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省的遵义城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统帅地位。随后，2月下旬，红军在娄山关与遵义地区胜利的进行了遵义战役，歼灭敌军两个师八个团，取得了自撤离中央苏区以来第一个重大的胜利。向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献上了一份厚礼。就在此期间，毛泽东写出了不朽的诗篇《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气势磅礴、寓意宏广，展现了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宽阔胸襟， 勾画了中国革命曲折的路程，昭示了中国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心。如今，我们重温遵义战役前后的情景，赏析伟人的光辉词作，感悟统帅的英明，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1927年冬至1930年夏期间，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的革命武装力量汇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在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的率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逐步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以及后来组建的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等部队。他们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广阔地区开辟了包括三十多个县的革命根据地，也称中央苏区。创建了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各级以工农为主体的红色政权。并于1930年冬至1933年秋，先后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四次大规模围剿，进一步锻炼和壮大了自己。
在斗争实践中，他们还创造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治军、作战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在蒋介石黑暗统治下的旧中国，中央苏区犹如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的时候，突然从莫斯科“共产国际”那里刮来一股凛冽的冷风。
1933年夏秋，由当时苏联共产党掌控的共产国际组织，指派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人，作为“钦差大臣”，把持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尤其是弄来一个取名李德的外国人（此人原籍德国，名字叫奥托·布劳恩，德共党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系共产国际派给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指挥红军作战。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党还比较幼稚，人们普遍把对共产国际的信任和尊重，变成了迷信。除毛泽东等少数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主意识，懂得革命必须从实际出发才能取胜的道理外，许多人都把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奉为圣贤尊崇，以为吃过洋面包的人必定高明，远道来的和尚会念经，自觉不自觉地唯其命是从。
其实，这些人虽然有推倒“三座大山”的革命热忱，会背诵马列书上的一些词句，也能不着边际地讲一些革命的空道理，但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红军的军情，也不愿意做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是单凭急于胜利的主观愿望，极力推行一条违背客观实际情况的盲动路线，鼓吹“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他们指责中央苏区原来的领导人毛泽东等不懂马列、思想右倾、行动保守、经验主义，撤消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等领导职务，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废弃了毛泽东倡导的“以灵活机动为特色”的战略战术，并且大搞肃清毛泽东影响的活动。掀起一阵阵歪风邪气，完全颠倒了功过是非，搞乱了思想路线，使中央苏区大伤元气。尤其是李德等人，不顾敌军强大、红军弱小这一基本特点，仅凭军事书籍上的条文和他自己的狭隘经历，便不断地发号施令。先是强迫弱小的红军同强大的敌军打正规战，命令红军去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赣州等城市，碰壁后，又命令红军搞所谓“铜墙铁壁”式的防御和“短促突击”式的进攻，与敌人拼消耗，从而埋下了导致“反围剿”失败的祸根。
由于王明“左”倾盲动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全面推行，破坏了党内军内的团结，也破坏了与苏区周边地区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同各方面的关系都搞得十分紧张；加上洋顾问李德等在军事上一意孤行的瞎指挥，致使中央红军在长达一年多的作战中，节节失利。中央苏区由三十多个县缩小为六个县，中央红军由十多万人减少为八万人，且被蒋介石的军队围困在以瑞金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内。敌人在红军可能突围的方向和地区设置了四道封锁线，构筑了阻击阵地，派驻了重兵。红军由于长期连续作战，未得到休整，伤病员很多，弹药、粮秣和被服也极为困难，苏区一片凋零，已不可能再支撑下去。欣欣向荣的中央苏区遭到凛冽西风的摧残，红色根据地被坚持洋教条、推行盲动路线的人所断送。
