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从手机朋友圈看到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会长赵健转发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文章《今天，怀念两位巨星》，对三年前在同一天去世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表达了“一别三年，好想您们”的百姓之念。由此联想到我一位挚友多次叙说过的，2006年目击袁隆平院士吊唁安江农校老校长的情景，不禁有感而发，提笔写下这段不能被遗忘的人情往事。
2006年1月22日，一位老人在长沙逝世，享年89岁。另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前往吊唁。与现场吊唁的其他人一样，深深三鞠躬，之后他久久不愿离去，泪流满面。仙逝的老人叫管彦健，前去吊唁的老人就是后来获得共和国勋章荣誉的袁隆平院士。管老和袁老在湖南安江农校曾是多年同事。在长沙市殡仪馆，时任慈利二中校长吴朝云与时任副校长刘际初遇见了袁隆平院士，听说是管老家乡的人，袁院士深情追忆，管校长是他的恩人，“文革”期间保护了他。袁院士一再表示：没有管校长的保护，就没有我的成功，我终身不忘！
袁老为什么这样说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管彦健，1917年生，湖南慈利县人。1942年考入中山大学农学院。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7年中共华南局派党员吴钧来湘，湖南省委指示他们在慈利溇江中学（现慈利二中）开展地下活动，对国民党进行策反，迎接慈利县城解放。吴钧任党支部书记，管彦健为校长。因为思想进步，工作积极，1949年7月经吴钧介绍，吸收管彦健为中共党员，之后被派往第十突击大队任指导员，进驻慈利县城迎接入慈的人民解放军。慈利解放后，管彦健被任命为县教育科长。1955年，管彦健被调往湖南安江农校，先任副校长，后任党委书记兼校长，直到1982年调往长沙农校任顾问。
管彦健在安江农校整整工作了27年。60年代初，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分配来到安江农校，成为青年教师。此时，作为校长的管彦健与正在而立之年奋发向上的袁隆平年龄相差13岁。作为学农的袁隆平，经历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立志要“必须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能让老百姓挨饿”。他一头钻进学术堆里，潜心研究水稻增产的路子。1966年，他的《水稻雄性不孕性研究》论文公开发表，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发展的序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个偏于湘西一隅的安江农校，造反派抓住袁隆平老师的论文不放，说他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多次企图对袁隆平的团队进行批判。
作为校党委书记、校长的管彦健，这时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管校长其实也不明来由，应该达到什么目的，也没有人明明白白告诉他。他只是凭自己的良知认为，以袁隆平为首的一群学农的青年教师，怀揣着“不能让老百姓挨饿”的朴素想法，从学术上寻找一条粮食增产的路子，这本来就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无可厚非，更不能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对他们进行批判甚至斗争。所以，在某些造反派企图对袁隆平等青年教师进行批斗时，管校长理直气壮地走上台对造反派说：“你们可以批斗我，但不能批斗袁隆平，他正在搞重要实验，影响他的实验，你们负不起责！” “如果你们对袁隆平老师有什么意见，请你们不要把矛头对准他们，要找就找我管彦健！”因为管校长是地下党员出身，造反派只好作罢。
自此以后，校党委、校务会多次决定，为袁隆平等青年教师的科学实验研究保驾护航。1970年，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发现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从此打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突破口。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不难想象，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作为安江农校的主要负责人，管彦健支持袁隆平搞科研，要力排多少众议，承担多少风险？当初，凭他的直觉判断，袁隆平会成功。但他没有想到，袁隆平多少年后走上了“共和国勋章”的领奖台。客观评价，管彦健当年对袁隆平的保护与支持，不是什么先知先觉，高瞻远瞩，而凭的是良知、良心，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是非观、价值观。
什么是良知？良知是至善，是天理，也称为良心，是人类具有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它是文明至上的产物，是道德伦理的基石。无论权利高低，无论贫穷还是落后，只有你没有把内心最深处的良知丢掉，那么你就会推崇正直善良的人，去做公平正义的事。所以说，有良知的人，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袁隆平等人的幸运，是得到了有良知的人帮助。袁隆平一生追求，也是出于自己的良知，“要让土地增产，不能让百姓挨饿。” 所以，当袁隆平因腿脚不便被卫士抬进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最高领导人授予“共和国勋章”时，网络直播响起“你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把你高高举起”的激情解说，动人心弦，催人泪下。（文/龙启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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