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千古师，流芳百世有诗词。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我在回顾他老人家为推进中华复兴和世界大同而创立的丰功伟业时，初步探索了他由一名乡村少年成长为人民领袖过程中诗词艺术发挥的重要作用。依据生动的史实，我将毛泽东的诗词理论与实践概括为“爱诗、善诗、识诗、慎诗”八个字，创作了组诗《伟大领袖的诗意人生》，但仍感到意犹未尽。就又查询《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的有关记载，重读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选集、全集，浏览相关专家的研究专著、文章、注解，尤其是拜读了梅岱同志不久前发表的读书札记《毛泽东的诗词观》，感到受益匪浅。遂将组诗展开，写成了一篇同题文章，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
一、爱诗
初依雅韵悟真知，领袖一生尤爱诗。
日出韶山龙出海，人添风采玉添姿。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被清代举人戴炯誉为“山水秀绝，必生奇才”的湖南韶山一户农民家庭。受楚湘文化影响，他从小就爱上被誉为中华文化瑰宝、皇冠顶上明珠的中国古典诗词。小时候的毛泽东喜欢说唱整齐押韵而富有诗意的童谣，1901年春节，看到狮子舞到身边，8岁的他脱口而出：“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些烧，肉放烂些煮。”（《童谣·狮子眼鼓鼓》）而真正把他带入中华诗词殿堂的是启蒙的私塾，在那里除了读诗，还要写诗。1906年秋天，毛泽东因对闷在屋里背书不满而应私塾先生毛宇居之罚，作了一首小诗：“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五言诗·赞井》）13岁的他首次以诗咏志，抒发了自己决不作井底之物的远大理想。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家外出求学，临行前改写了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七绝·改诗呈父亲》）17岁的他再次借诗抒志，表达了自己四海为家、献身伟业的决心和抱负。
与同处新旧文化激烈交锋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毛泽东对古诗词的认识也是有反复的，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认为“诗赋无用”。转变发生于他入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后，通过熟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特别是《离骚》《九歌》《昭明文选》《韩昌黎集》等诗书，又重新燃起他对古诗词的浓厚兴趣。1915年，毛泽东在写给同学湘生的信中谈道：“梁启超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从“百学之原”入手，“先业词章，后治各科”，实际上也成了他自己的人生规划。从此，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酷暑严寒，他总是起早贪黑，钻研诗赋。在湖南一师，同学们常常看到他迎着晨曦朗读背诵古诗文的身影。
蕴含了无穷智慧和极致美感的中华诗词，伴随了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他总是随身带有一个材质不同的书箱，被称为“流动图书馆”。据考证，与诗词有关的书籍是毛泽东书箱里的“压箱之宝”，见之于文字记载的有：《唐诗别裁集》《宋词别裁集》《随园诗话》等。《诗韵》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喜欢携带，有的韵字下面，还作过好几种标记。每逢诗兴来潮，他总是反复翻看，仔细斟酌。到了一个地方，除了读自带的诗书外，他还经常就地借诗书。1958年3月4日，他刚到成都，立即从杜甫草堂借来各种版本的杜诗12部108本。他还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印发给正在此地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学习。1974年冬，毛泽东来湖南养病，同样带着他的书箱，里面装着线装本《全唐诗》等书籍。除了书箱带书外，毛泽东的书房藏书中，更是备有大量的诗词典籍，供他随时批阅。
晚年的毛泽东患了老年性白内障，看书很费力。一方面，他叫工作人员给他念诗词文章，海阔天空地与他们交流心得体会。一方面，他又让人将喜爱的诗词文章印成大字本，自己拿着放大镜阅读。为了借助诗词抒发他的晚年情怀，大字本中收录了许多雄浑豪放的宋词，包括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毛泽东不仅通过大字本反复诵读宋词，还在各种批示中提到一百多首宋词。直至临终之前，他还含泪背诵诗词歌赋，抒发他对生死问题的感慨。“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枯树赋》是南梁庾信的暮年之作，毛泽东特别喜欢此赋，认为作者用形象、夸张的语言，描写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以及受到种种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对比鲜明，写法成功，读来使人产生不平，感到惋惜。他把自己垂暮之年的心境与《枯树赋》的意境融合到一起，借助《枯树赋》抒发了苍凉悲壮的内心世界。
