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负责人。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的伍修权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后来在《回忆录》中介绍了自己参加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情形和思想变化：
伍修权（1908年3月6日—1997年11月9日）
我到中联部的第二年，即1959年7月，参加了我党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建国以后也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无论是对于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经济事业，还是对于我们个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庐山会议（资料图片）
庐山会议分为两段，前一阶段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没有参加，但后来逐渐了解到一些情况。会议开始时，本来是要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过“左”倾向，进行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的。到会的许多同志，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许多正确的意见，这时会议的气氛还是正常的。正是在此情况下，彭德怀同志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向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归纳了他在会上的发言，比较系统地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这就是那封著名的“意见书”。彭德怀同志写出这样的信不是偶然的，他在我们党内向来以为人正直、原则性强著称，对上级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他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我曾亲眼看到他不顾个人得失，义正词严地斥责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抵制了当时的错误领导和瞎指挥。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不怕冒犯和得罪领导，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的无畏精神和原则态度。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行动，正是他这种精神在新的条件下的表现。他平时就一向比较接近群众，这次会前他又曾几次下乡，亲自作了调查研究，了解了许多实际情况，听取了来自下层的呼声，才到会上勇敢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是当时我们党内已经出现了某些违反民主原则的不正常现象，一些正确意见往往受到压制。有的领导同志急于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加之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前后，又起了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从当时的形势中，看出了会议上的苗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可能会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和支持，而他认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就决定早些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免更多的人跟彭德怀走，跟着犯“错误”。于是就将彭德怀同志给他个人的信，作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出来，名为让大家讨论，实际是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结果使会议进程发生了本应批“左”但却批右的逆转。由此进入了会议的第二阶段，即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步出庐山会议会场
我和一些同志于7月底得到通知，第二批上了庐山。一到庐山，会议的形势已成定局。鉴于自己一年以前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这次就格外小心，特别是听了毛泽东同 志的讲话，就觉得除了表示支持他的意见以外，很难再作出别的选择了。
但是当时我心里却是很矛盾和沉重的。我了解彭老总的为人，他的意见实际上反映了许多同志的共同看法。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彭老总那样毫无顾忌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同志们的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彭老总敢于提出意见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正确立场受到了误解，他的原则态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会议上展开了对他的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斗争，又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错误的文件。在大会上我也违心地举过手，至今我一想起这事，还觉于心有愧，当时的心情就更可想而知了。
按说那次上庐山，是我第一次到这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但是在会议的特殊环境和气氛下，我却毫无赏景的雅兴。所以那次虽然在庐山住了不少日子，除了参加开会和闷在住所里，什么地方也没有去，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庐山下来，我把会议上发的一些文件和简报，交给部里一些领导同志传阅，也在会上谈了会议的情况，大家了解了党内发生的问题，心情都比较沉重。这时中央成立了专门的小组，审查彭老总的全部历史和各项错误，其中有一项是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因为与中联部的工作有关，有一次通知我参加对彭德怀同志的揭发批判会。会议开始，专案人员声色俱厉地要彭老总交代他怎样搞“里通外国”的。当时我坐在他的左手边，见他的情绪和健康状况都明显下降了，精神上显得很颓丧。我只是半是批评半是规劝地对他说:“老总，你有什么就讲什么嘛，如实地讲吧，把问题讲清楚了，就好了么！”他曾生气地说，他不会说外国话，同外国人打交道都要通过翻译，真要搞什么“里通外国”的事，翻译可以揭发，他自己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
毛主席与彭德怀（资料图片）
庐山上吹出的这股“反右倾”之风，很快刮到了全党以至全国。中联部也按上面指示展开了“反右倾”运动。由于我是中联部的机关党委书记，负责部里运动的领导任务。在党委的掌握下，我们部的运动是比较妥的，没出什么大的岔子。但是在总的形势影响下，同样发生了过火斗争和扩大化的错误，也整了不该整的同志。被搞错了的主要有两个同志，一个叫刘谈锋，他在香港等地工作过，并有些海外关系，在运动中被当成了重点对象审查，结果为了“纯洁组织”，把他的党籍给开除了。还有一个叫张维冷，在50年代初是我国驻印度的记者，因为他写过些小品文，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被认为“斗争意志衰退”，加上他工作能力确实差点，也被错误处理调出中联部，还被送到外地。直到前几年，三中全会以后，才重新提出了他们的问题，虽然我已经不在中联部了，但当初是由我负责部里的运动的，对他们的处理当然负有责任。中联部党组织征求过我的意见，经重新审理，恢复了刘谈锋同志的党籍。这位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在去世前得知这样的讯息，也就可以瞑目于九泉了。对张维冷同志的错误处理，虽然也纠正了，但是因为户口关系等问题，还不能迁回北京，对此我也只能向他表示歉意。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也曾受到过不同程度的错误处理，我也为此感到抱歉，在此就不作细述了。总之，在这样大的运动中，中联部这个部门的打击面还是比较小的，这也是领导上注意政策有所控制的结果。
伍修权，1908年3月6日出生于湖北武汉。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7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