1934年5月下旬，王明从莫斯科发来指示：必要时可以撤离中央苏区。博古和洛甫等依据王明的意图，于10月上旬提出并报王明批准，决定放弃中央苏区，红军实施战略突围。在阴雨连绵、长空雁叫霜晨月的晚秋时节，处于极度疲惫的中央红军开始了突围的准备。具有军事常识人都知道，突围行动是一种极为复杂艰险的作战样式，必须精心计划、周密准备、果断行动，尤其在强敌层层包围下，像中央红军这么大规模的战略突围，更应该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和周密的行动协调。但是，李德等却抛开红军众将领，独断专行，并逐一单独向各部下达命令，表面上说是为了保密，实际上是为了杜绝不同意见。
毛泽东对李德等指挥作战一直持批评态度，斥其为不知高低深浅的瞎胡闹，他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但他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早已被解除了军内职务，且责令养病，一切军机大事概不准他参与，各方面的消息都对他保密，他完全被蒙在鼓里。红军广大指战员也同样感到困惑和压抑，一身的劲使不出来，满肚子的话无处去说，如同喇叭声咽。
从后来各部队的行动中看出，当时突围的大体部署是：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在前边开路；由中央直属单位和军委直属单位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跟进；由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和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在左右后侧护卫；由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断后。突围的方向和基本目的是，先向赣西南和粤桂边界地区前进，突破敌人预设的四道封锁线后， 再北上绕往湘西，与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重整旗鼓，发展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17日，红一、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在茫茫夜色中渡过了雩都河，开始了艰难的突围。为避开敌人飞机的袭扰，只好夜间走路，白天宿营，或在风霜雨雾中行进。由于出发前缺乏深入的思想动员和周密的行动安排，多数指战员心里不清楚将可能碰到什么情况，以及应该如何对付，只能像盲人行路一样，走到哪里算哪里。突围作战，本应突然发起，轻装上阵，快速摆脱敌人，但李德等却规定，突围时不准丢弃任何东西，于是，八万多人马的战略突围变成了大搬家，问题接踵而来，尤其是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马驮人挑，许多人抬着各种器物，小至桌椅板凳、大至从工厂拆下的机器，加上道路崎岖，行军速度极为缓慢，如同原地打转，马蹄声碎。这种搬家式的突围，在湘江边上终于酿成大祸。
担任开路任务的红一、三军团出江西、入广东、进广西、奔湘南，英勇奋战，一路攻关夺隘，沿途消灭了许多敌人，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1月25日晨，在湘桂边境全州附近的湘江上开辟了渡场，在便于徒涉的地方设置了标记，在不便徒涉的地方架设了浮桥，并立即在渡场附近转入防御，准备掩护后续部队渡江。不幸的是，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等后续部队因为行动迟缓，被远远地落在后边。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向湘桂边境突围后，命令其在粤桂湘赣地区的军队全力围追堵截，并委任湖南军阀何键担任“追剿军”总指挥，在发布的追剿令中写道：“绝不允许放赤匪过湘江，违者就地正法”。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一场血战随即展开。
红一、三军团在湘江边上苦苦支撑了三天，直到11月27日夜，后续部队的先头才赶到，但此时已错过了顺利渡江的良机。蒋介石急调的二十多个师的追剿军已赶至渡场外围，疯狂地向渡场周围的红军阵地攻击，红军大队人马只能边战斗边渡江。红一、三军团冒着空中敌机和敌地面炮火的轰击，以白刃格斗抗击敌人，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在侧后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八、九军团也顽强地阻击敌人的追赶。直到此时，中央纵队和军委总队，才不得不扔掉那些坛坛罐罐，轻装前进，快速通过湘江渡场。
经过四昼夜边战边渡，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虽然安全渡过了湘江，但担任护卫的部队却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红一、三军团付出了重大伤亡，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也损失过半，中央红军由撤离中央苏区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所剩已没有一个建制完整的团队，局面由雁叫霜晨突变为鸡啼寒夜。博古、李德等意识到责任严重，难辞其咎，整日愁眉苦脸，一筹莫展。革命陷入危急关头。
