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位老知识分子，受其影响，我自幼就有求学上进的志向。记得中小学在校读书期间，作文多次写过《我的理想》，不是想当个科学家，就是想成为一代名医。结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使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梦想成了“黄粱一梦”。
本文作者、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文化国际合作创新联盟常务副主席于勇
“文革”始于1965年初夏。当时我在济南第15中学17级4班，刚刚学完初中一年级的课程。“文革”来了，学校停课开始闹革命。这一停，就延续至初中毕业。按正常学年，我们应于1968年6月结束初中学业，结果“文革”闹得我们拖延到年底才算毕业。时逢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于是我这位实际只读了一年初中的人，也顶着“知识青年”的光环，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来到了莒县中楼公社两山口大队成了“插队知青”。
位于大山怀抱中的两山口属于穷乡僻壤，在此下乡插队两年无学可上、无书可读。1970年底招工回到故乡济南，进工厂当了锻造工人。这期间，让“文革”闹得仍然是无学可上。好在济南毕竟是省城，找几本书看还是容易的。我家隔壁有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我叫他“丛叔叔”。他手上有本艾思奇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一干部通俗文本》，我借来后如获至宝，抽空就看。当时我虽对书中的哲学道理不太明白，但也懵懵懂懂学到些什么。在这以后几年中，我先后又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言二拍》《基督山伯爵》《战争与和平》等中外名著。
读书加思考，我开始尝试着写点东西。谁承想“豆腐块”不断的被厂广播站、企业办的《黄河报》采用，并经他们推荐给省市广播电台和《大众日报》《济南日报》等媒体。如此一来，我的写作热情高涨，一发不可收拾，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质量也不断提高。这自然也引起了领导的注意——1972年下半年，我先是到《黄河报》帮助工作，1975年又以学习的名义被借调到《济南日报》工交组。1976年4月，《济南日报》通过市委组织部下调令，将我正式调入。不久后原企业党委副书记李永澄(他曾在济南日报社工作过)与我谈心。他说，《济南日报》老同志多，你想解决组织问题要等很长时间，还是回《黄河报》入党快。入党对我是很大的诱惑。我也是以此为理由说服了关心、信任我的济南日报社的领导，于当年底重新回到《黄河报》当编辑。
俗话说，当家才知柴米贵，到媒体当记者做编辑，我更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好在时代终于变了。1976年，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尤其是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文革”10年浩劫，百废待兴，国家最需要的是人才。
1977年10月20日，在旅行结婚去南京的途中，广播里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恢复高考了！我顿时激动起来，跃跃欲试。可转念又一想，我结婚了，且仅仅读了一年的初中，哪所大学会录取我这样的学生？于是就放弃了报名参加高考的念头。与此同时，省内的各类培训教育也陆续开办起来。1978年春，济南市总工会主办的职工大学最早开办了中文培训班，虽无学历，我仍义无反顾的坚持业余学习了一年多。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有没有学历无关紧要，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转眼到了1979年2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语专业开学，我经考试已被录取。但此时我面临重重压力。工作繁忙自不必说，压力最大的是来自家庭。母亲直肠癌术后才半年，父亲食道癌住院已至晚期，弟弟自1972年外伤致高位截瘫一直卧床，吃喝拉尿都需要人照顾，儿子出生不足6个月。这些现实问题摆在面前，怎么办?爱人鼓励我，千难万难也要坚持学下去，于是我咬着牙开始了电大英语学习。一年半学习结束，于1980年6月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我拿到了平生第一张大学英语单科结业证书。
虽是单科结业，我还是尝到了自学的甜头。学习的热情更加高涨。1981年春夏之交，山东师范大学夜大学开办，面向济南市招生。我报名应试被顺利录取为中文系夜大学生。那个年代，社会需要知识，国家需要人才，学习的氛围很是浓厚。夜大学一年的学费仅20元，这点钱连学校发的书本费都不够。夜大学自然是夜间上课。学制3年，每周5天每晚3节课。这期间除去推不掉的因公出差外，我做到了风雨无阻，下班后草草吃几口东西即骑上自行车往返近20公里按时上课。
