧为首的反动武装“河北民军”近三千人，铲除了冀中一大祸患，大振了民心，巩固了根据地。随即出现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平原打击日伪的新战法。迫使日伪转入守势，我冀中根据军民日趋主动。
1939年夏秋，正当我八路军在华北与日伪激战时，国民党出现了新的动向。在6月下旬，由陈诚主持制定了一个《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共五章六十三条，经蒋介石批准在国民党内秘密传播。要害内容是污蔑共产党违反军令政令，破坏集中统一；阴谋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准备掀起反共声浪……为应对突发事件，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令贺龙率120师由冀中逐步西移，向陕甘宁边区靠拢。幸好，此时吕正操的三纵队整训基本结束，军政素质均有明显提升，能够接替120师的任务。
贺龙率120师，在冀中转战八个多月，大小战斗116次，歼敌五千余人，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震慑了日伪，鼓舞了人民，巩固了冀中根据地，壮大了部队。第120师来冀中时，八千人。离开时，两万八千余人，增加了两倍多。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尤其是吸纳了一批知识青年入伍，增强了部队发展的后劲。总之，圆满地完成了毛主席赋予挺进冀中的任务。对贺龙及120师在冀中的奋战，吕正操的评语是：“强将鼓舞千军志，雄师振奋万民心。日寇汉奸行将灭，人民欢呼新冀中。”
1939年9月，驻石家庄地区日寇发起“秋季大扫荡”，妄图偷袭我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时值120师刚开始西移，为粉碎敌企图，贺龙、聂荣臻商定成立前方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前线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20师在冀部队及晋察冀军区在战地附近的部队，共八个团的兵力，迎击来犯之敌。张宗逊率部进至太行山东部阜平县和灵寿县地区备战。贺龙、聂荣臻亲临勘察地形，并向张宗逊交代了作战意图。张宗逊遵照贺、聂首长的指示，采用诱、堵、围、截、打的游击运动战战术，与敌周旋五天，激战一昼夜，于9月30日，全歼日寇第8旅团第31大队及伪军一部，毙俘敌大队长田中省三以下1396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此役史称陈庄战斗，被誉为“模范歼灭战”。勇挫日寇凶焰，大长我军志气，扭转了晋察冀边区的被动局面。此次战斗受到八路军总部和毛主席嘉许，蒋介石亦致电祝贺。战斗胜利时，正值农历八月十五，根据地军民喜气洋洋，扭秧歌，唱大戏，杀猪宰羊烤月饼，盛情慰问子弟兵，为贺龙率张宗逊等回师晋绥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送别礼！
太行山东部灵寿县陈庄歼灭战纪念亭及纪念碑
陈庄歼灭战之后，张宗逊根据毛主席的部署及贺龙的命令，率部回师晋绥。接着在晋绥地区进行了反“蚕食”、反“扫荡”作战；参加了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的百团大战，拔除了同蒲铁路北段敌据点，进一步巩固扩大了晋绥解放区。与兄弟部队协同，使晋绥与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张宗逊率部驰骋华北，连战连捷，展现了中华儿女的顽强意志和八路军的军威，赢得广泛赞誉。
1940年3月10日，在晋绥军区一次军事会议上，贺龙热情洋溢地说：“358旅张宗逊同志是大革命时代的干部，是我们120师资深的旅长，他对于创造晋绥根据地，对于保卫晋察冀边区，都尽了很大的心力。‘张八旅’（即张宗逊担任旅长的358旅）从抗战开始以来，总是不断地在作战，歼灭敌人，掩护国军退却，创立大青山根据地，创造了八路军骑兵……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每个同志都应当学习的”（贺龙军事文选第94页）。贺龙这段发自肺腑的话，如实地肯定了张宗逊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岁月的卓越贡献。
1992年春节期间，作者许忠敬与离职休养的张宗逊上将在一起。
实践表明，毛泽东知人善任，贺龙任人唯贤，张宗逊不负重托。张宗逊以其坚强党性、忠厚人品、务实作风和卓越才能，逐渐融入红二军团。并与358旅的历任政委李井泉、张平化、廖汉生等密切配合。在领导部队建设和指挥作战中，努力把毛泽东倡导的一系列建军作战原则与贺龙培育的英勇顽强作风，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井冈山精神和红军传统的孵化器，使358旅始终保持着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全军部队统一整编，并依数序授予番号，第358旅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师”。
抗日战争后期，以‘张纵队’等部为基础组建晋绥野战军，贺龙任司令，张宗逊任副司令、代司令。经过八年的抗战历练，张宗逊由贺龙麾下战将成长为副手和主要代理人。解放战争时期，贺龙任西北军区司令，张宗逊任西北野战军（后称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新中国成立后，贺龙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宗逊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1955年9月，贺龙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张宗逊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和紧密的合作，成为我军高级将领中保持良好上下级关系的楷模。
【作者简介】
许忠敬，1932年5月生于山西长治。1947年10月参军，1949年3月入党。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两次荣立三等功。经华北军政大学、第一坦克学校和国防大学培训。历任军委军校部参谋，训练总监部参谋，总参谋部参谋，军委办公厅秘书，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军队指挥研究室主任、战役战术研究部部长、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兼军事百科全书总编室主任。1988年8月，被授予少将军衔。长期从事战役战术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成果丰硕，多次获奖。连续八年担任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1994年5月离职休养。现为北京卫戍区海淀第12离职干部休养所正军职离休干部，老干部党支部书记。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