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与美国博弈中如何定位？是做一个传统的陆权国还是新兴海洋国？
Evan Feigenbaum和Robert Manning在“两个亚洲的故事”（“A Tale of Two Asias”）一文中指出，中国领导的 亚洲经济和美国领导的亚洲安全之间的分歧正在逐渐加深，以中国为主要推动力之一的亚洲经济整合并没有促成中国为核心的安全合作，事实上，随着中美在该地区的博弈加剧，亚洲正在走向“精神分裂”的边缘。一方面，亚洲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尽管近几年来中国也面临经济增长乏力、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其仍然是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亚洲大多数国家仍然希望美国作为维护地区安全的领袖，而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潜在的威胁。随着美国与亚洲各国的对外贸易比重逐年下降，美国是否能延续奥巴马政府下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外交看点。
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一天就宣布拒绝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意味着美国主动放弃了与亚洲地区加强经济合作的机会。为了巩固仅有的政治基础－中下层民众和实现“美国优先”的战略，特朗普政府不得不运用宪法所赋予美国总统的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特权来服务内政中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目标。习特会的结果非常明确地显示了这个倾向。特朗普为美国金融行业(尤其是保险业巨头)和牛肉出口商赢得了对华投资及贸易的主动权，同时也同意避开贸易战并在朝鲜半岛与中国展开合作。这似乎也意味着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军事和外交的被动干预政策转向特朗普时代进一步的战略收紧。
而中国能否加强亚洲经济的深度融合，利用其贸易、投资和产业的优势取代美国维持该地区安全的角色？或是中美关于亚洲安全领导者地位的竞争将给地区经济的进一步整合带来难以跨越的障碍？这已成为当前中美博弈的焦点，也决定着亚洲诸多国家的未来。
中国要在亚洲地区扮演一个政治领袖的角色就必须考虑其在亚洲经济整合中的方向和重点。是选择做一个几千年来传统意义上的内陆国，把重点放在亚欧大陆的陆路贸易，还是定位为一个新兴的海洋贸易国，继续巩固其在国际航海贸易中制造大国的地位？
支持后者的观点主要是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原理出发。首先，航海贸易利用的是码头、船舶等轻资产，历史经验证明比陆路贸易需要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其次，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航海贸易出口制造品取得的，进口能源等大宗商品也通过较为低廉的海路运输，转向陆路贸易将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虽然陆路贸易的成功经验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但是并不一定完全适应当前国际经济、产业发展的需要，毕竟从15世纪末航海大发现以来国际航海贸易就占主导。另外，发展陆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进出口贸易需要大规模投资，而沿线国家的偿债能力不一，面临的政治、军事风险很大，目前很多项目的短期收益很低，如果有大量项目出现偿债问题可能会给我国的资本市场带来很大压力，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相比而言，支持陆权的观点更多地是从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第一，尽管近几个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都是在航海贸易中取得优势的国家，陆权思维仍然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虽然高科技和数字经济已大大降低了地理条件的约束，突然向海洋国的思维体系转变意味着整个社会、政治、军事、文化体制的深刻转变，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第二，亚欧非大陆的经济整合以及中国的产能输出需要一个优先陆权的战略，除了西欧诸国这个大陆板块的大多数国家都有与中国开展政治军事合作的可能性。第三，发展强大的海军不但要面临东部沿海三个岛链的约束，也意味着可能会与有非常成熟经验的海洋强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正面交锋。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以上两种观点中寻找一个平衡点。从经济层面的角度来讲，重点发展海洋贸易面临的挑战较小，因为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成本和风险远远低于陆路贸易。然而，中国的经济政策还要兼顾国家战略定位，考虑国际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关系。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上的两级势力转为美国主导的一级，这个现状还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进展，GDP也可能会在10年左右的时间赶超美国,但在国际政治、军事上的实力和话语权与美国还不能同日而语。因此，中俄联手巩固亚欧非大陆的军事和政治势力以制衡美国领导的欧洲、日本诸海洋强国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十年国际政治的一个主线，即陆权和海权之争。冷战结束后，这个格局逐渐失去了意识形态的支撑，而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量似乎使其更加牢固。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在经济层面应坚持航海贸易为先导，维护海权利益，以航海贸易的利润贴补一些陆上的基建、能源项目，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逐步提升陆上的机动性，坚持经济发展规律和成本－收益原则，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慢慢推进亚欧非大陆的经济整合，建设一个有利于我国的军事安全环境。
魏佳
政治思想史学者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