这当中有两件事记忆忧新。第二学年开学后不久上现代汉语课。课前听家在山师大的同学讲，主讲教师谭德姿家中下午失火，恐怕是来不了啦。谁想到，上课铃声一响，谭老师又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在讲台上，绘声绘色的讲起课来。课间休息，同学们围在谭老师身边表示宽慰。谭老师下边的一席话让我记了一辈子。她说：“文革10年浩劫毁了一代人。国家百废待兴最需要的就是人才。你们这个年纪，或上有老下有小，或正该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你们坚持晚上来上学，不就是为国家强大吗？老师家里遭了灾不算什么，国家富强了什么都有了。”老师一席话，感动的不少同学热泪盈眶。
1984年6月，三年夜大的学习将要结束，最后几门功课面临考试。被病魔折磨了多年的老母亲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6月1日晚我在医院陪床。母亲清醒时就陪她唠嗑拉家常，她昏睡时我就抓紧看功课、背题，准备次日晚上《当代文学》的终考。也许是回光返照吧，晚上显得还很有精神的老母亲，凌晨病情则急转之下，虽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终究回天无力，她老人家早6时还是闭上眼睛与世长辞了！满怀悲恸，我通知了家人，报告了单位。在大家的帮助下，下午举行了老人家的遗体告别仪式，2点多钟就火化了。办完母亲的丧事，我一看时间还能赶上当天晚上的《当代文学》考试，错过了就要等到补考了。说走就走，我骑上自行车直奔学校。当我臂带黑纱，踩着铃声走进考场时，监考老师和同学们都吃了一惊，因为此前我已请过假了。也许是老母亲在天之灵佑护，当天的《当代文学》考试我竟然考了全班最高分，满分。
夜大学专科毕业在即，山东师范大学中文函授本科又要招考。我们夜大的十几位同学相约报考。结果，和来自全国的2600多位全日制大专生同台竞考，我们山师大夜大学的学生成绩最优异，录取率也最高。这既证明了夜大学的教育水平和质量，也使的山东师范大学夜大学名声在外。
有了前几年学习的基础，1984年7月至1987年6月的中文本科函授学习也顺利通过。这期间值得一说的是我参加的自学考试。由于工作表现突出，我1979年底被提拔担任了《黄河报》总编辑。虽仅是名科级干部，但毕竟要带着十几人一起工作。进入上世纪80年代，学历越来越重要。提干、涨工资、评职称都要看学历。1984年我已取得第一张大专学历证书，学历对我已不那么重要了。但和我一起工作的伙伴们需要学习、需要学历呀！于是，我就鼓励他们找学上，并自作主张：每门课大考前放假10天，回家准备功课。当时国家开始了自学考试，同事们纷纷报告应考。也许是自学考试太难的缘故，第一轮考试下来，我所在单位范围内几百人应考竟然无一人通过。对此结果我心有不服，跃跃欲试报名参加自学考试。
另外，还有一种更强的力量推动着我。中文大专毕业，当记者做编辑专业知识可以应付了。可是当总编辑，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也不可少啊！当时由山东大学主考的党政干部基础科开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概论、世界史和中国近代史共11门课程。细细想来，这当中有不少课程的知识是我这个新闻工作者需要掌握的呀！于是我下定决心报名参加自学考试。那个年代工业学大庆流行着铁人王进喜的一句名言：“人没压力不革命，井没压力不喷油”。由此我联想到儿时顽皮的弟弟逢学习考试成绩不好，母亲打他时常说的一句话：“骡马都能打上道了，不信你就打不上道”。我觉得这些道理用在学习上挺实用的。经过多年学习我有这样的体会：考试就是学习加压的最好方式。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开始了自学考试。
为此，也召来了一些非议。包括我的一位初中同学都说到了我当面：你都有学历了还凑什么热闹？当时年轻气盛，对这种言论我总爱反唇相讥“，我学我的，你学你的。我有学历再学绝不占用工作时间，碍谁啥事了？！我确实说到做到了。参加自学考试过程中，除参考时间外，我没因为学习请过一天假。报社的伙伴们凡参考都可准假10天。那一年多的时间里，要工作，要在寒暑假时间参加山师大中文函授课程学习，平时早起晚睡，节假日不休息，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全用在了学习上。这也多亏了爱人含辛茹苦，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解除了后顾之忧，我可以把全副精力用在工作和学习上。
记得1985年11月的一个晚上，报社一位编辑因没评上职称，心有不服到家中找我诉苦。当时我正在冲刺应付第二天上午8点开考的中国近代史。心里哪个急呀，巴不得他赶快离开我好备考。哪想到这伙计上了犟劲，一直磨叽到近午夜才离开。离参考只有7个多小时了，只好一夜无眠看书备考。一件军大衣,一杯热水伴随着我复习到清晨。凡临近考试，我基本是十几天仅睡两三个小时，又加上这夜未眠，考场打盹怎么办？我不会抽烟，考场也不让抽烟。有了，单位刚分了桔子，我怕酸，这桔子又酸得够劲。于是，我顺手抓上两个桔子，考场上打瞌睡时我就吃瓣桔子。那个酸呀，使我头脑顿时清醒起来。考试结束，牙齿让桔子酸倒了，庆幸的是考试通过啦。就这样，我自1984年秋天参加自学考试，又经过来年春秋两次考试，整整一年时间党政干部基础科11门课程全部一次考试合格。1985年底，我又拿到了第二张大专毕业证书，是山东大学颁发的。我也成了所在系统近千位参加自学考试的干部中第一位自学考试成功的佼佼者。
1985年下半年，我根据组织要求带人创办了面向全国发行的《中国重型汽车报》，并成位首任社长，由此走上了处级干部岗位。1987年上半年，省委党校举办了全省首期处以上新闻干部培训班，我成为一名学员。在省委党校学习期间，听说了夏季要招考首届党政干部研究生的消息。通过积极努力，我争取到了报考名额。回到单位向党组书记报告时碰了“钉子”。他说，报纸创办不久工作需要你。再说考研英语你能过得了关吗？这位领导是文革前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我反复向他申述，研究生报考条件其中一条就是不能超过35岁，我踩在线上再不考此生就没有机会了，并明确表示如考不上，岗位后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回报组织的关怀。这位领导最终被我说动了，在报名申请表上签上了“同意报考”4个字。至今，我仍然非常感激那位老领导的知遇之恩。