东坡诗曰：“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胸中有了诗书，气质和才华自然就超凡脱俗。诗书之于毛泽东，犹如人生的灯塔、思维的翅膀，助他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海洋上翱翔，从中获得志向，获得智慧，获得豪情，获得力量，获得风采。“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沁园春·雪》）这是他对中国历史上那些盖世英雄的评价，可见“文采”与“风骚”对于领袖和统帅之重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天的英雄人物，应该是文武兼备，善领风骚。可以说，爱诗贯穿了毛泽东一生。正如他1958年对作家梅白所说：“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二、善诗
风云际会酿奇思，领袖一生尤善诗。
马背行吟歌壮志，沙场征战创雄辞。
自从1937年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披露了毛泽东写的长征诗，人们这才知道，他不仅是一位能征善战的统帅，还是一位能吟善咏的诗人。举世公认的是，毛泽东的诗词想象丰富，气魄宏大，寓意深刻，境界高远，平易朴实，雄伟瑰丽，充满革命豪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家喻户晓，对世界影响深远。善诗，是毛泽东诗意人生的突出亮点。
善于在黎明前以诗导向。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整个中国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为了冲破黑暗，迎接黎明，许多青年才俊以诗言志，投身革命。毛泽东这个时期的诗词也是如此，以立志为主题。“志”往往与“气”“向”相连，他早年的诗词，经历了一个由“树立志气”到“确立志向”的深化过程。树立志气，在他1920年以前的作品中已有充分体现。确立志向，从他1921年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实践开始，逐渐地明晰起来，就是从人生抱负、国家命运再到革命道路的一系列政治思考与艺术表达。包括问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谁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坚力量？“黄鹤知何去？”（《菩萨蛮·黄鹤楼》）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定向：“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西江月·秋收起义》）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西江月·蒋桂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西江月·井冈山》）依靠人民战争，打破敌人的围剿封锁。指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在离武夷山不远的地方，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解决了党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革命前景看好。至1930年初，毛泽东作出颇有诗意的判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标志着他对中国革命方向、力量、道路的探索基本完成。他的诗词艺术也日臻完善，主要表现手法为依托现实时空，按照自然时序、物序，抒发真情实感，初步形成了雄奇瑰丽的艺术风格。可以说，主义是根，诗词是果，政治上的成熟，促成了他艺术上的飞跃。上文引用的几首诗词，正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善于在逆境中以诗解忧。毛泽东说过，十年内战时期，自己曾一次被开除党籍，三次被赶出红军。面对如此严酷境遇，他仍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主张，开展合法的党内斗争，最终战胜了错误路线。以诗解忧，是他应对逆境的一个有效办法。可以说，他每逢挫折必吟诗。1929年6月，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职务，这是他说的第一次被赶出红军。四个月后，他写下了《采桑子·重阳》,感怀“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鲜明爽朗，气度恢宏，鼓舞人心。1931年11月，刚到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给毛泽东戴了一大堆帽子，不久又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这是他说的第二次被赶出红军。一个月后，毛泽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下了《六言诗·苏维埃政府布告》，告诫“军阀豪绅地主，到处压迫穷人”，“大家要免痛苦，只有参加革命”。对于鼓舞工农群众斗志，推动革命斗争进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32年10月，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因为反对临时中央的错误战略方针，又一次被撤销了恢复不久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这是他说的第三次被赶出红军。第二年夏天，他经过往日战场，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设问“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以欢快的笔调，描绘了一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壮丽景色。第三年夏天，他又写下了《清平乐·会昌》,咏叹“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用他自己的批注说：“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同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心境。”微妙的是，作者总是用欢快的诗句来对冲沉重的心境，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不了解历史的人，哪能看得出这是逆境中的吟咏？在没有发言权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埋头读书，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建议，既不是消极“赋闲”，更不是怨天尤人。“踏遍青山人未老”，就是这种精神的艺术写照。
