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学亭（原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0年3月，十八军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
18军于1950年1月接受了进军西藏、统一祖国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52师为前卫，1950年进行了“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在中央的感召下，1951年5月，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1951年9月，军先遣支队先到拉萨，10月前后，军部率52师进军太昭、拉萨、江孜、日喀则、亚东、山南等地区，做了大量的上层爱国统战工作，宣传贯彻协议，受到了爱国上层人士和广大藏族人民的欢迎，称我们为“新汉人”，我们的“金珠玛米”（我们的解放军）。
藏民欢迎解放军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并未真正接受协议，企图永远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大搞两面派的阴谋，不断掀起反对《十七条协议》的恶浪，采用各种恶毒的手段，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赶出西藏。
中央和军区用了最大的耐心，从各方面予以照顾，提出“六年不改”，等待他们同意后再进行民主改革，等等，使西藏稳定了一段时期。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企图永远保持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如鲁康娃公开向张国华司令员讲“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疯狂地进行分裂祖国的藏独活动，反对《十七条协议》。以索康噶伦为首的反动头子代表西藏政府大搞两面派的阴谋，背后组织叛乱活动，在国外反华势力的唆使下，气焰十分嚣张，不断向我挑衅。反动分子向人民解放军官兵吐口水、扛膀子，驻藏部队处处忍让退避。当时我年轻气盛，认为我们是战斗部队，应有军威，组织部队上街巡逻时精神振奋，整整齐齐，不主动惹事，遇有藏军挑衅，予以回击，把他扛到一边去，压一压藏军的嚣张气焰。为这事，我们几次受到军区首长的批评。有人说“155团野蛮，不能忍让”，可是藏军中都知道我们155团厉害，是王牌，都怕155团。
我团3营9连负责看守拉萨大桥，为了保证大桥安全，除派双岗外，还规定要有一个干部带班。叛乱分子经常在深夜有组织地去抓岗、摸哨、捅刀子，我们的战士警惕性高，办法也多，经喊话把他们吓跑就算了。有一次去了7个藏兵，带了4支枪，3把大刀，扬言“抓个活的解放军，送到新德里展览”。他们利用暗夜，7人向哨兵爬进，可正巧碰上两个老兵假装打瞌睡，藏兵明晃晃的大刀亮出来准备抓活的时，一个哨兵开了枪，打死1个，打伤1个，捉了1个带枪的，跑了4个。噶厦政府诬告到军区“打死了过往的行人”，我被军区叫去狠批了一顿。我把捉到的1个藏兵和枪带到军区，说：“他们7个人要把两个解放军抓走，要到印度搞展览，我怎样向军区交代。”谭冠三政委哈哈大笑起来，说“要忍让”，又说“你再用老办法把他们吓跑嘛”。这次藏军挑衅被我抓到了证据，军区将了他一军。
谭冠三政委
1958年初开始了局部叛乱，青、康、滇的叛首骨干带了大批的叛乱分子，流窜到西藏，和西藏反动上层中的藏独分子结合起来，在反动上层的支持下，组成了策动西藏独立的所谓“卫教军”。以康人恩珠仓（此人家在拉萨）为“卫教军”司令，以康、青、滇流窜的叛乱分子为骨干，组织了5000多人，根据地安在山南哲古湖地区，其主力是恩珠仓的1000多骑兵。他们利用其骑兵机动快的优势，与各地的叛乱分子结合起来，切断交通，伏击车队，烧营房，包围各地党政机关和兵站，对执行《协议》造成极大破坏。
卫教军副司令甲马仓企图控制山南地区，背靠印度，封锁雅鲁藏布江。他们集中了1800多人，把山南分工委和我团3营包围起来，企图吃掉我们，完全控制山南地区。藏政府暗地支持，供应粮草，补充兵员，从5个代本和三大寺中，抽调了精干人员不断予以补充（这是从我团俘虏的21名叛乱分子中查到的情况）。因此，军区组织两个团的机动力量，首先把恩珠仓歼灭，打击藏独分子嚣张气焰。3营和分工委坚守泽当，已做了充分的准备，修建了坚固的工事，囤积了一百多万发弹药和一年多的主副食，坚守了74天，并把叛乱分子大本营牵制在山南，利用我强大的炮火，给叛乱分子以重大杀伤。
