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四大名著”或“四大奇书”中的其他三部相比，《西游记》具有独特的魅力。从读者面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具有金戈铁马的阳刚风格，一些女性读者似有本能的疏远，《红楼梦》则有不同程度的“少儿不宜”，唯独《西游记》能与大众产生全方位的共鸣。无论男女老少、黄发垂髫，都可以津津有味地与人说起《西游记》的故事。
《西游记》的独特魅力、它的艺术经典性是如何炼成的？《西游记》不是“天降”奇书——它有来历可寻。
其一，文学源于生活，经典来自现实，《西游记》的经典性源自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壮举。关于玄奘取经的史实，各类史书记载略有差异，可大致梳理为：
贞观三年（629），玄奘从首都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偷渡玉门关，取道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出热海（凌山大清池，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来到素叶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经二十四国到达北印度。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携带657部佛经和大量佛像，取道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尼泊尔，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丝路南线回国，逗留于阗（今新疆和田市）两年后，回到长安。
行程5万里，途经百余国，历时17年——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中国故事”。在那个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导航、没有翻译软件的时代，玄奘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难完成的任务。在西域的17年里，他“见不见迹，闻未闻经”——见到了许多以前不曾见过的异域风土人情，也听到了从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佛教理论。
唐僧与猴行者，甘肃瓜州榆林窟第3窟。本文作者供图
《西游记》是神话化的“西游故事”。史书所记“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被形象化为“九九八十一难”，“苦历千山，询经万水”的艰难旅程，化为笔底烟霞。古人评论《西游记》“奇地、奇人、奇事、奇想、奇文，五奇具备”，揭示了《西游记》宝贵的审美精神与艺术风格，也体现出这一“中国故事”独特的叙事方式。
其二，《西游记》的经典性来自时间的赐予，这部作品经历了长达千年的经典化历程。
早在唐初玄奘在世前后，西游故事便有所流传。取经归国后，玄奘奉敕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记录了西域地理、历史、道里、风俗。他的弟子慧立、彦悰为了表彰恩师的丰功伟绩，谱写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一记一传”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传主行迹神奇，书者文采斐然，共同开启了“西游故事”的文学性书写。它们理所当然成了《西游记》的最早源头，也成为《西游记》经典化的开端。
沿着时光长河缓缓流动，晚唐五代到宋元之际，出现了各种体裁的西游文艺作品。开始时，大家各显神通，各有讲法，严肃的历史真实、浪漫的文学想象和活泼的民间传奇，融汇交织。慢慢地，人物和故事逐渐趋于一致，出现了集大成者《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诗话》）。
此后，民间艺人再讲说西游故事时，大致都按这个话本底稿来讲说。现存《诗话》的产生时代已不可考，有人说是宋，有人说是元，也有人认为晚唐五代即已出现这部作品。但可以确定的是，《诗话》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游题材的文学文本。胡适视其为《西游记》的“祖宗”，鲁迅称其为《西游记》的“先声”。
《诗话》对《西游记》最终成为经典性神话小说具有奠基性、先导性的意义。比如，正是在《诗话》中，猴行者首次加入取经行列，替代玄奘成为作品的主人公。这个猴行者来头可不小，他来源于民间西王母神话，人、神、猴三位一体，是“八万四千个猕猴之王”。他身世奇特，神通广大，“九度见黄河清”，因偷吃王母的蟠桃被发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这显然就是《西游记》孙悟空的原型；紫云洞则在《西游记》升级为水帘洞。
