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指导下，中国粮食基本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粮食安全问题，必须抓好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粮食产业的源头，是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的基础产业。但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短板逐步显现，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补齐种业短板，打好种业翻身仗，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事情。
南繁基地现状
进入21世纪，南繁被列入国家粮食安全发展中最关键的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内容之一，在海南三亚、陵水和乐东划定和设立国家南繁基地，旨在保障中国人的饭碗稳稳地端在自己的手里。目前，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已经成为国家农作物科研育种的重要平台，是中国现代种业科研的前沿阵地，每年有来自中国 29个省区的育种科研人员在南繁基地从事南繁科研育种和制繁种工作。近年来，通过南繁加速品种选育进程的优势更加突出，空间聚集效应日益显著，作物种类已扩展到30多种。有数据显示，最近10年，主要农作物中，国家审定的品种有1345个出自南繁，占总数的86％；省级审定的12599个品种，育自南繁的占91％。南繁已成为我国农作物育种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农业生产用种的“储备库”。为国家种子调剂、备荒、应急、缺口生产基地，为各地农业抵御洪涝、干旱、冰雪灾害等自然灾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每年都有30个省份的近700家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6千多名科研人员在海南从事南繁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南繁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一定要建成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南繁基地孕育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矮秆水稻之父黄耀祥，西北瓜王吴明珠，玉米育种专家戴景瑞、李登海，抗虫棉专家郭三堆等农业科技人才。南繁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最开放的、最具影响力的农业科技试验区，被誉为“绿色硅谷”，是农业科研的“加速器”、种业安全的“避雷针”、种子供给的“常备库”、交流合作的“大舞台”、人才培养的“摇篮”和地方发展的“助推器”，南繁为我国独有，世界无双的创举。
（一）南繁基地建设基本情况。自《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海南)建设规划 (2015-2025年)》印发以来，每年南繁育种面积达到13万亩左右，地域上从最初的三亚、乐东、陵水等三市县扩展到以临高为中心的琼北育种区，三亚主要的育种基地为警备区师部农场和南滨农场。陵水规划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面积8万亩，其中核心区1.5万亩，分布在安马洋周边。同时，海南以三亚、乐东、陵水等市县为中心，核准划定了26.9万亩南繁保护区和5.3万亩核心区，其中，17866.67 公顷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纳入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实行用途管制，保障了南繁科研育种用地长久稳定充足。每年冬季，全国各地有多达500家科研单位、高等院校、民营科技企业、种子部门及个体户到南繁基地育种，农业科技工作者达3-5万人（其中常驻科研人员约5000人），涉及我国内地29个省区（除西藏、青海外）的农业育种试验机构，其中三亚地区400多家，乐东、陵水150多家。
（二）南繁基地服务管理体系建设情况。2018年11月正式实施的《海南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将南繁纳入专章，使得南繁基地建设有法可依，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南繁技术服务体系和稳定的南繁服务队伍。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春蕾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农乐南繁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以及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等地方专业院所都参与南繁服务业务，从业人员达2500人。该公司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在陵水、三亚、乐东等地建成 1300 余公顷的南繁育种基地，每年为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江苏、广东等省市150余家科研院所和企业提供南繁技术服务和土地租赁代理服务。
