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朝，香港及广东东莞、宝安、深圳一带盛产及出口香木。这种香木属于莞香，又名女儿香，此香香味奇特，当年在广东与江浙等地备受欢迎，饮誉全国。据说，由于当时贩香商人们一般都是在港岛北岸石排湾港将莞香船运往广州或江浙等省，所以人们将这个港口称为香港，意为贩香运香之港，将港口旁边的村庄，称为香港村。这便是“香港”名称的由来。
明代的香港地区在商贸上已渐渐蓬勃起来，人口亦有所增长，更成为海防要地。当时，明代在这里设防，主要是为了防御日本、葡萄牙和荷兰的侵略者。明朝中叶，广东沿海有三路巡海备倭官军。其中的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佛堂门在香港地区，该地区显然属于中路的防御范围。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图》中已标有香港以及赤柱、黄泥涌、尖沙咀等地名。
香港在中西外交关系史上也占一席位。佛朗机（今葡萄牙）将领安德拉德在1516年率船队前往中国，并于翌年8月15日抵珠江口与明朝广东地方官员接洽，是为葡萄牙和明朝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事实上，早于1514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已派兵抵达并攻占屯门，控制香港地区的屯门和后海湾达七年，并于当地立石柱，刻该国国徽于其上，以示占领。明军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向葡萄牙开战，史称屯门海战，战役持续了40天，葡军陷入苦战，最终狼狈返回马六甲。翌年4月，葡军再派出由六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企图重新占领屯门，8月两军在大奚山茜草湾附近对峙。此战从茜草湾海面一直打到了哨州海面，最后明军大获全胜。
清代香港属新安县管辖。清廷为防沿海居民接济明朝遗臣郑成功，遂于1662年下令迁海，沿海居民须向内陆迁徙50里，使居民家园尽失，史称“迁界”。加上实施海禁，香港本区受严重影响。“迁界”通常也会被称为“迁海”。迁海后渔盐业废置、田园荒芜，沿海居民深受迁海之苦，广东巡抚王来任向朝廷力陈迁民之苦；两广总督周有德力主：先展界，后设防。成为当时反对迁界的地方官员的主要代表.香港人民为了纪念他们，在锦田建造的周王二公书院。新安复县，允许迁民回原地复业，并招集邻近地区人民垦荒种田。从此客籍农民，大量入迁。复界后，赋税为当地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清代香港的街道
清朝中叶，随着清朝与外国有更多接触，接近当时贸易中心广州的香港也成为了各国商船的停留点之一，当中以瀑布湾最为着名。而朝廷亦加强对香港一带的军事防卫，例如设立官涌炮台等。1839年6月20日，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 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此事因而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为香港被割让埋下伏笔。同年11月，中英随即爆发穿鼻之战，英方战败后逃回尖沙咀，林则徐便下令军队驻在尖沙咀附近的官涌还击，结果成功将英军驱逐出尖沙咀，史称官涌之战。
割让与租借 对外贸易职能加强
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并于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正式割让给英国。1860年清廷再败于英法联军，被逼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部连同邻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让给英国。1898年，英国通过与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条约，租借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租期99年。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让，形成了今日香港的边界。
英国于1842年正式取得香港岛后，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是为“香港开埠”。英国的商人，包括鸦片商贩，逐渐将香港建立成与东方自由贸易的枢纽。美国的鸦片商贩及银行家亦有到香港参与跟中国华南即广东福建一带的贸易，而华中一带的贸易则主要经上海进行。在当时东南亚成为世界各列强的殖民地，而经济则被福建人控制，福建人经香港转运货物到五口通商城市，列强、满清及五口通商的商家则收取当地的营商费用，英国人和福建人则赚取巨额的转运利润。广州原为英国企业驻华的中心，但香港开埠后，英国人的公司(以鸦片为主)都改以香港为中心，亦由香港运到五口通商城市。除了货物的转运外，香港亦成为华南中国人移居海外的中转站。
从1851年至1900年期间，太平天国时期，超过200万广东及福建的商人迁往香港躲避战乱。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增至1865年的12 万多人。
英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使整个香港社会充满着殖民主义的色彩。
动荡与挫败 经济陷入不稳局势
在20世纪初，香港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贸易的转口港。香港人口在稳步的增加，市区的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展。随着城市化的建设，电车、火车、煤气、电力、电报等等设施在香港不断的被增设。并于1912年成立了香港大学，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各行各业的人才。
但是中华民国在1912年成立后，局势依然动荡不安，依然有不少人选择到香港避难。而民国政府一直未能有力的废除当时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未能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收回被德国控制的山东，这更加剧了国民的排外情绪，香港亦是如此。由此引发了1922年海员大罢工及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罢工。