报考后紧接着就是备考。要考的科目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共运史、时事政治，还有写作和外语。除外语外，我自觉其他科目都很有把握，毕竟基础在那儿摆着。外语虽经过中央电大一年半正规学习，但结业后已有7年多了，扔在一边一直未用也忘得差不多了。能不能通过考试心里真没有底。6月底，新闻干部培训班学习结束。我借着脸熟向学校培训部领导提出，学校马上放暑假了，我想继续使用培训时使用的房间复习功课一个月，参加7月底举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想不到学校领导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学校放暑假后，培训楼5层上20多间宿舍、4个大教室空空荡荡，就我一个人在日以继夜的复习英语备考。当时学校条件差，宿舍里仅有吊扇，楼的两侧是公用卫生间。
济南7月流火，吊扇吹着也大汗淋漓。热急了，我就跑到卫生间，脱光衣服，一盆凉水从头顶浇下来。一日三餐全部在食堂解决，并顺便从水炉提壶热水上楼饮用。就这样连轴转了近1个月，满怀信心地走进了考场。两天紧张的考试结束后，自我感觉良好，高高兴兴回到了近40天未回的家。我又累又困，回家后就想睡觉，但屁股又痒又痛，难以入眠。我让爱人一看，她大吃一惊，原来长时间坐硬板椅子，满屁股满是捂得冒着脓头的热疖子。爱人含着泪帮我挤出脓头，涂上碘酒，我才得以入睡。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8月中旬，我收到了省委党校的录取通知书，成为首届研究生班的学员。在单位交接完工作，8月31日，我和来自全省各地的其他49位同学一起开始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习。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全日制脱产学习。
毕业前夕，1989年初，我的工作关系就如愿转到了经济日报社。成为这家有重大影响力媒体的记者，是我多年的心愿！
自1978年起开始学习，至此我已经坚持了11年之久。我自己觉得也该告一段落了。时事难以预料。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动乱使中美关系迅速变冷。这时民间外交开始活跃起来。
美国夏威夷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当时也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决定联合举办MBA研究生班。中方负责研究生课程，美方负责论文答辩和授MBA硕士学位，这个班仅在北京和山东两省市招30名学生。我这当记者的消息灵通，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再次报名，考试合格后取得了入学资格。这个班专业研究方向为发展战略。从1991年春开始学习，每年春秋分别集中学习一个月，直至1993年春学完了全部硕士研究生课程，课程有：运筹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史和管理学概论等。记得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文章洋洋洒洒5万余字，绕来绕去就是想说明：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同样也会有经济危机。不过当时思想解放还没到那个程度，我尚不敢直接说社会主义也会发生经济危机，只好用了“周期性波动”这个代名词。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我也如愿拿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证书和美国夏威夷大学的MBA硕士学位证书。
爱人问我还学吗？我摇摇头，说：“读了15年书啦，辛苦你了，不学啦！”到此，我的自学就结束了！
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15年坚持自学，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不能简单的说知识就是力量，历史上学贯中西而在实践中一事无成的书呆子大有人在。要想知识成为力量，刻苦学习是前提，靠悟性消化吸收，把知识变成自身的东西，才是知识变成力量的根本保。
记得1984年，我在山东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大专毕业时，与研究现代文学郭沫若专题颇有造诣的蒋心焕教授交流时，他问我：3年大专学习，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具实回答，我会看书了。一部厚厚的文学著作拿过来，我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握住：写作背景、主题思想、中心内容和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了。蒋心焕教授欣慰地说，你学到真东西了，可以毕业了！
今天，我说起这段往事，意在告诉后人：大专也好，本科也罢，仅仅是人生的一段学习经历，关键是要有认真的学习态度和科学的学习方法。这才是人一生不断自学，永远进步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