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我的父亲杨静仁，回族，1918年生于甘肃兰州。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回民骑兵团政委，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科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民委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主席、军区政委，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国家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
父亲于2001年10月19日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中央在父亲逝世告别仪式的悼词中评价：“杨静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卓越的领导人，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党和人民，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对此评价，我深以为是。借助父亲的威望以及组织上的培养和信任，继父亲后我有幸担任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第五届会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本愚陋，才疏学浅，担此重任，实为不逮。惶恐之余，念及父亲深恩厚泽，思念万千，不吐不快。今特专写此文以颂父亲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以为他逝世二十周年纪念。限于条件，本文只涉及父亲这方面工作的凤毛麟角，未尽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回族有影响的革命青年
父亲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宗教职业者家庭，从感情上与劳动人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面对黑暗的旧社会，父亲决心要做一个改造旧世界的革命者，正当马克思主义在父亲的头脑中萌芽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父亲像所有热血青年一样奋勇投身抗日洪流并崭露头角，也正是在这轰轰烈烈的斗争中，父亲接触到共产党组织，并在党的教育下锻炼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父亲就组织参加了兰州第一次抗日群众游行。1937年10月左右，父亲和其他回族进步青年联系商议组织回族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的事宜。在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工委）的领导下，父亲利用“伊斯兰学会”这个社团组织联系回族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工作出色，1937年秋甘工委吸收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6月，国民党当局对甘工委进行了一次大的破坏活动，逮捕了工委主要领导，伊斯兰学会也被勒令解散，有数人被捕。环境已万分险恶，甘工委指示父亲尽快离开兰州奔赴延安。父亲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围堵，1941年3月胜利到达了他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中央组织部对父亲的到来，给予了重视和关怀，介绍他到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还让他担任了第一班党支部书记。在学习的三个月中，父亲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特别是民族理论政策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间，聚居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海原、固原县的回族农民，为反抗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历史上有名的“海固农民暴动”。起义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终归于失败。起义失败后，这支回族武装只剩下230人，在团长马思义的带领下，投奔陕甘宁边区，走上革命道路。党中央对这支起义队伍的到来十分重视，派父亲去做政治工作，将这支回族起义军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部队。1941年7月，父亲陪同马思义等起义军官去延安参观学习，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对少数民族尊重关怀的诚恳态度和他关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斗争的道理，给父亲留下了终身不忘的深刻印象。
1950年任中央民委办公厅主任的杨静仁（中）陪同毛泽东主席（右二）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右一）会见西藏和平谈判代表。
1943年5月，在延安整风的所谓“抢救”运动中，父亲补调往保安处接受审查。一直到1945年7月，组织上做了正式结论，明确父亲没有任何问题。在接受审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父亲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始终相信组织一定能将问题调查清楚，积极地参加生产，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45年7月父亲重新工作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历任陇东外情组副组长、中共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科长、机关游击队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47年夏在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发动对延安的进攻时，父亲带领西北局机关游击队与敌周旋转战陕北。期间，曾努力学习民族问题理论知识，学习政策研究工作，并多次到陇东、伊盟、三边帮助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一批关于西北地区民族关系特点的调研材料，成为党和西北局“解放大西北”决策民族问题的重要参考。
二、宁夏的“好书记”
1961年2月，父亲离开北京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军区政委、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父亲主政宁夏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成绩斐然，贡献良多，简述如下：
父亲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宁夏”）工作，正是受命于困难之时，受“大跃进”等浮夸风给宁夏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倒退之后，又遇三年自然灾害。当时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实行低标准、瓜果代，农村口粮只有15斤，城市居民定量24斤。不少人浮肿，牲畜乏瘦死亡，有些地方饿死了人。
宁夏河套地区尽享黄河灌溉之利，粮草丰盈，素有“塞上江南”美称，一向是粮食调出地区。此时是否还可以向外调出粮食，自治区领导有不同意见。父亲不粉饰太平，坚持实事求是，果敢地提出，不能再调出粮食，而且还要向中央借点粮食。1962年夏，他向中央提出借粮请求后经毛主席同意，从中央调来3000万斤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杨静仁（前排右一）和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前排左一）合影
父亲带领自治区党委一班人，坚定的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落实政策，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宁夏较快地渡过了困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宁夏的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965年粮食产量达到8.33亿公斤，比1960年增长了78.3%，从调入粮食的地区变为调出粮食的地区。