善于在马背上以诗吟战。毛泽东既是诗人，又是统帅。以诗吟战，是他革命生涯和艺术人生的一大特色。毛泽东曾说，他的很多诗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毛泽东的马背诗有两次创作高潮。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指挥反围剿作战时，创作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等名篇。这些作品以壮阔的意境、豪放的感情和虚实相生、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法，有声有色地描写了红军浴血奋战、武装工农、建立政权的英雄壮举，留下了“唤起工农千百万”、“横扫千军如卷席”等佳句。第二次是在长征路上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时，创作了《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等名篇，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佳句。这些作品多数写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之后，意境更加雄阔，感情更加豪迈，比兴手法用得更加炉火纯青。特别是作于长征结束、东征开始时的《沁园春·雪》，更是把毛泽东诗词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毛泽东的马背诗以短小明快的居多，具有战场笔记又超越战场笔记的功能。与古代的戎马诗、边塞诗不同的是，毛泽东是身处统帅地位的诗人，对战争全局了如指掌。他的诗词是在指挥行军作战过程中创作的，真正是在马背上吟成的。这对他的精神是一种调节，使他觉得“真有意思”，更有益于带兵打仗。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诗词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社会发展和战争胜负的规律，更雄壮、更深刻、更乐观、更积极、更灵动，更能教育人、感染人。
善于在胜利后以诗壮怀。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沉寂多年的诗兴又重新焕发出来。他以诗壮怀，迎来了三次创作丰产期。第一次是新中国建立前后，感怀历史发展规律。这一时期，毛泽东创作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等名篇。这些作品格调雄伟，气势磅礴，铿锵有力，从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高度正确看待胜利，积极迎接挑战，表达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第二次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初步成果以后，感怀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这一时期，毛泽东创作了《水调歌头·游泳》《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二首·送瘟神》《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等名篇。这些作品格调欢快，意境广阔，想象丰富，大量借用神话典故，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和改造山河的英雄业绩。第三次是国际国内面临严峻形势，感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这一时期，毛泽东创作了《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等名篇。这些作品格调昂扬，风骨含蓄，语言遒劲，表达了作者面对内忧外患而藐视一切困难和敌人的英雄气概。毛泽东这一时期咏颂较多的对象，有一花一地。一花，就是“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梅花。一地，就是他百战创业的发祥之地井冈山。“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昨天的九死一生都过去了，明天还有什么艰难险阻不能克服呢！
善于在伤感时以诗寄情。诗为情之发，情为诗之源，情对诗具有起兴、激扬和弘美等作用。毛泽东的许多诗词也是因情而作，畅情而兴，至情而美。这里的情，包括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对革命事业的澎湃激情，对战胜艰难险阻的昂扬豪情，也包括对亲人、爱人、友人的挚爱衷情。他老人家一生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劫难：青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家中有六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牺牲，在他身边倒下去的战友更是不计其数。用诗词联赋来悼母、思妻、祭奠逝去的亲人和战友，是他诗意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对母亲文七妹具有极其深厚的感情。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在韶山病逝，享年53岁。毛泽东带着弟弟、妹妹为母亲守灵，并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四言诗·祭母文》和两副挽联，表达了一个儿子爱母、念母、思母、报母的一腔挚情，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