到了1959年初，全面叛乱的形势已明朗化了。他们公开打出了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各地的叛乱头子和武装大量向拉萨集中，到2月份，已集中了两万多人，5000多武装，并且组织了大批人员进行游行示威，高喊“汉人滚回去”“反对十七条协议”，开始包围了一些机关。他们首先围攻拉萨运输站，企图首先占领这里，使罗布林卡和市区连成一片。这时，已形成了全面叛乱的严重形势。
中央军委指示：军区坚守两个月，暴露敌人，后发制人，等援军到后，里应外合，把敌全歼在拉萨。我团的任务是负责保卫军区和西藏工委的安全，并监视4个藏军代本。我团是军区的机动部队，是最大的一个团，有2500多人，辖3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但兵力分散，3营在山南驻泽当，2连驻当雄机场。在这紧张的形势下，3月14日夜，军区指定我带2营及加强的人员，马上进到军区大院。谭冠三政委等军区首长见到我们很高兴，谭政委鼓励部队说：“155团来，我放心了，你们的任务，一是保证军区的安全，二是准备出击，是军区的机动力量。”我向军区保证，2营齐装满员，又是加强营，准备充分，保证完成任务。
1959年3月，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军区政委谭冠三的指挥下，对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图为谭政委召开平叛紧急会议。
在这全面叛乱的复杂紧张形势下，张国华司令员、张经武代表及管作战的王亢参谋长等首长都在内地，在军区留守的主官是谭政委，另有调来不久的邓少东副司令员、詹化雨副政委。谭政委已经50多岁了，年老多病，依靠他拍板下决心。邓副司令员是很有战斗经验的战将，善于倾听下面的意见，成为谭政委的有力助手。
3月19日，敌加强了对我的攻击，拉萨的许多机关向军区要兵。敌集中力量，第二次猛攻拉萨运输站，站里要军区派兵支援。邓副司令员下令：“你们有100多复员老兵完全可以坚守，军区可给武器，无兵可派。”“2营的一兵一卒也不能动。”20日凌晨3时，叛首亲自指挥发起对拉萨运输站第三次攻击，并向我各个机关攻击，枪声响成一片。大院外西北方向一幢四层的大白楼上有40多康区叛乱分子，楼顶上有两挺机枪，对准军区大院，只要向大院扫射，就影响军区的安全。2营营长张凤臣非常机灵，为了保证军区的安全，他命4连猛冲上去，把敌完全歼灭，控制了大白楼。
20日凌晨5时，军区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军区司令部军务部部长郭树德、159团团长郭志显和308团政委宋盛祥及机关人员都到了，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刚开始，张凤臣前来向我报告：“我们已抢先把大白楼的敌人全部歼灭，并缴获了两挺机枪。”这时有人提出：“军区不能先打第一枪。”谭政委厉声说：“2营打得好，打得对，敌已全面向我发起进攻，还存在什么先不打第一枪的问题。”老政委真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啊！
军区的作战会议由邓副司令员主持继续开。邓副司令员说：“现敌人错误地认为我们兵力不足，企图在我增援部队未到前吃掉我们，已向我发起全面进攻，并向军区打炮。上面指示坚守待援，请大家发表意见，最后请政委决定。”谭政委叫我先讲，我只是个团政委，不好意思，但还是讲了以下四条：
第一，敌虽人多，但却是乌合之众，内部派系多，很难统一指挥；
第二，我们部队人虽少，但现有四个机动营（159团有两个完整的营在白定），训练有素，是精兵强将，兵不在多，而在精。可把兵力集中，一点一点地打歼灭战。我们可抓住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
第三，我炮火占绝对优势，火力可以覆盖全拉萨，叛乱分子特别怕炮火；
第四，我们有军区的正确指挥，一定能取得胜利。
其他部队的领导都发表了相同的意见。谭政委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表态说：“我们要从拉萨的实际出发，不打不行了，要打，一定打好。”一边打一边向军委报告。邓副司令员决定先打药王山，控制制高点，先把敌人的炮兵代本（炮团）摧毁。