中央红军之所以遭此惨败，除了敌人强大和凶残外，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统帅部在战略指导上的失误。早在撤离中央苏区之前，毛泽东以及红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已明确表达过对李德等瞎指挥的不满，彭德怀曾当面顶撞李德：“你们指挥作战，完全脱离实际，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没有打过一次好仗；若不是红军指战员有高度的自觉性，早就被你们葬送掉了，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彭德怀的这些话，代表了许多指战员的心声。不过，当时由于“左”倾盲动路线的危害性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李德等的瞎指挥也还有人轻信，甚至有人出来挑剔彭德怀对待“顾问”的态度不好，以至李德等得以继续占据统帅地位。
否极泰来，湘江战役的惨局惊醒了全党全军，红军广大指战员悲愤至极，普遍要求总结经验教训，更换领导，改变战略战术。一些曾支持过“左”倾盲动路线的人也开始醒悟，认识到再这样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谁能挽救危局呢？不少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周恩来等的保护下，虽然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头衔，但由于王明、博古的竭力排挤，他实际上有职无权，参与不了任何领导工作，长期置于被批判的地位。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湘江战役，他只是作为普通的一员，被动地跟着大队人马走，极少有人主动跟他联系。他曾诙谐的对去看望他的老部下张宗逊说：“我这里鬼不上门，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吃饭、拉屎、睡觉、走路，所幸脑壳还在”，足见他心中的郁闷。
湘江战役之后，在全军面临危亡的困境中，毛泽东的处境却有了明显改善，主动与他接近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先是时任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探询他对战局的看法，毛泽东坦诚地讲了长期闷在胸中的意见，建议中央政治局赶快开个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盲动错误。这些意见不仅说服了王稼祥，也引起了时任中央常委的张闻天的重视和认同，于是，毛张王三个人便常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说，深入地谈论了如何摆脱危局的问题，并把谈论的情况及时地转告给了周恩来和朱德等。
湘江战役之后，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去湘西与贺龙部会合的意图，在我军必经之路的沿途部署了重兵。李德等却对这些变化着的情况视而不见，仍坚持去湘西与贺龙部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耐心地指出：指挥打仗，要从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抱着一个计划不变，现在若再去湘西，就等于是往敌人布好的口袋里钻，必然遭受更大的失败。毛泽东力主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制定新的行动方案，放弃去湘西的计划，而改为向敌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红军多数高级将领的赞同，此后，毛泽东的意见日益成为中央领导层形成决策的基调。
经过一段酝酿准备，水到渠成。当红军向西渡过乌江进占贵州省的遵义城后，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另有红军各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以及翻译伍修权共20人。会议扼要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经过激烈争论，结束了“左”倾盲动路线的统治；博古等人就推行洋教条的错误作了初步检讨；大家在发言中批评了李德在军事上的瞎指挥，撤销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统帅地位。
会议的这些成果，标志着中国革命在极端危急的关头出现了转机，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重新驶入正确的航道。从井冈山到瑞金、再到遵义，中央红军已奋战了八年，经过了诞生、发展、受挫和出现转机的艰难历程。毛泽东关于从实际出发指导革命实践的主张，也经受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反复，毛泽东和跟随他一起战斗的指战员的心境也经受了振奋、抑郁、再振奋的转换。经过遵义会议，中央红军终于走出了漫长的霜夜，排除了阴霾，迎来了曙光。瞻前顾后，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后来的历史也证明，遵义会议确实是一个“从头越”的转折点。从此，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节节胜利，直到推倒“三座大山”，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发现红军在遵义休整后，急令其在云贵川湘的部队约四十万大军，从贵阳、滇北、川南三个方向向遵义开来，叫嚷“扑火赤匪在此一举”，企图歼灭已遭受严重削弱的红军。经过半个月短暂休整的红军，精简了机构，充实了基层，撤编了红八军团和红一军团的红三师以及红三军团的红六师；撤销了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所属师的机构，各直接指挥三个团；红一军团保留了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和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红三军团保留了红四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和红五师（师长彭雪枫、政委徐策）；中央和军委直属单位由两个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陈云）。整编后的红军，虽然总人数已不足三万，但战斗部队得到了充实，广大指战员受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心里逐渐摆脱了湘江惨败的阴影。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统帅部指挥下，红军1月下旬主动撤出遵义，北上翻越大娄山，进入贵州与四川接壤的地区，巧妙地利用云贵川军阀之间以及他们与蒋介石之间勾心斗角的矛盾，重新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迷惑敌人，创造战机。红军先摆出向川南进军的阵势，然后，突然西渡赤水河，示形奔袭云南，接着又东渡赤水河，折回贵北，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地区纵横驰骋，拖得敌人团团转，迫使其疲于奔命。
