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拉开序幕。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反对内战，共同抗日，迫使国民党重新审视国共两党的彼此关系。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铺垫下，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框架逐渐形成。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的初始阶段，朱德曾三次会晤蒋介石，向其表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南京一晤：巩固决心 共同抗战
1936年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蒋介石口头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回到南京后又表现出消极态度。在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红军的改编时，总是出尔反尔，甚至提出让“朱毛”离开红军，出国考察。在对日作战上也总幻想着能“媾和”。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七•七事变后的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26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题为“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针对蒋介石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指出：“和平已到了绝望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摆在我们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抗战，抗战到底！”并指出：“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有着超出我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但“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但蒋介石仍然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解决，没有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本质。
在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蒋介石才在1937年8月初急电延安，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抗日大计。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定派遣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南京。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在党内、军内拥有极高的威望，他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卓越的领导能力，使他成为此次南京之行的重要代表。
1937年8月9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抵达南京。在与蒋介石举行会谈时，蒋介石提出：“贵军改编后，须完全受中央军事委员会指挥，不得擅自行动。”朱德则针锋相对地回应：“红军改编后，仍需保持独立指挥权，否则无法有效抗日。”朱德还坚持保留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并拒绝接受国民党派遣政训人员。在作战区域划分上，国民党要求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要全部开赴华北正面战场，朱德则提出“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主张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经过反复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一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3个师，共4.6万人，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二是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由叶挺、项英领导，隶属国民革命军序列。三是战略分工上，国民党承担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形成战略配合。
南京会晤标志着国共两党从对立走向合作的转折点，蒋介石最终在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上作出让步，公开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并借此向国内外表明“团结御侮”的决心。朱德在南京期间多次发表演讲，强调“抗战高于一切”，极大鼓舞了民众信心。八路军改编完成后，迅速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朱德指挥部队在平型关战役中首战告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中顽强抵抗，形成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战略配合。
洛阳二晤：改造军队 加强抗战
卢沟桥事变之后，全面侵华战争战火迅速蔓延。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一系列顽强抵抗，但由于敌强我弱等多种因素，局势依然严峻。淞沪会战虽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上海最终沦陷；南京保卫战失利，南京惨遭日军大屠杀，中国军民遭受巨大灾难。在华北地区，日军也不断推进，大片国土沦陷。此时，国民党军队在军事指挥、军队建设等方面暴露出诸多问题，急需调整战略、整顿军队，以应对日军的持续进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根据地，给日军后方造成了极大威胁，在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1938年1月，蒋介石要在洛阳召开国民政府军事会议，旨在商讨抗战的下一步战略方针和军队建设等关键问题，要求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林彪、贺龙、刘伯承三位师长都悉数参加。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却很担心，因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事件和南方游击队在改编新四军时被国民党军诱骗缴械的“闽粤边区缴械”事件就在眼前。朱德和彭德怀认真分析后认为，在全民族抗日高涨的形势下以及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来看，蒋介石不敢也不会借会议对我们发难。