20日10时，我炮兵308团对药王山实施猛烈炮火轰击，像雷电般地震撼了整个拉萨。159团2营战士勇猛冲上药王山，但敌没守药王山，工事、房屋都是空的，制高点的红庙里只有5个喇嘛，几门旧炮隐藏在下边的房子里。攻克了制高点，没有什么战果，我们强大的火力全暴露了。正在这时，收到军委“不要打”的电报。军委认为拉萨的部队太少，怕吃亏，叫等待援兵。军区马上又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怎么办。
接到军委的电报后，军区机关一些同志埋怨情绪来了：“军委不叫打，你们硬要打，都是乔学亭、郭志显惹的祸。”邓副司令员严肃地讲：“这是军区的决定，怎么把责任加在乔学亭、郭志显的头上。”谭政委又扶着桌子站起来大声讲：“这是我决定的，由我负责，我向军委交代。”并继续研究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
机关的同志提出三个方案：
一是先打市区，扫清外围，把敌指挥中心孤立起来；
二是占领布达拉宫，控制制高点，使敌人动摇。因为布达拉宫居高临下，有几挺机枪向下扫射，已造成警卫营伤亡；
三是打罗布林卡，先打掉其总部。但罗布林卡有5000多武装，又有围墙工事，我兵力不足。
谭政委叫我发言，我讲以下四条：
第一，我攻克药王后，火力全部暴露，敌人开始动摇。罗布林卡有几百骑兵开始从拉萨河南逃，被159团和我团打了回去。现不是讨论打不打的问题，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必须坚持打下去，争取全胜；
第二，若先打市区，高楼多，伤亡大，歼灭不了敌人的主力；
第三，军区早已明确，布达拉宫是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不能打；
第四，应集中力量先歼灭盘踞在罗布林卡的总部。“擒贼先擒王”，只要攻克罗布林卡，残敌就乱套了。如军区决定先打罗布林卡，我带2营从东西正门担任主攻，我团团长肖猛带1营、炮营、骑兵侦察连从西南、北面发起进攻，南面是拉萨河。我保证完成任务。
谭政委高兴地说：“你们有信心就好。”
这时又有人发言：“豆腐渣还能撑死老母猪，155团有1000多人，歼灭5000敌人，有无把握？”我说：“请炮兵支援一下155团，保证完成任务！”邓副司令员考虑周到，认真地说：“我认为155团能完成任务。”为了确保成功，指定159团1个营为二梯队。谭政委拍板：“就按邓副司令员的布置打，由我向军委交代。”
下午4时，155团从三面（南面是拉萨河）把罗布林卡包围起来，肖猛团长是英勇善战的老团长，他率1营、炮兵营从西面一代本的驻地主攻，1营政教王汉亭率骑兵侦察连等直属连队从北面攻击，防敌向布达拉宫和色拉寺逃窜。我率2营在外围俘虏1000多人，怎么看管这些俘虏成了问题。经宣传后，凡是不带枪的喇嘛一律释放，只令6连看管200多带枪的俘虏。
下午5时，我炮兵猛轰罗布林卡东边后，副营长王庆才率5连担任突击任务，火力刚布置好正要冲进去，突然从罗布林卡正门冲出200多敢死队，他们依靠所谓神的保护，打着“西藏独立”的旗子，身挂“嘎乌”（保护神），腰挎大刀，手持步枪，向5连冲了上来。正冲在我的火力网中，5连轻重机枪、步枪一起开火，击毙了100多人，剩下的100多人亲眼看见“神”保护不了他们，像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向里逃窜。5连很机动，跟着这些残兵从正门冲进去。营长带4连跟了进去，我带团部工作人员和6连也进去了。
我和营长商量，罗布林卡这样大，我们集中力量先打敌坚守的几个大院，其他残敌就好办了。正在这时，一代本的一个如本（营长）带了两个人打着白旗，拿着哈达，前来投降。他讲：“共产党、解放军对我们这样好，一切供应都是由军区解决的，我们不打解放军，我们一枪都未放。上面令我们守东门和保护总部，我们都未去，我如本300多条枪都封起来，请不要发生误会。”我当时鼓励表扬他，叫他在营区插上白旗，把人看管好，不要乱跑，先把枪交出来。他都照办了，还向2营交代了情况：“坚决抵抗的叛乱分子集中在两个大院，只要你们先把这两个大院解决了，其他都好办了。”4连、5连各包围了一个院子，展开攻势，令其马上缴枪投降，否则死路一条。一开始他们还向外打枪，部队向里打了几炮，投了一排手榴弹，冲了进去。敌不敢抵抗，纷纷投降。