父亲还根据宁夏的特点，除了制定发展牧区、半农半牧地区的生产方针外，还主持制定了大牲畜包养到户和在汉区私养为主的养猪政策，大大调动了饲养户的积极性，促进了宁夏畜牧业的发展。1962年起各类牲畜迅速回升，到1965年底，大牲畜、生猪、羊只存栏数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较同期全国其他省市，宁夏市场肉、蛋等供过于求，甚至一度动员群众购买“爱国肉”。
父亲充分利用宁夏煤炭蕴量大，质量好的自然优势，大力发展宁夏煤炭工业。1965年全区煤炭工业总产值达7864万元，年平均增长率为8.5%。大量优质的太西煤东供包钢，西援酒钢，并且有部分出口。电力工业发展更快，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8%。在全国电力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宁夏拥有充裕的电力。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沿海和内地迁来一批工厂，加速了宁夏的发展。全区工业总产值逐年急步上升，1965年达到17853万元。
父亲在主政宁夏工作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不怕扣上“翻案风”的帽子，对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对1960年的“双反”运动也本着既要纠正错误，又要团结同志的精神，释放了一大批错捕错判的人。对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扩大化，也作了一些纠正和调整。从而使全区政治形势呈现好转和稳定，干部和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
1962年夏“左风”抬头，中央决定批判中央统战部的“投降主义”路线，在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父亲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领导宁夏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采取“神仙会”方式，贯彻“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原则，同时，根据中央指示，陆续摘掉了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对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重申了“五不变”（即安排、高薪、定息、学衔、改造不变）政策，这些工作对稳定局势、克服困难，缓解过去一些政治运动造成的党与各界非党人士关系紧张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父亲对民族宗教问题，即明确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宗教的界线，又坚持慎重的方针，采取稳当的政策。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宁夏在宗教和民族方面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和波动。就是在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尖锐的“西海固”地区形势也相当稳定。
父亲主政宁夏时期，正是由于坚决贯彻中央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1963年以后，宁夏的各项建设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各条战线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正如1966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题为《求实》的社论指出的那样“宁夏同志们在生产高潮中处理问题时，具体分析矛盾，实事求是地解决矛盾，表现了求实精神，对人很有启发。”可以说，这一时期是1957年以后到“文革”开始以前宁夏自治区政治经济最好的时期。
父亲坚持实事求是是工作作风，在宁夏搞调查研究，律已极严，生活上艰苦朴素，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为获第一手材料，他身为自治区党政一把手，经常不给任何人打招呼，独自下乡调查蹲点，没有警卫和其他干部陪同，亲自找人询问，准备提纲作记录。在农村和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睡土炕，喝稀糊，一同挖渠锄地，几次患了浮肿。别人劝他注意身体，他说调查研究之事还是亲力亲为好，毛主席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
1963年杨静仁、吕琳与吴生秀、王彬、何莲芝、董必武在青铜峡水库。
父亲在宁夏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即使在“十年动乱”中遭受残酷的打击迫害也毫不动摇，信念不改。
1966年8月，“文革”在宁夏迅猛开展，社会掀起号称“红海洋”的假、大、空的造神运动。红卫兵用红漆到处喷涂画像和语录以显示对领袖的崇拜，父亲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非常反感，在对他的专车进行喷涂时，他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样搞影响驾驶，根本没有必要！此时他因宁夏头号“当权派”已在运动的风口浪尖，处境危于累卵。好心的同志劝他，车是国家的，喷什么无所谓，何况别的车都喷了，你何必引火烧身。果然此事不久被揭发出来，成了他反×××思想的罪证，为此每次批斗大会都被斗得死去活来。最终父亲也没有低头认罪，坚持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1966年秋，父亲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党中央的两位负责同志。在小组会上父亲的秘书写了一封信，揭发其中一位负责同志来宁夏视察工作时的“错误言论”，并让我父亲附议后转交会议主持人，父亲对此公开声明：此信是我秘书写的，让我代转，但信中披露的事情我一无所知，会议的小组会都有“四人帮”爪牙参加，他的这种态度预示着他在文革中不会有好果子吃。有个与会的领导同志为此对他进行了警告，他坦然地回答，凡事要实事求是，不可捕风捉影，瞎编乱造。
1976年10月，“四人帮”灭亡了，许多受迫害和冤屈的老同志获得了“解放”。但在恢复我父亲组织生活的结论中仍写有“在‘文革’中顽固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状。父亲对此论坚决不同意，并拒绝在结论上签字。许多好心的同志纷纷做工作说：这些都是必须写的“套话”，人人都这样才能过关，不影响前途和使用。父亲反驳说，没有的问题，不能强加生造，难道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这儿不管用！如不同意此“罪状”就不“解放”我，那就算了。结果恢复父亲组织活动的事就被拖延下来。
“文革”伊始，我父亲还未被波及，有些下级部门的领导人首先受到了冲击，为了把这些人彻底打倒，造反组织要求我父亲公开表态，共同揭批这些人的所谓罪行。父亲不同意，坚定地说，我是宁夏的第一书记，如果他们犯了错误，那是执行了我的指示，我要负全责。后来，父亲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有些好心人劝告父亲，此时应和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公开站出来揭发和批判西北局乃至中央某些领导人的“罪行”，以争取造反派的谅解和支持，摆脱困境。父亲坚决反对此论，严肃的回答说：我和上级领导的关系都是工作关系，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毛主席制定的全党组织工作原则，有什么可揭发批判的！
在整整十年的浩劫中，不论是在造反派的批斗大会，还是在专案组的审讯室里，父亲对存在的问题都坚持自己是宁夏的第一书记，要负全部责任，对下决不甩锅推责，对上也不胡攀乱咬，以牺牲原则力求自保。
父亲在宁夏无论是在主持工作时期，还是在“文革”受到打击迫害之时都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这种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在宁夏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和口碑，至今还被人们传颂，被誉为“我们的胖老杨”、“宁夏的好书记”！（本文作者杨华山系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会长）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