经过一个月的游动，有利的战机终于出现。1月24日，红军进占贵北桐梓县城后，侦知北起桐梓南至遵义一百多里的地区内，仅有贵州军阀王家烈所属的一个旅及几个地方团队驻守，分散孤立，比较好打，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决定，留红五、红九军团在大娄山以北地区准备阻止川敌南进；委任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一、红三军团，南翻大娄山，发起进攻战役，攻占娄山关和遵义城，并吸引贵阳方向的蒋军来援，相机歼其一部。
大娄山，云贵高原上一片地势陡峭、草深林密的山地，主峰海拔2254米。山区东西纵长约三百公里，南北横宽约一百公里。它像一座巨大的屏风，亘卧于贵州省北部地区。苍山如海、奇石似林，沟壑河流纵横，植被郁郁葱葱。著名的娄山关，坐落在大娄山主峰西南部的山腰间，关城海拔1400米，是连接贵州和四川的咽喉。一条逶迤的公路穿关口而过，南通贵州的遵义，北达四川的江津。从桐梓回师遵义，必须经此雄关漫道。娄山关及其附近地区有敌两个团的兵力防守，消灭娄山关附近的敌人，夺占娄山关，就成为这次进攻战役的序幕。
2月25日，彭德怀令彭雪枫和徐策率部沿公路正面佯攻娄山关，令张宗逊和黄克诚率部从公路右侧穿越山林，迂回包围敌人。经半日激战，沿途的敌人大部被歼，残敌弃关向遵义逃窜。首战告捷，击溃敌两个团，夺占了娄山关，打开了通往遵义的大门。这本来是一个重大胜利，但指战员们顾不得停足庆祝，而是加快步伐追赶溃逃的敌人，直抵遵义城下。红一军团紧随红三军团之后，急速跟进，两个军团于26日黄昏，都追至遵义城郊。此时，毛泽东率中央纵队进至娄山关，在此坐镇指挥大娄山以南的红一、三军团和山北的红五、九军团的作战行动。
遵义城，被一条由北向南流的小河分隔为东城（也称新城）和西城（也称老城）。新城没有城墙，比较好打，老城有城墙，比较难攻。彭德怀报请毛泽东批准，由红三军团攻打河西的老城，由红一军团攻打河东的新城，并作好打敌援军的准备。2月26日午夜攻城开始，经一昼夜激战，27日午夜前，两个军团先后攻占了遵义的新城和老城，守敌六个团，除少数溃散外，大部被歼。
在攻城过程中侦知，蒋介石的嫡系薛岳所部第59师和第93师在吴奇伟的指挥下，由乌江南岸前来救援，毛泽东电令彭德怀，尽快转移兵力，务求将来援之敌歼灭于遵义城以南地区，并令陈赓和宋任穷率领由红军各院校编成的干部团加入战斗。彭德怀命令李聚奎和张宗逊各率一部兵力，在28日拂晓前抢占了遵义城南的红花岗和老鸦山一线制高点，吸引并顽强地阻击敌人，同时命令陈光、彭雪枫、陈赓等率部迅速向援敌侧后迂回。红一军团红二师的一部兵力，直插到吴奇伟的指挥所，打瘫了敌人的指挥机关。到中午时分，基本上达成了对援敌的分割包围，随即发起猛攻，敌人全线溃乱，除吴奇伟带残敌一部逃向乌江以南外，敌两个师大部被歼。
毛泽东在娄山关红军统帅部的指挥所里关注着前线的战况，一边催促山南的红一、三军团和干部团加快歼敌进程，一边查询山北的红五、九军团的动静。当2月28日夕阳西下时，收到了彭德怀的报捷电报，攻克了遵义，歼灭了援敌，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的作战谋略。五天之内，我军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连续进行了夺关、攻城、打援三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缴获了大量物资装备，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展现了红军新的风貌。
遵义战役胜利的标志性意义在于扭转了红军一年半以来的颓势，佐证了遵义会议决策的正确，开创了继续北上长征打歼灭战的范例。自一年半前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一直陷于被动状态，自半年前撤离中央苏区以来，更是处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虽然也打过一些进攻战斗，但目的仅仅是为了突围开路，唯独这次作战，是毛泽东精心筹划的一次进攻战役。就战场兵力对比来说，我军并不占明显优势，主要是依靠高超的指挥艺术、灵活机动的战术，和指战员英勇顽强的献身精神，赢得了战场主动，制伏了敌人。我军虽然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但取得了战役的全胜，重振了红军的军威。这一重大胜利的消息，传到娄山关时，立刻引起了红军统帅部和中央纵队的欢腾，也使毛泽东倍感欣慰，萌发着用诗词表达内心感受的冲动。
彭德怀不仅报来了胜利的消息，同时，也报来了红三军团的伤亡情况：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四师师长张宗逊负重伤、参谋长钟伟剑阵亡，十团团长姚喆和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挂花，六个营长伤亡，连排干部伤亡过半；每个连只剩五六十人……足见战斗多么惨烈！胜利来之多么不易！
