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小云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祖国》记者杨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大规模减贫成效显着，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贫困人口所占全国人口比例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同时，我国的扶贫工作也进入了最后一公里，意味着容易脱贫的已经脱贫，还未脱贫的，则是深度贫困和难以脱贫的。对于这部分贫困群体，我们国家绝不会让他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那么这些扶贫工作中的老大难问题究竟有哪些？又当如何克服？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连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并将他的相关观点辑录如下。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贫困人口数量逐渐减少，但减少的速度逐渐趋缓，贫困问题呈现新的特征。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在初始阶段作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的种养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降至2014年的9.2%，农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也在逐年下降。这意味着依靠种养业的农户很难大幅提高收入，容易陷入低收入或贫困状态。第二，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交通条件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群体以及受教育水平高、市场竞争力强的群体更容易获得经济发展的红利。农村困难群众由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市场竞争能力较差，继续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面临较多困难。目前，农村绝对贫困人群主要有三类：一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极端贫困户；二是虽有劳动能力，但家庭负担很重、教育和医疗等支出很大的群体；三是虽有劳动能力，但所处客观条件非常不利于改善生计的群体。
李小云教授对记者谈到，当前的扶贫工作大面积铺开后，有以下方面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厘清。
一是对于扶贫和致富不能混为一谈。政府的扶贫工作是是帮每个人脱贫，而不能帮每个人致富。因此现在应当集中人力物力解决贫困因素。在扶贫战略上解决全社会的公平问题，为贫困地区发展夯实社会基础。要以贫困地区获得公平发展机会为目标，解决深度结构性的问题。
二是按公平的原则解决深度性贫困问题，深度贫困是绝对的、一定要解的贫困难题。要认识到深度贫困的顽固性，可能长期存在。深度贫困区域、村庄、群体在发展过程中受益最少，所以最需要集中力量实施精准扶贫。
三是扶贫工作需要创新。要弄清扶贫工作不是简单的救助，不是简单输血搞大规模投入、一哄而起，而是要科学的规划，要创新模式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四是动员大量社会组织补政府的短板，要专业化、科学化，要建立体系，再贫困地区成功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只靠一个扶贫第一书记是远远不够的。
李小云教授认为，首先，可持续脱贫依然是难点。经过扶贫部门的巨大努力，建档立卡措施有效地瞄准了贫困群体，但是如何能支持贫困群体可持续脱贫依然十分困难。贫困群体能否可持续脱贫取决于其收入是否能增加到越过贫困陷阱的门槛和是否能够使得整个收入可持续下去两个方面。按照现在多数地方的产业扶贫的做法，一是很难使得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一个高的水平，二是即使有的地方贫困人口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可持续性低，收入波动大。
其次，扶贫兜底依然困难。近年来政府针对贫困群体、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不同弱势群体的支持逐年提高。但是，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扶持的数量的增加速度远远高于单位个人强度增加的速度，虽然得到扶持的人数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个人支持的强度往往不足以抵御来自教育、健康等风险，而且在持续物价涨幅下，有效兜底效益不高。由于低保是政府的无偿资源转移，这往往会造成权力性的挤入，如很多地方存在村干部和相对富裕群体挤入低保户和贫困户的现象。即使在那些不存在挤入现象的村庄，由于实际生活状况相差并不大的现实困惑，迫使很多地方将低保转变成了按年农户轮流受益的平均分配格局，这一现象在贫困村庄非常普遍。
第三，科学扶贫依然困难。贫困的发生有其自身的规律，扶贫需要按照贫困发生的规律展开。尽管明确指出：扶贫不搞层层加码，不能搞超前完成。这为精准扶贫提出了科学的扶贫原则，但在2020年脱贫目标约束下，很多地方还是做出提前脱贫的要求，很多扶贫项目设计要求年内完成。这些行政性指令严重扭曲扶贫工作的科学性和规律性。
第四，到达最后一公里仍然困难。中央决定实施精准扶贫以来，通过定点帮扶和派驻第一书记等措施，为解决贫困乡村组织和人力资源不足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但是，农村的各项扶贫政策都最终落到乡镇一级。一方面乡镇对接中央政策，对接不同的部门，人力资源极度缺乏。
第五，动员贫困群体的主体作用仍然艰难。针对精准扶贫工作一再重申贫困群体是精准扶贫的主体，但是我们工作中往往把贫困群体作为教育的对象。一方面教育他们不能等靠要，另一方面则长官意志为贫困群体做决策。很多地方搞产业开发都是上面决策好了产业，到村里让农民填表。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在精准扶贫中有很大的缺失。如何能把扶贫的决策权交给贫困群体是精准扶贫能否成功的关键。
李小云教授认为，当前的农村贫困主要表现在深度性的贫困和转型贫困两个方面，虽然两者之间互为关联，同属发展不均衡在不同层面的体现，但深度性贫困属于多维度贫困的长期沉淀，其致贫原因远比转型性贫困更为复杂，脱贫难度很大。与分散性的个体贫困为主要特点的转型性贫困不同的是，深度性贫困主要表现在不同规模的、群体性的福利缺失。这种整体性表现在整个村庄甚至更大范围内大部分群体的贫困状态，并且往往与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相联系。因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需要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确保中央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的顺利实现。
深度性贫困治理需要综合治理。深度性贫困是长期沉淀的多维度的福利缺失的状态。这样的福利缺失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常规的扶贫加以缓解。首先，贫困文化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也很难通过一般的教育来消除。因此，在深度性贫困地区和村庄建立学前教育和儿童营养计划最为重要。同时也要认识到深度性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的质量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即使有大量的投入，如不解决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育质量问题，这些地区将会演化为“教育致病”区。目前，志愿支教计划是可行的方案，动员社会组织支教应该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其次，应该在深度贫困的村庄建立医疗服务中心。在每个边远山区、村都应配备乡村医务员，鼓励志愿人员不定期展开医疗服务。由于治理深度性贫困的难度很大，如果没有超常规的措施，极有可能拖中央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后腿。所以第三，应该把深度性贫困的治理作为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尽管目前针对深度性贫困地区的扶贫投入力度已经很大了，但是缺乏综合治理的框架。建议设立深度性贫困综合治理计划，整合各种资源，集中投入非竞争性的公共资源，弥补这些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福利缺失，同时通过发育亲贫性市场机制带动贫困群体提高收入。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