毛泽东用诗词怀念最多的亲人是他的夫人杨开慧。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第二年春夏之间他外出考察。旅途中，他深深思念新婚妻子，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开头，写下了《虞美人·枕上》。这首词明快流畅、坦直朴素而又富有情趣，表达了他对心上人“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的似水柔情。1923年12月，毛泽东奉党中央之命回上海转广州，此时杨开慧刚生下次子毛岸青不久。为了革命工作需要，他们纵使难舍难分还是毅然告别。临行前，毛泽东以“挥手从兹去”开头，写下了《贺新郎·别友》赠给爱妻杨开慧。虽然“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但是作者仍要“割断愁丝恨缕”，为革命事业献出全副身心。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杨开慧则独自带着几个孩子留在老家，就地坚持斗争。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她拒绝退党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随之被害。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为纪念杨开慧，以“我失骄杨君失柳”开头，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以丰富、奇异、巧妙的想象，从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的姓氏，联想到轻飏的杨柳，来到重霄之上的月宫，受到吴刚以桂花酒、嫦娥以广袖舞的热烈欢迎，然后是“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呈现出天上人间共敬忠魂的壮丽景象。浪漫的精神、优美的神话、极致的悲喜，非常艺术地抒发了毛泽东曾经流露的“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的强烈情感。杨开慧隐蔽于板仓老家时，曾写下长达52句的五言诗《偶感》，怀念远行的爱人，字字出自肺腑，句句催人泪下。可惜这首遗诗是1982年修缮故居时才从老屋砖缝中发现的，此时距毛泽东逝世已经6年了。若他老人家生前能看到这首泣泪之作，还不知道能激起多少万丈高的感情巨澜呢！
毛泽东对其他亲人的牺牲，虽未一一赋诗，但都在那首《到韶山》的七律中有诗意交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们像无数革命英烈一样，都是为了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而献身的，虽死犹荣。特别是对长子毛岸英的牺牲，他既万分悲痛，又十分冷静，指示将爱子的遗体与千千万万名志愿军烈士的遗体一起，安葬在朝鲜的土地上，真正体现了他少年时即立下的“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誓言。
毛泽东用诗词联赋怀念更多的是为国捐躯、为民献身的先烈。红军时期，他撰联《哭王尔琢》，悼念壮烈牺牲的战友。抗战时期，他写下《五律·悼戴安澜将军》，悼念友军的亡将。1961年，他写下《七绝两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怀念已逝多年的文坛主将。1963年，他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凭吊“红军队里每相违”的生死至交……毛泽东的离别词，早期受婉约派词风影响，虽然飘逸着阳刚之气，但基本格调是阴柔；晚年则更偏重于豪放，但阴柔之风仍余韵不断。而其离别诗的风格则与之相反，早期感情坦露奔放，晚年则更加含蓄深沉。
三、识诗
心仪韵律凤仪枝，领袖一生尤识诗。
笔走龙蛇书范本，情怀今古品高词。
毛泽东对中华诗词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的爱诗、善诗是建立在识诗的基础之上的。他老人家所特有的集伟大导师和伟大诗人于一身的优势，使他更善于从源头上、本质上、体系上把握中华诗词的形成和发展，预见诗词改革的方向和趋势。用他的话说，就是有“发言权”的。
识诗史。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热爱风骚，背诵诗经，抄写楚辞，熟习汉赋，吟咏唐诗，品味宋词，了解中华诗词起源和变革的每一段历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他又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识诗史，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观点。首先，诗是人民创造的。1960年5月14日，毛泽东在听到外宾赞扬他的诗在国外很受欢迎时说：“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他指出，诗发源于民歌，“《诗经》是中国诗歌的精粹。它来源于民间创作，都是无名作者。”《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他还指出：“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所以他用诗句来礼赞中国人民：“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二首·送瘟神》）其次，社会生活推动了诗的发展。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好诗一定是紧扣社会生活，咏吟人间疾苦，代表人民发声的。再就是，杰出诗人对诗的改革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家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还有，注重以诗读史，以诗写史。他曾对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政治诗的特点是关心国家政治、忧念国计民生，杜诗在这方面十分突出，被誉为史诗。而史诗又是与反映重大变革、表现重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与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歌创作时指出：“要写重大题材”。毛泽东的诗词绝大多数是写重大题材的，可以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史诗。