毛泽东面对着彭德怀的电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胜利固然应该庆祝，但更应该铭记，胜利是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随吟成千古绝唱《忆秦娥·娄山关》，最后一句是“残阳如血”。古往今来的文人，在喜庆时多用“如虹”“如霞”来描述将要落山的太阳，毛泽东却在欢庆胜利时，望着夕阳想到了鲜血，以一个浓重的“血”字来抒发他对伤亡的指战员们的思念和感激。人们读词时看到这个“血”字，心情未免沉重，甚或悲凉，不过，这正是毛泽东酝酿此词时的心境，也是毛泽东对这首词预期的意境效果之一。指战员们用鲜血染红了战旗，浇灌了大地，赢得了胜利。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忆秦娥，词牌名。秦娥，指古代秦国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相传我国古代春秋时期，秦国秦穆公有个女儿，名弄玉，善吹箫，与一个名叫箫史也善吹箫的男子结为夫妻。夫妇俩常在一个楼上吹箫，美妙的箫声引来了凤凰，他俩便骑着凤凰漫游世间。后来，人们把他们吹箫的地方叫做引凤楼，也称秦楼。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以《忆秦娥》为名作词一首。词曰：“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夕照，汉家陵阙。”李白这首感叹秦汉唐三大王朝兴亡盛衰的词作，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此后，凡效仿李白这首《忆秦娥》格调韵律作得词，都称《忆秦娥》，并渐渐成为后人用以填词抒怀的词牌之一。
现实革命战争中的统帅毛泽东，在娄山关聚精会神指挥红军与敌人鏖战的同时，却想着传说中的秦国美女，品味着大唐诗圣李白的词作《忆秦娥》，构思着用词描绘遵义战役的胜利以及中国革命的历程。多么既现实又浪漫的一幅图景！这也是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词作产生的背景。
后来，有多篇赏析这首词作的文章，都认为它“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微含一点悲凉，是诗词创作中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但是，也有人把它解释得太实太白，以至遮蔽了词的意境空间，填实了品评欣赏的余地。如有的人写道：“这首词的前一段是讲红军过关之前的行动，后一段是讲过关任务的完成”；还有人写道：“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碎是碎杂，骑兵的马蹄在山石上发出碎杂的声音，正写出骑兵向敌人猛烈进攻。咽有悲壮的意味，喇叭悲壮的声音，使人想到红军与敌人激战的情景。”照这么解释，这首词还有意境吗？还有欣赏的价值吗？更有甚者，因为这首词作于1935年2月，于是有人问道：“二月有西风、雁叫、霜晨吗？这不是晚秋才有的声色吗？”郭沫若曾就此作过回答。他写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情。上阙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阙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郭沫若不愧为诗词鉴赏家，他领悟了毛泽东作这首词时的心境。他明确地指出，这首词“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情”，这样解释，虽然从气象和节令上说，完全通了，但是，对这首词的意境阐释的似乎还不够。联系毛泽东惯于在其所作诗词中海阔天空的浪漫遐想，沿着郭沫若点明的思路去品析，就应该说，这首词所写的既不是一天的事情，也不是一地的事情，而是毛泽东对身历、心历和经历综合思维的结果，是诗词创作上现实与浪漫完美交融的体现。
说它现实，是因为词中包含着红军长征、湘江战役、遵义会议、遵义战役，以及作者在娄山关指挥作战这些活生生的事件，若无这些现实的事件作基础，这首词就不可能创作出来；说它浪漫，是因为词中除“娄山关”三个字外，对上列的事件，一件也没有直接提到，而是用西风烈、霜晨月、从头越、残阳血等虚幻缥缈的词汇替代表达。由此来看，毛泽东是在遵义战役胜利消息的激奋下，借《忆秦娥》这个词牌和“娄山关”这个地名，来抒发他胸中不尽的情思，给读者留下品评赏析的广阔空间。
我们在欣赏毛泽东这首词的时候，切不可拘泥于一事一地作直白注释式的理解。由此推论，词中所说的“雄关”，虽然首指娄山关，但不只是指娄山关，还应该包括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有形无形的各个关口；“苍山”，虽然首指的是大娄山，但也不只是指大娄山，至少还应该包括井冈山、武夷山甚至“三座大山”。不管有多少雄关，不管有多长的漫道，也无论有多少座苍山，我都要“迈步从头越”，这就是毛泽东通过这首词展现出来的气势和魄力。
赏析诗词，只从字面上理解是不够的，而要读懂把现实与浪漫融合在一起的毛泽东的诗词，就更加不易，需要具有一些文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毛泽东曾谦虚地对人说，他战争年代所写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由此可知，这些诗词的内涵与我军的许多重大战役战斗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赏析毛泽东诗词时，需要了解与其相关的战史知识，只有弄清了这些诗词产生的历史背景，才可能领悟这些诗词中的意境，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和教益。
【作者简介】许忠敬，1932年5月生于山西长治。1947年10月参军，1949年3月入党。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两次荣立三等功。经华北军政大学、第一坦克学校和国防大学培训。历任军委军校部参谋，原总参谋部参谋，军委办公厅秘书，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军队指挥研究室主任、战役战术研究部部长、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兼军事百科全书总编室主任。1988年8月，被授予少将军衔。长期从事战役战术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成果丰硕，多次获奖。连续八年担任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1994年离职休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