会议期间，蒋介石即集体会见了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又与他们有过单独交谈。会上，朱德针对当时的抗战形势，提出了改造军队、巩固抗战的一系列重要建议。朱德指出，军队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集合，更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明确的政治目标。他建议在军队中加强政治教育，培养官兵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让每一个士兵都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此外，朱德深知，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只有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才能取得最终胜利。他建议国民党军队要改变与民众脱节的状况，积极发动和组织民众，让民众成为抗战的坚实后盾。通过帮助民众建立抗日自卫组织，提供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使民众能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
洛阳会议后，国共在山西战场实现有限协作，卫立煌部与八路军联合阻击日军南下；朱德向阎锡山提供游击战术指导，推动建立晋东南根据地。朱德的建议让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卫立煌、阎锡山、冯玉祥、程潜、张治中等开始反思军队建设和抗战战略的问题。部分军官认识到政治工作和民众力量的重要性，开始尝试在自己的部队中进行一些改革，如加强对士兵的爱国教育，关注士兵的生活待遇等。虽然这些改革在初期并不彻底，但为后来国民党军队的一些调整奠定了基础。一些国民党军队开始加强与民众的联系，在一些地区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活动。在某些地方，国民党军队与当地民众合作，建立了抗日自卫队，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抗日战斗，给日军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八路军在敌后根据地的成功经验，也因为朱德的建议而更加受到关注，一些国民党军队开始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和组织民众的方法。洛阳会议中朱德的建议，是中共在民族危局下以实践经验推动国民党军事改革的积极尝试，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重要成就，国民党方面开始更加重视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双方在情报共享、军事协作等方面有了更多的互动。
朱德向蒋介石提交的“军队改造”建议，既展现了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胸怀，也体现了“以斗争求团结”的智慧。尽管国民党的“限共”本质未变，但朱德的坚持与策略，推动了敌后战场的崛起与全民抗战的力量凝聚。
武汉三晤：克服悲观 坚持抗战
1938年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也规定了战略方针，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高度的机动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按此计划，蒋介石自任总指挥，调集第五、第九战区全部兵力和海空军各一部，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组织防御，准备持久作战。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以空间换取时间，内、外战线结合，消耗、挫败敌人；二是及早内迁工厂、内运物资、整备军队、加紧生产，作长期抗战准备；三是争取国际上同情和支援，期待国际战场的开辟以彻底战胜日军。
此时，国共两党为了抵御民族大敌，进一步加强合作，1938年10月在武汉保卫战最紧张的时刻，朱德却决定赶去武汉面见蒋介石。此时，日军正在向汉口逼近。日机经常空袭武汉，武汉难保，国民党内部悲观情绪蔓延。
朱德到达汉口后，由周恩来陪同去见蒋介石。见面后，朱德首先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指出虽然中国在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但中国拥有广阔的领土、庞大的人口和坚定的抗战意志，具备持久抗战的基础。他强调，日本的侵略虽然来势汹汹，但因其战争的非正义性和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必然难以持久。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采取持久战的战略，不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逐步扭转战局。针对国民党内部的悲观情绪，朱德言辞恳切地表示，抗战是全民族的事业，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战胜敌人。他列举了八路军在敌后战场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如平型关大捷等，展示了共产党军队的抗战决心和战斗力，鼓舞了蒋介石的信心。
朱德还建议蒋介石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提高士兵的爱国意识和战斗意志，同时积极发动民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民众成为抗战的坚实后盾。朱德向蒋介石强调：只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即使退到重庆也不要紧，日寇是一定能够打败的！蒋介石对朱德是了解的，也是钦佩的。朱德参加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担任敢死队队长，生擒云贵总督；蒋介石参加辛亥革命的“杭州起义”担任敢死队队长，活捉浙江巡抚；都有过一战成名的殊荣。蒋介石在听取朱德的意见后，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认国民党军队在前期作战中存在一些问题，如指挥协调不畅、装备落后等，但表示仍将坚持抗战。双方就军事部署、军队补给、情报共享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了一些共识。
朱德与蒋介石的会面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民党的抗战决心。朱德对抗战形势的深刻分析和对胜利前景的坚定信心，让蒋介石认识到抗战并非毫无希望。通过交流，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看到了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积极作用，这使得他更加坚定了继续抗战的信念，抑制了国民党内部“亲日派”的求和声音，激发了国民党士兵们的战斗热情。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合作成为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朱德与蒋介石的三次会晤，在全面抗战的初始阶段，对国共合作的深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抗战战略的发展、改造国民党军队以及国际支持的获取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会晤是国共两党在民族大义面前的携手，为中国最终取得抗战胜利迈出了坚实步伐。（作者刘建系朱德外孙、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解放军某部少将；管严系中央党史文献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宋志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