识诗理。诗理，即诗中道理，这里讲的是诗的质的规定性，舍此不能称之为诗。毛泽东对诗理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这里仅讲四个方面。一个是关于诗的本质特征。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诗人徐迟向毛泽东请教如何写诗，毛泽东在徐迟的小本子上写下“诗言志”三个字。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毛泽东很赞同此论。他对明代诤臣杨继盛的诗评价甚高，将其写的“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作为自年轻时就遵从的处世原则，并说，“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椒山是杨继盛的号。毛泽东诗词就是言志的典范，除了各种间接的言志诗句外，直接言志的诗句就有：“孩儿立志出乡关”、“更加众志成城”、“为有牺牲多壮志”、“中华儿女多奇志”、“久有凌云志”，等等。另一个是关于诗的主要特点。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同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时说：“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炼，（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这是毛泽东对诗的主要特点的认识。由此他提出“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还一个是关于诗的意境。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诗时说：“神奇的想象，奇妙的构思，大胆的夸张，严谨的平仄格式和对仗，是唐诗的特点，也是诗的意境之所在。”同年他与工作人员谈诗时说：“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的动态变化，才见诗的波澜、辐辏，这正是唐代以来格律诗的绝妙。”再一个是关于诗的创作手法。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识诗律。诗律，即诗的格律。毛泽东对此有大量论述。首先，他认为诗的格律非常重要。“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格律诗的“格”与“律”是历史的产物，是约定俗成的，不能任意打破，否则就成了顺口溜。他还说：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其次，他又反对写诗时死守格律。认为“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对格律要灵活把握，形式服从内容，只要诗的意境好，破点格也无妨，反对一成不变、“点金成铁”。还有，他提倡格律诗要发展创新。认为格律诗和新诗一样，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造创新，要求格律诗和新诗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他说：“新诗的作者，要学格律诗的含蓄凝练，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还有可以兴、观、群、怨。格律诗要学民歌的时代色彩、乡土气息和人民情感。”他强调写诗要有独创精神，批评“中国的旧诗中，有一种拟古体，就是过分的谦虚，自己没有独创的风格，一味模仿别人。”再就是，他强调格律诗的语言要现代化。他说：“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关于引杂文入诗，一方面他认为韩愈写诗如写散文一般雕肝呕肺，统统讲完，不懂得割爱、留有余地，“把含蓄精练、比兴象征撇在一边”；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鲁迅有这个本领，“他引杂文入诗，比许多唐人诗更高，更耐人寻味。”
识诗余。诗余即词，以词由诗递嬗演变而来，故称为“诗余”。因此，词也是诗，词人也是诗人。词是诗的发展和延伸，主要表现为长短句交替运用，既像绝句、律诗那样讲究平仄押韵，又打破了方块体的束缚，更便于灵活运用，大开大合。有的专家认为，词原为歌咏之用，在音律上也比作诗难，故写诗者多，填词者少。近代以来，像毛泽东那样诗词俱佳、气贯古今者，确实罕见。毛泽东虽然挚爱诗词，但相比之下，他对词更是情有独钟。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说：“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他对臧克家说：“词中小令，这种形式，像工具，运用惯了，所以写一些。”毛泽东对词律非常重视。他有《新校正词律全书》两部,一为清版木刻本,一为石印本，两部书都有他不少圈记。毛泽东对其中70多种词牌、80多首词加了圈划。据统计，毛泽东生前用20种词牌，填了近40首词，包括：“音节明快响亮，气势奔放，以悲歌慷慨为基本特色”的《虞美人》，“声情沉郁苍凉，宜抒发激越情感”的《贺新郎》，“格局开张，宜抒壮阔豪迈情感”的《沁园春》，“以繁音促节表现深沉而起伏的情感”的《菩萨蛮》，“音节凝练，英雄豪杰之士多喜用之”的《念奴娇》，“声韵高远灵动，句式错落有致，适合多种情感表达”的《水调歌头》，“声情激越，宜抒豪壮情感和恢张襟抱”的《满江红》，等等，有些词牌写了多首。词成为毛泽东抒发感情的最为得心应手的工具，其大部分词作生前都经他同意正式发表过。1957年8月1日，他在批注中系统阐述了对词风流派的看法：“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