团长肖猛率1营、炮兵营、骑兵连等团的直属分队，从西面猛攻，比较顺利，攻入后，继续向里发展。但罗布林卡北面贵族的高楼多，有达赖家的楼房、接官厅及叛首副总司令拉鲁的大院，盘踞一些叛乱骨干分子。1营教导员王汉亭是有名的猛将，令骑兵连把北面封锁起来，指挥部队一个点一个点的打。除接官厅利用楼房工事抵抗外，其余点都纷纷缴枪投降。把原藏军总司令（叛乱时的副总司令）大楼包围起来。这时，拉鲁已从罗布林卡藏到家里，灰溜溜地举着白哈达向1营缴枪投降。1营进展很快，已捉了1000多俘虏。
当夜11时，罗布林卡的主力虽已歼灭，但残敌尚未肃清。军区扶廷修副参谋长亲自找我谈话：“军区决定罗布林卡的战斗基本结束，现小昭寺还有1000多叛乱分子，并有炮、机枪，把外事处等单位封锁起来，你马上带2营歼灭该敌，肖团长带1营去歼灭西笛寺500多敌人。”我回答说：“这里有2000多俘虏，我们一走，他们可能又会拿起枪打我们，俘虏交给谁看管？”扶副参谋长回答：“军区确实派不出兵来，只有动用汽车兵了。”我说：“这都是带着枪的骨干分子，叫汽车兵都带上枪，罗布林卡很大，我们两个营还未会合，请军区把打西笛寺的命令直接传达给肖团长。”
正在半夜，为了争取时间，我把6连留下负责看管俘虏。由军区派了姜洪泉、杨一真同志在前头带路，避开敌人和我沿线单位进行联系。我带2营、团机炮连利用夜色顺利进入外事处。在外事处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先把小昭寺包围起来，看地形，准备拂晓攻击。叛乱集团虽已乱了套，互不联系，大势已去，但他们仍在顽抗。
攻击前，6连也归建了，要求担任主攻。我说：“你连是有功的，已布置准备好了，不能临时改变，你连先担任火力队，规模仅次于大昭寺，是附近的制高点，易守难攻。”在我势如破竹的形势下，我认为展开政治攻势，劝其投降，可减少伤亡和破坏。政工人员把高音喇叭架起喊话，敌听了喊话后非常疯狂，向我一齐开火。“雪山狮子旗”又重新竖起来。我们决定马上强攻，用了30挺轻机枪把每个窗口枪眼封死，用9门迫击炮盖顶，加军区炮火轰击。先进行爆破，但两次爆破未成，围墙两公尺多厚，10公斤的炸药都炸不开。2营马上转入强攻，只伤亡了8个人，除金顶外已全部占领，还捉了400多俘虏。这时，营长亲自指挥包围攻克金顶。这里100多名康青叛乱骨干分子、亡命之徒，死抗到底，对喊话劝降的人上一个打一个。刘参谋为保护营长，用力将其推开，而他光荣牺牲了。
张营长流着泪向我报告要强攻。我考虑到目前的兵力不足，还有仗要打，伤亡多了难以完成任务，能否动用火焰喷射器？而这件事必须报告军区。谭政委向我讲：“为了减少伤亡，给我烧，但不要引起大火。”2营用了两具喷火器，从东西两头，只喷了两次，马上火光冲天，红了半边天，震撼了整个拉萨。叛乱分子有的向外爬，有的被烧死到里边。整个拉萨平静下来了，听不到枪声。各个楼房的叛乱残余分子把枪向街上乱丢，冒充守法市民。拥护我军平叛的爱国藏民，欢呼解放军的胜利，见到军人就送哈达。
12时后，肖团长率领的1营等部队已顺利地解决了西笛寺的500多敌人，团各部队已汇合在一起。这时，2营副营长王庆才带4连已攻入大昭寺。我令4连马上撤出，大昭寺是重点保护单位，159团兄弟部队已进入，不要造成混乱。肖团长马上下令：4连撤出，咱们全团快速把布达拉宫包围起来，迫使其投降。1营正在向前运动时，守布达拉宫的藏政府负责外办的大四品官擦绒，打着白旗，率800人下来投降。扶副参谋长通知我：“你们不要去了，部队三天三夜没休息了，叫部队吃饭休息。”
拉萨战役结束，我团共1000多人，伤亡57人。因看管不了那么多俘虏，被裹胁的群众及喇嘛，经宣传后都及时释放了，而把带枪的2300多叛乱分子交给了汽车团。
拉萨战役胜利结束，大家扬眉吐气，市区一片欢腾。可是军区压力很大。“中央军委三令五申不叫打，军区擅自决定打，未执行军委指示，怎样向中央军委交代。”因此又召开了原班子的会议，讨论怎样检讨，怎样向中央军委交代，并向军委请求处分。邓副司令员首先发言：“我是主张打的，我是管作战的，应由我负责。”詹副政委讲：“我是同意打的，如检讨请求处分应签上我的名字。”最后，谭政委那瘦弱的身体扶着桌子站起来，加大了嗓门，斩钉截铁地讲：“我们没坚决执行军委的指示，在这种形势下，不打不行了，是由我决定的。我是政委，我拍的板，由我完全负责，由我写报告请求处分，没你们的事。”之后，中央军委回了电报：拉萨战役你们打得好，免予处分。彭总讲：“你们打得得心应手。”
从拉萨战役后，我时常回忆起老将军谭政委临危勇于负责、果断决策的大将风度，以及对我们团和我个人的关心教育，心中十分感动。20世纪80年代在成都时，他老人家已瘫痪，每年坐上手推车还要来看我，我很不好意思，很受感动。（文章摘自《峥嵘岁月》2011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