（三）南繁基地和国外种业公司合作情况。随着我国《种子法》的出台，允许外国种业公司进入我国种子市场后，进入南繁基地的外国种业公司越来越多，他们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在三亚、乐东、陵水等市县的南繁基地进行玉米加代、繁殖和水稻制种，甚至进行市场销售等。其中规模较大的外国种业集团公司有美国孟山都公司独资的圣尼斯种子（北京）有限公司、美国先锋公司独资的辽宁铁岭先锋种子研究有限公司、美国先锋公司合资的北京凯拓迪因生物技术研发公司、法国利马格兰特公司独资的山西利马格兰特种谷物研发有限公司、瑞典先正达公司独资的河北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德国拜尔公司合资的陵水广陵种业合作研发基地等。
南繁基地粮食安全隐患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调研南繁育种基地时强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良种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种业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最具活力的创新要素，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所在，也是“藏粮于技”的重中之重。打好种业翻身仗，需继续夯实中国种业发展取得的成果，并把好粮食数量安全和粮食质量安全总开关。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曾经在《目标中国》一书中描述道：美国进攻中国食品安全的第二条战线是转基因主粮，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深思熟虑大搞“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IPRB）达到控制中国乃至亚洲的粮食的目的。洛克菲勒的基因革命就是以水稻为切入点，因为水稻是大部分亚洲国家食品安全的象征。而全世界90%的水稻产于中国和印度，驯化和培育水稻的历史长达一万二千年，适应千变万化的各地自然条件的耐旱抗虫品种被农民培育出来，从来无需“生物技术”插手，西方农业公司利用中国人缺少技术和知识的弱点，炮制黄金水稻神话，向中国水稻主产区非法输送了转基因种子，同时为此设计了各种信贷体系和销售模式，为它们建立了肥料、杀虫剂、农业机械化的全球市场。
（一）国际种业市场分析研判。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国际种业市场进入资源整合的“强强联合”时代，形成了德国拜耳、美国科迪华、中国先正达三足鼎立之势，行业集中度提升，寡头垄断加剧。仅拜耳一家的市场份额就达到全球四分之一，中国的先正达与隆平高科合计还不到10%，中国种业的供给份额与国内对粮食的需求相比，依然还有较大差距。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农业和养殖业的种子供应，已被德、美等西方国家种业公司垄断，拜耳（孟山都）、科迪华（杜邦先锋）等跨国种业巨头公司对中国农业市场的控制力也在逐渐增加。如我国的大豆种子，对外依存度高达86%；少数种业巨头试图控制我国种业市场，美国先锋公司20余个玉米品种覆盖我国东北、黄淮海粮食主产区；转基因等前沿核心技术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里，这也对我国种业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二）我国种业安全现状分析。整体而言，目前我国种业是安全的，但局部性和区域性的风险是存在的。随着我国部分农作物对进口种子依赖度持续加深，存在种业被外资控制的巨大隐患。据有关资料显示，种业安全评估体系进行实证分析，以大豆产业为例，结果表明：我大豆种业自2006年起已陷入危机，且安全状况不断恶化。对种业主动权的丧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粮食安全和种子安全的控制能力；2015年以来，我国粮食进口数量维持在1亿吨以上，2019年我国累计进口谷物和谷物粉1785.1 万吨，进口大豆8851.1万吨，合计10609.2万吨， 相比2018年，虽然下降了9.2%，但大豆的进口量明显增加；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东南亚沙漠飞蝗、局部极端天气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使得各国粮食限制或禁止出口，导致我国粮食进口受到较大影响，2020 年提高秋季玉米收购价就是典型反应；2011 年2月10 日，隆平高科发布公告，公司与法国利马格兰控股子公司