识诗家。诗家，这里主要指有成就的诗人。毛泽东对我国古代、近代、现代的著名诗人都很熟悉，对他们有很多精到的评价。先秦诗家，他对屈原评价极高，称赞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一名伟大的爱国者”。两汉及魏晋诗家，他对曹操、陶渊明评价甚高。他赞扬“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陶渊明设想了一个名为‘桃花源’的理想世界，没有租税，没有压迫”。唐代诗家，受到他高评的最多。他称赞李白是“唐代杰出诗人”，“为中国人民写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诗篇。”“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潇洒飘逸，有脱俗之风。”他称赞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代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他称赞白居易“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写出精彩的文艺作品”。还有许多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人，比如王勃、贺知章、韩愈、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等，毛泽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反复背诵、圈读、评论、手书他们的作品。两宋诗家，他对范仲淹、苏轼、辛弃疾、张元干等把词运用于对历史的观照和对抗战的忧思，留下很多传颂千古的名篇，评价尤高。他认为，范仲淹的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既苍凉又优美”，“苏轼的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辛弃疾的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据1975年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的唐由之医生回忆，有一天老人家读到南宋诗人张元干悲叹南北分离不能统一、而今又要送友远去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时大哭起来。此前，毛泽东曾改写了这首词，以悼念老战友董必武逝世。对南唐后主李煜以及柳永、秦观、李清照等婉约派词人，他都有不俗的评价。元明诗家，他认为萨都剌的词“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等含有大量诗词曲的戏曲、小说是“民众文学”，“高启， 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清代诗家，毛泽东对曹雪芹、袁枚很看重。他多次引用曹雪芹所著小说《红楼梦》里的精彩诗词，来评论这部经典名著的艺术成就和社会意义。1974年他再次指示，将袁枚所著的《随园诗话》印成大字线装本，供圈画名句。
对近现代诗家，他也有不少评价。鲁迅诗虽少，而毛泽东却对其评价很高，认为“鲁迅的诗是为中国人民写的”，“比许多唐人诗更高”，“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对战友诗家，他也有很多中肯的评价。周恩来年轻时曾作《大江歌罢掉头东》等律绝，数量不多但颇见功夫。1958年初的一天，在毛泽东与刘少奇谈诗时，周恩来插了一句话：“借喻、比喻、拟人、夸张是诗里常用的手法。”毛泽东当即赞同：“恩来说的是么！”陈毅曾写下《梅岭三章》等著名诗篇，并围绕改诗与毛泽东多有交往。毛泽东说：“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毛泽东还指出：“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认为“叶剑英同志的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董老的诗醇厚谨严”，“他们都值得我学习。”董老即董必武。当然，毛泽东对古今诗家的认识都是一分为二、有褒有贬的。即使对同一诗人，不同场合、不同视角也有不同评价。我们应该全面理解，正确把握。比如他对杜甫、白居易，在论诗的人民性时评价极高，在论诗风时又不甚喜欢。“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他说，“搞文学也要有重点，唐人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搞点幻想，令人喜欢，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毛泽东既爱诗词又爱书法，常将两者结合，笔走龙蛇，抄诗练字，赠友送人。他特别喜欢叶剑英的七律《望远》，将其题改为《远望》，不但能背诵出来，还手书给自己的子女赏读。
四、慎诗
精雕细琢胜严师，领袖一生尤慎诗。
金炼九成方看好，酒藏千载不言迟。
正因为毛泽东爱诗、善诗、识诗，所以他知道为诗的不易，也就更慎诗。