猴行者等神话形象的加入，直接影响了《西游记》的内容和结构。猴行者的出现，一举突破了真人真事的现实局限。他亦人亦猴，亦仙亦妖，能腾云驾雾，变化作法，故而恶劣的自然灾难不足以成为他的阻碍，必须引入妖魔鬼怪，才能显其神通；随着妖魔鬼怪的出现，唐僧的保护者也须相应升级，于是引入了西天诸神；一般的得道高僧只是精通佛理，既不能长生，又无诸般神功，在猴行者与神魔面前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取经的对象必须是端坐云中、若即若离、至高无上的佛祖，而非历史上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大师可以胜任。就这样，神、佛、魔三者齐集，从此，西游故事的内容和结构驶入了神话小说的轨道。
《诗话》还开启了西游的降妖模式，将玄奘取经的历程浓缩为更具象征意义的“九九八十一难”。据考证，现存《诗话》中的降妖历难故事，完整的有树人国遇妖术、火类坳遇白虎精、九龙池遇九头鼍龙等“三难”。“三难”虽少，但意义重大：它将历史上玄奘所经历的“百千无以备叙”的“此等危难”，演化成为生动形象的神魔故事，为后世《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提供了基本类型。
到了明代，西游故事更加发达、丰富，逐步形成了戏曲与平话（民间说书话本）两个系列，现存的代表作分别为《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平话》。这两部作品是明代《西游记》演化的“关键少数”。从时代考量，它们离《西游记》最近，又同属于叙事文学体裁，适合讲述，共同构成了《西游记》的直接蓝本。
《西游记杂剧》，明初戏剧家杨景贤著，全方位叙述了唐僧取经故事，具有六本二十四则的宏大规模，比王实甫“天下夺魁”的《西厢记》还多出一本，可谓元明以来杂剧之冠。《西游记平话》，明代无名氏著，全本已佚，目前仅存一些片段，主要是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所录“魏徵梦斩泾河龙”和朝鲜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所载“车迟国斗圣”两则。后者还有9条注释，涉及的西游降妖故事十分丰富。
《诗话》尚无猪八戒和白龙马的影子，沙僧的情形则更类似于其他除怪故事：他化为金桥帮助唐僧渡过深沙河，但并没有成为唐僧的徒弟参与取经。但在《西游记杂剧》与《西游记平话》中，“取经班子”的构成及其分工则已经定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是主角，沙和尚、白龙马是配角。
在后世百回本小说成书过程中，人物越来越庞杂，但“取经五人组”的班子始终相对稳定：师徒四人，外加白马，定格为《西游记》的“标配”，其余人物皆跑龙套，穿场而过。
同时，《西游记》的情节构架也宣告固化，为大众所熟知、独立成篇的《西游记》“三大板块”就此定型。这“三大板块”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记、唐太宗入冥记（取经缘起）和唐僧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
其三，《西游记》的经典性，还来自天才作家吴承恩的生花妙笔。
《〈西游记〉通识》
竺洪波 著 中华书局
当下学界对“吴承恩著《西游记》”的说法还存有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西游记》的作者是客观存在的。据鲁迅、胡适的考证，最后创编并推出《西游记》百回本巨著的，是明代作家吴承恩。所以，我们不妨将“吴承恩”当作《西游记》作者的一个指代，用以考察这位天才作家的卓越创造。
与《红楼梦》等文人案头文学相比，《西游记》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部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小说。千百年来，街头坊间的口耳相传，戏班乐坊的浅吟低唱，早已让西游故事初具规模。玉在石中，只待巧手打磨。
吴承恩也不是曹雪芹那样的独立创作型作家，而是像冯梦龙、余象斗一类的改创型作家。在对以往西游故事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加工和润色的过程中，吴承恩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彰显。
比如，孙悟空与二郎神的斗法故事，在前代杨致和简本《西游记传》中不足300字，而他却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余言，使故事更加饱满生动，文字更加神骏丰腴；白骨精的故事，虽在前代《诗话》里早有雏形，但白骨精善于伪饰变化、千方百计“吃唐僧肉”的情节，则完全是吴承恩的构思。
此外，从理论上说，凡是前代西游作品中没有出现和提及的故事，如通天河唐僧坠水、荆棘岭三藏谈诗等故事，都是吴承恩独立创作的精彩篇章。
更值得后世称道的是，正是吴承恩，才将《西游记》写成了一部独一无二的神话小说。按以往文学史的命名规则，表现“西天取经”母题的西游“记”，大概率应该像《马可·波罗游记》或《鲁滨逊漂流记》那样，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或者，从“取经求法”的题材上看，它更有理由成为一部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然而，《西游记》却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最后以神话小说定型，是历史选择、创造的结果，更是吴承恩选择、创造的结果。
（作者：竺洪波，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