（Vilmorin Hong Kong Limited） 签署了设立合资公司的框架性协议，双方将共同投资2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将以杂交玉米种子的培育、生产和销售为主；先正达与河北三北种业公司合资，其选育的玉米品种目前主要在内蒙古推广；德国 KSW 公司与新疆康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其玉米品种在合资公司成立之前已经先期进入黑龙江玉米种子市场。中国玉米种子市场正面临外资不断扩张的压力。
（三）南繁基地粮食种业安全现状调研。近年来，美国的孟山都、先锋，瑞典的先正达和德国的拜尔、杜邦等国际种业公司，通过在我国独资或寻找代理公司、与我国种子销售公司合作或者直接购买我国公司等形式，进入中国市场，并每年在南繁基地进行玉米加代、繁殖和水稻制种等，在我境内销售其旗下品种，千方百计实现其占领垄断我国种业市场的目的。三亚、乐东、陵水分别和美国孟山都种、法国利马格兰特、瑞士先正达、德国拜耳种业公司进行合作，由于我们基础理论和原始技术创新不足、市场监管制度不完善、维权意识弱、科研和市场“两张皮”仍然存在，而且，缺少拜耳（孟山都）、科迪华（杜邦先锋）这样的种企“航母”，市场竞争力和种业创新能力较弱。
1.美国先锋种业公司占据我国东北、华北、西北玉米种子市场70%的份额。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肉蛋奶的需求不断增加，作为饲料的玉米需求量不断增加，并迅速超过水稻、小麦，成为我国第一大农作物，玉米种子的安全就更应该放在种子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首位。美国先锋种业是在我国种子市场影响力最大的三家企业之一，尤其是其玉米种子在我国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该公司在三亚市崖城镇城东田洋拥有100余亩的实验用地。其旗下的玉米品种“先玉335”，在东北、华北、西北深受欢迎，占据了该三区70%的市场份额，更有“没有'先玉335'，北方就没有玉米种子可卖”之说。近年来，先锋种业的玉米种子主要通过陕西敦煌种业和山东登海先锋种业公司销售。
2.美国孟山都种业公司成为我国种子安全最大的威胁。孟山都创建于1901年。与创立之初的孟山都相比，今天的孟山都公司更专注于农业领域，是著名的经济海盗。该公司目前在三亚市凤凰镇水蛟村白鸡组拥有200余亩的实验用地，用于种子的繁殖、加代、育种等等。目前该公司的玉米种子、蔬菜种子在我国占有相当高的市场份额，但该公司从未公开其境内合作企业，也未公布其他相关数据。调查发现，孟山都等公司与我国科研机构、科学家和种子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以使他们在科研过程中使用国外专利技术，以染指垄断我国的种子基因专利。当前绝大多数基因改造作物研发技术，都已经被孟山都等少数公司所控制，他们通过大投入获得的良种，控制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企图垄断整个粮食控制权。
3.瑞士先正达种业公司掀起玉米种子市场波澜。瑞士先正达种业公司是世界第一大植保公司、第三大种子公司，该公司在我国成立了先正达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在全国23各省市建立销售点，形成一个巨大的种子销售网络在海南省乐东县利国镇广园坡拥有150余亩的实验用。目前，该公司成功推出某全新玉米品种，势必在我国的种子市场中掀起新一轮的波澜。
4.法国利马格兰特种业公司致力抢占我国水稻市场。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位，因此也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国际种业公司超越的目标。利马格兰特种业公司在三亚市南滨农场拥有100余亩育种试验田，并与我国著名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院士创办的隆平高科有合作关系，利用隆平高科的销售网络出售该公司的水稻品种，逐渐侵蚀中国水稻市场。
5.德国拜耳种业公司强势增长。拜耳公司是全球化工巨头之一，有着150年历史的生命科学企业。早在1882 年，拜耳公司首次进入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拜耳也逐步加大了在中国的投入。据统计，2018年，拜耳在大中华区的销售额达到31.27亿欧元。截至 2019年1月，拜耳在大中华区拥有超过9000名员工，进入我南繁基地后与陵水广陵种业公司合作研发基地，快速扩张，势头迅猛，对国产商品粮种构成威胁。
粮食安全隐患成因分析
虽然我国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取得了重要成就，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已达43%以上。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在60%以上，我国还有一定的差距。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水稻、小麦单产在世界上处于比较好的位置，但大豆亩产只有约130公斤、玉米约420公斤，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三分之二。据统计，目前共有8家全球种业巨头在海南开展农作物育种工作，对我国粮食安全也存在隐患。