慎写作。毛泽东对诗词写作非常慎重，决不轻易动笔。第一，他认为诗难写。他多次讲过“为诗不易”，“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毛泽东在同卫士李银桥谈写诗时说：“写诗是件费脑子的事，尤其是旧体诗词更不容易掌握，又是平仄格律，又是韵脚对仗，还不得犯孤平，掌握了这些还要讲究诗意和诗的境界，很难哩！”第二，他认为写诗要有诗兴。而诗兴往往是由“火”和“气”激发出来的。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有《红楼梦》《水浒传》，都不是因为稿费才写，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他曾引申司马迁对《诗经》的品评：诗三百篇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1964年，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问起毛泽东在同苏联论战中的作用时，他说：“只写了几首诗，我自己没有什么其他的个人武器。”为什么那段时间毛泽东能创作出这么多震撼人心的诗词？是因为他对赫鲁晓夫有太多的“气”。红军时期，他政治上虽然经历了三起三落，却写出了很多叱咤风云的诗词，这与他用艺术的手法对王明路线“发火”“出气”是分不开的。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指导抗战和创新理论，诗兴小了，诗词也写得很少。1941年，毛泽东在给远在苏联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复信：“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1948年，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向西柏坡转移，路过五台山，周恩来要主席作首诗留作纪念，毛泽东说：“诗兴有，但没有大发，今天不作诗了。”第三，他认为写诗还要有诗意、诗境。 1959年，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1961年的一天，江青要求毛泽东给她写诗，毛泽东说：“你要我写什么？总得有些诗境、诗意嘛！”
慎定稿。毛泽东对诗词定稿十分慎重，真正做到了“一诗千改始心安”（袁枚《遣兴》）。他说，诗贵改，不但自己改，还请人家改。一时改不了，放一段时间，看了，想了，再改就可以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推敲的好处。他的不少诗词，从初稿到定稿往往用了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间。1963年冬，他在与来访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诗人桑托斯谈写诗时说：“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毛泽东堪称改诗的楷模，他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艺术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对写出的诗词总是一改再改，精益求精，最终达到用词精准、对仗工整、意境高远、韵味十足的水准，成为千古名篇。比如他的《清平乐·六盘山》，就先后修改了四次。其中“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中的“红旗”，最初的原始稿上是“赤旗”，1949年8月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发表时改成“红旗”，1957年1月在《诗刊》上发表时改为“旄头”，1961年9月在书写给宁夏领导同志时又改回“红旗”，最终使这首词朗朗上口，百读不厌，回味无穷。毛泽东在自己的作品定稿前，总是广泛征求意见，用的都是“请予痛改”“赐教为盼”等恳切语气。只要别人对其诗词提出意见，毛泽东都会认真对待。1964年《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正式出版之前，他专门安排座谈会征求意见，臧克家、葛洛等人提了23条意见，有13条被他采纳，包括标点、个别字、小注中的文字，还有整个句子的调换。即便是素不相识的人对他的诗词提出意见，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小学校长，乃至普通学生、读者，毛泽东都虚心听取。
慎发表。毛泽东对发表自己的诗词一贯取慎重态度。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准备发表毛泽东诗词18首。毛泽东知道后，写信给负责此事的臧克家：“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那首脍炙人口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他写好后即丢进废纸篓，被秘书田家英捡起收藏，十四年后报他同意才入集发表。也许有人认为，毛泽东诗词发表不多，是因为他写得太少，这种看法也是不全面的。其实，毛泽东一生还是写了不少诗词的。由于年代久远，几经战火，居无定所，这些作品并没有全部保留下来。即使如此，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仍有67首，这是目前最权威的版本。2014年4月，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全集赏读》中甚至收集了151首，包括补遗之作13首，存疑之作26首。但这些作品，毛泽东生前只同意发表了39首，而且大部分是词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他信中指出的两个基本考虑之外，具体原因可能还包括：这些诗词中，有些是初学之作，相当于青少年时期写的作文，尚不成熟；有些是即兴之作，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未经推敲；有些是应酬之作，与朋友、战友酬唱往来，不便公开；有些是玩笑之作，因风趣而起，从来没有准备拿出来发表；有些是改写之作，为了抒发某种心情而仿写，不认为是自己的作品，等等。作为后来人，我们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我认为，衡量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水平，应依据他生前同意发表的作品，那里面基本都是他的精品力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足以与历史上那些伟大诗人的佳作相媲美；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发展过程，应精读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诗词文化态度的变化和规律的把握；考察毛泽东诗词的历史背景，应通读他存世的所有作品，即使是戏作、仿作，也可以从中看出他在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如果拿毛泽东生前不愿发表的诗词，甚至是习作、戏作来说明他的诗词水平，是欠妥的。
慎注解。毛泽东对诗词注解一向持慎重态度，指出：“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虽然他不赞同董仲舒“诗无达诂”的观点，认为“诗有达诂，是可以解释的，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但是又强调诗是严肃的东西，诗应该有准确的意思，不可随心所欲地解释。他很赞同周恩来关于借喻、比喻、拟人、夸张是诗里常用手法的观点，认为对诗词不能“瞎考”，“那样考的话，‘飞流直下三千尺’‘桃花潭水深千尺’又该如何考啊？”他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当今有人写的旧体诗之所以不好，就在于需要注解，诗不宜多注解，不能依靠注解。”1958年12月，他在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写道：“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他对其中11首词逐一作了批注，说明长达1500多字。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发表毛泽东《词六首》时，同时发表郭沫若的阐释性文章《喜读毛主席〈词六首〉》。毛泽东看了郭文对《忆秦娥·娄山关》一词背景的介绍，觉得不大妥帖和清晰，便将这一段文字全部删掉，以郭老的口吻写了一段近600字的说明。1964年1月，《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出版时，毛泽东亲自批注说明了32条。他曾流露过对《七律·答友人》个别注解的不满，说“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全面学习理解毛泽东“诗不宜注”“诗有达诂”的思想，我认为对诗词这一特殊文学体裁，不能像学术文章那样注解。一是可注，非注不可的必须注解；二是少注，能不注的尽量不注；三是活注，给读者留足想象的空间；四是巧注，可用诗前小序、诗后说明等方法集中解释，尽量不用带圈序号标注在诗文中，以免破坏诗词的均齐美和韵律感。
慎评价。毛泽东对评价自己的诗词尤其慎重，总是不让人说得太高太好。1960年7月，毛泽东审阅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稿时，建议删掉有关他诗词的一段话。这段话我看了，除了极个别用词外，这个评价今天看来也不算过分，毛泽东却在旁边写了一句批语：“对我的诗词那一段颂扬，不适当，请删掉。”1961年1月，毛泽东同何其芳谈话时说，我60多岁才学近体诗，所以作得不好。应该指出，这是毛泽东的自谦之词。近体诗即包括绝句和律诗在内的格律诗。通过查阅文献可以发现，毛泽东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前写出了《七律·长征》《五律·悼戴安澜将军》《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格律诗，而且在私塾读书时就开始对绝句、在师范学习时就开始对律诗进行研究与写作。除了看他1910年秋作的《七绝·改诗呈父亲》外，还可以看他1916冬与同学罗章龙攀登岳麓山时作的《五律·登云麓宫联句》，全诗采用写实的手法，记述了他们爬冰卧雪勇攀险峰的经历，平仄完美，对仗工整，借景抒情，形象动人，是一首水平很高的格律诗。并不像他对陈毅谦称的那样“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其实，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一方面是自谦的，另一方面又是自信的。据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回忆，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几个外国友人讨论诗歌时，就风趣地说：“谁说中国没有浪漫派诗人，鄙人就是一个。”从毛泽东的多次谈话和通信来看，他之所以不愿高看自己的诗词尤其是律诗，一是“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二是他觉得自己是“外行”“业余”，所写诗“成就太小”，“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我认为，在这些自谦之词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思考。因为对历史上那些伟大诗人的正确评价，都是经过时间的检验之后，由后世之人来完成的。“诗仙”“诗圣”“词仙”“词圣”等桂冠，也是后人给前人戴的。作为一国领袖的毛泽东，生前不愿意对自己的诗词评价太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人们对他诗词水平的高度评价，是经过时间积淀的，也是客观公正的。柳亚子先生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是：“毛泽东日理万机，不可能多所吟咏，因此，他的诗词‘质胜于量’，而我的诗词则‘量胜于质’。”柳亚子逝世于1958年6月，如果他看到毛泽东此后创作的那些瑰丽诗篇，更会感到由衷钦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大量引用毛泽东的精彩诗句，回顾了他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聆听之后，令人感慨万千。可以说，爱诗、善诗、识诗、慎诗，构成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传奇般的诗意人生，也为中华诗词的广大传人树立了一座敬仰、学习、研究、躬行的不朽丰碑。
本文作者、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任海泉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