（一）种源上存在“卡脖子”情况。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任务来看，种子问题是落实“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选择，种源“卡脖子”就是种业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品种，所以这里的“种源”就是农作物种业里面的商品种子，也就是我们的种源还不够强大，农作物种源作为商品种子的农作物栽种竞争力不够，作为商品种子的种源存储数量不充实，而导致的质量上不去，选种技术攻关实力不强。而跨国种子企业加紧研发布局争夺物种资源，自然对我们种质资源造成威胁。比如：“基因”技术，成为农作物种业的芯片，谁拥有了高价值的基因谁就在转基因产业化领域占有领先地位，从全球基因转化事件的现状来看，外资企业处在国际领先地位，如果转基因产业化，我们就必须接受“基因”技不如人的现实，在基因方面形成“卡脖子”。而海南省种子市场目前存在“杂、乱、散”的情况，很多民营企业的科研攻关能力有限，竞争力不强，为了能够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一方面快速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节省研发成本、缩短市场培育周期，而选择和跨国种业公司合作共赢，跨国种业公司也是看到我们所存在的短板和民营企业的自身特点，从而能够快速入侵我国种业市场。
（二）种子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弱，科技优势未转化为产业优势。我国植物育种领域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在缩小，尤其作物功能基因组学、农作物强杂交优势利用与新品种创制、绿色超级稻培育，我国处于全世界先进水平。但在生物技术育种方面的科技优势远未转化为产业优势，既有种业自身的问题，也有体制机制和监管政策层面的问题。我国存在品种同质化现象，虽然品种数量多，但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规模优势没有成为产业优势。“企业强，种业才能强”。近年来，我国种子企业发展迅速，但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差距依然很大，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是导致创新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一个优良品种的诞生，往往要经过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投入，研发成本高昂，因而高性能种子的研发一直都是国际种业巨头的“专利”。据统计，2020年拜耳公司的研发投入为71.26亿欧元，科迪华公司为11.42亿美元；作为国内种业领头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投入仅为4.11亿元人民币，与国际种业巨头相比差距明显。而从体制机制上看，由于育种人才、资源、技术主要由高校和科研单位所掌握，企业研发能力严重不足，较多照搬国外发展模式，很难在短时间内见效。
（三）产业发展防控意识薄弱。主要体现是跨国种子企业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压缩内资种子企业的生存空间，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这是目前的主流观点。而随着跨国种子企业的不断扩张，失去对种子市场的控制的风险就会增大，进而影响国家种业数量和质量安全。从外资进入领域来看，其扩张目标首选玉米种子市场，确实涉及国家粮食安全领域。它们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通过与国内种子企业合资进入中国玉米种子市场。杜邦先锋是引出中国种业“外资威胁论”的企业，其他跨国种子企业在我国玉米种子市场也不甘示弱: 孟山都与中国种业集团公司合资成立“中种迪卡杂交玉米种子有限公司”，主攻市场选在广西、宁夏等西部地区；利马格兰先是与山西腾达种业公司合资创办中法合资山西利马格兰特种谷物研发有限公司，又转而通过参股隆平高科，在隆平高科和山西利马格兰特种谷物研发有限公司之间签署了玉米品种授权生产经营协议。而海南省南繁基地的水稻种子是占全国水稻种子的1/6市场，也面临被跨国公司控股的风险。
（四）农户经济利益问题。由于跨国种子企业控制种子市场，进而种子市场的定价权移交给跨国种子企业，农民生产成本提高，经济利益受到伤害。我国在种业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选择种子具有绝对自主权，如果跨国种子企业品种能给农户带来高收益，农户一定会选择。据调查，河南信阳一带冬小麦种植，已经没有农民自留麦种了，全部是种子的表面做了药物处理的麦种，而且这种麦种早播种时都必须加相应的小麦伴侣，
改革开放以来，跨国种业公司往往从前期培育市场就开始用价格优惠和质量上乘产品吸引客户，农户在此过程中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而跨国种业公司一旦掌握了主动权和局部市场的垄断，就有了定价权，最终使农户容易受制于人。比如：虽然我国蔬菜种子占据了约80%的市场份额，但国外在设施栽培专用番茄、茄子、胡萝卜、菠菜、洋葱等重要蔬菜品种上，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价格也远高于国内种子，以至于“进口的按粒卖、国产的论斤卖”；比如一种进口辣椒，一亩地仅种子成本就1500多元，算下来一粒进口种子就要2毛钱。而且，外国种子无法自己留种，只能种一季，国内蔬菜种子代理商经常面临“涨价”的难题，据统计，每年通过山东寿光销售的洋种子就超过了6亿元人民币。
粮食安全对策及建议
我国农作物种业经过近20年的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改造，有了很大进步，在有些领域种子生产环节已经达到与国际先进水平一致的程度，如果在引进国外先进的种子加工设备的同时，我们逐步补齐种源供给水平上的差距短板，确保农业生产用种安全是有保障的，风险就是可控的。农作物种业实际种子产业链可以进一步整合成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种子经营等主要的构成环节，缩小种业产业链上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之间差距，在国家粮食安全的整体战略上解决“卡脖子”问题。
(一) 建立健全国有种业科研机构体系，创新种业研发技术，为种业发展提供优良品种支撑。首先要改变种业科研投入“遍地撒网”的局面，将财政资金支持范围缩小，重点支持研究类单位开展基础性、公益性强的种业基础研究工作，减少种业应用研究领域。其次，整合省级和地市级种业科技创新机构，退出或减少种子经营，主要依靠政府资金支持开展常规品种选育工作。我国粮食作物中以常规品种为主，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的口粮安全，加之常规品种可以自留种，种子商品化率低，必须确立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要在现有省级和市县级种业科技创新机构的基础上，依据气候区域和农作物种植制度类型，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常规育种研发中心，主要从事常规小麦和常规水稻的育种研发，种子经营由政府机构选择优秀的经销企业负责。再次，将商品化程度高的国有杂交种子选育机构推向市场，依靠市场力量优胜劣汰，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商品化育种模式。要利用事业单位和科研机构改革，采取多种形式，将国有种业科技创新机构推向市场。鼓励已经具备商业化育种能力，特别是已经形成育种研发和种子经营一体化的国有科研机构直接转变为种子企业；鼓励目前条件成熟的国有种业科研机构和种子企业联姻，国有种业科研机构通过入股等方法整体转入优秀的内资企业，变成其内设机构；鼓励目前在国有种业科研机构工作的人员向种子企业流动，政府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为其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和相应的社会保障，免除后顾之忧。
(二)加强对基层种子市场的监控和监管，防范形成区域垄断和产业变形。首先，从源头抓起，建立种子企业制种工作申报登记制度，掌握不同品种的制种产量，确保全国种子市场有充足的种子供应； 其次，要从终端抓起，加强对基层种子市场的监控，特别是跨国种子企业发展势头迅猛的南繁基地水稻育种，要在县一级建立完善的监控体系，对跨国种子企业以及国内种子市场份额的发展态势进行统计和分析，防范因为过于依赖单一品种，带来巨大的农业生产危险。同时，还要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特别要防止主导品种的质量问题，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
(三)汲取跨国种子企业种子产、学、研方面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首先，要明确以种业为核心，中国种子企业特别是大型种子企业存在混业经营情况，在上市公司中几乎都有涉足非农领域情况，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对于处于转轨期的中国种子企业，这种行为既分散企业经营注意力，又使企业种业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不利于培育壮大种子企业；其次，要高度重视种子消费者，特别是大部分种子企业面临转型的情况下，要学习跨国种子企业以农户为核心的做法和经验，转变经营观念，提高服务农户的水平; 再次，在短期无法迅速缩短与跨国种子企业研发实力差距的情况下，要积极与国有育种研发机构联合，采取购买、合作开发等多种产学研结合形式，提高产品的质量，这是种子企业持续生存的基础。
2021年7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种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党中央推进我国种业振兴的坚定决心，为我国种业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我们要继续加大力度振兴农业发展，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敢闯敢试，夯实种业强国基础，牢牢地端好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中的饭碗。（作者系海南陵水政协董艳）
责任编辑：赵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