香港在英国统治下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军占领时中断。自1931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随即展开了对中国的侵略，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而当时全球经济大萧条及银本位货币制度受到冲击，都对香港经济构成一定影响。“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并迅速攻占广州及邻近地区，之后南下至深圳河北岸，与英军对峙，除了使大量难民涌入香港，也代表着日军的威胁更接近了一步。
1941年12月8日，在战斗机的掩护下，日军进攻香港。三十六架日军轻型轰炸机空袭了启德机场、九龙水上飞机停泊等处。机场附近的一些民房也被炸弹击中。
负责防守香港的包括有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义勇军。日军不单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在开战的首天便取得制空权。最终，港督杨慕琦于同年12月25日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向日军投降，从此揭开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日军入城后，大肆抢掠、强奸妇女和杀害无辜居民的暴行屡屡发生。日军的安民布告上虚伪地宣称：“保护华人财产，香港战争是对付白种人的战争”。但仍然有许多华人的店铺被封了门，特别是那些大的铺店，如先施、永安、大新等国货公司、五金行、汽车行等。被查封的公司企业门口多半钉上写有"军搜集部管理"字样的木牌，银行、当铺门口则钉有"金融班管理"的木牌。大家都明白：“管理”只不过是攫取的别名。日军将香港的九十五万担存米，抢走八十万担充作军粮，造成香港严重的粮荒。
日据时期，香港在经济、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折。经济上，日军强迫香港市民以港币及法币兑换日本军票，到了战后所有的军票都不获承认而变成废纸。战时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大幅下降，香港的经济陷入低谷。在文化方面，日本又在香港实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强迫使用日文，香港的街道地区亦被改成日文。在民生上，居民每人每天只领到六两四钱配给米，仅能勉强糊口。到了战争中期，粮食发生恐慌，日本侵略者便改变配给制度，只配给为敌人服务的公务人员。结果造成米价飞涨，居民饿死者不计其数，饿殍遍野，目不忍睹。由于食品及其他物资严重不足，加上日军在香港实行疏散政策，鼓励或强迫市民离开香港，战后香港的居民人数大减至60万左右。
在日本统治期间，香港百业凋零，唯有赌博、吸毒等罪恶的行业得到发展。从最热闹的皇后大道到最偏僻的角落都有赌场。臭名昭着的大赌场有“荣生公司”、“两利公司”等。赌场门口往往是一面日本旗，一条“发财请进”的标语，有人在摇铃，开赌场的多半是与日军相勾结的亡命之徒。1944年2月，“南支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以后，公开鼓励开赌，抽赌饷充军费，此后赌场林立，更加乌烟瘴气。此外，日军还鼓励吸毒。敌总督部设有贩毒机关，即裕祯公司，用飞机从热河运来烟土，并开设售吸所，准许烟民领牌买烟。
二战后的香港迎来发展机遇
日本投降后，香港居民喜迎光复，本以为能看到中国的军队来接收香港，没想到却迎来了举着米字旗的英国人。于是，前来迎接的居民纷纷扫兴而归。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之统治遭瓦解，数以万计的人从大陆来到香港。香港人口激增。这些新移民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大量的技术以及资金。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外国公司把办事处从中国大陆各大城市搬到香港。
在20世纪50-80年代，由于东南亚排华，当时集中在东南亚的华人资本家纷纷将资金转移至香港以及新加坡，两地经济同时急速起飞。
香港在人均寿命、识字率及人均收入等各项社会经济指标皆拥有骄人成绩，足证香港在20世纪最后40年所获得的成就，但主权前途问题却亟待解决。
初时，香港发展以纺织业为主，其后扩展至成衣、电子制品、钟表及印刷等。
但是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对中国实施禁运，香港原先依赖的转口港贸易不能维持。这些都为香港经济转型为工业迅速发展创造条件，使香港摇身一变成为制造业中心，随着中国在1979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加上本地工资上升，香港的制造业逐渐北移。香港逐步转变为以商业及旅游为主的城市。
一国两制 主权回归
1970年代初期，由于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使港英政府不得不考虑香港前途的问题。英国政府曾经多次要求向中国政府延续新界的租约，揭开了中英两国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达20年争拗的序幕。
最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但英国人仍保留治权。不少香港传统上流社会的政治及商界精英，开始时亦支持有关建议。传统英国资金的商业力量，如汇丰银行、怡和洋行，亦曾参与游说工作。但这些都遭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否定。中国坚持英国对香港没有主权，只有治权；而且中国不单要收回新界，更认为把香港岛和九龙割让给英国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必须整体收回香港；但承诺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权利。
邓小平认为香港的自由经济体系不同于内地的社会主义体制，立即融合对双方均无好处，故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办法，在收回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和澳门）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即所谓“高度自治”。他同时希望能借此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晤时，撒切尔夫人不怀善意地问：“要是谈判不成功怎么办呢？”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要收回香港的决策时，已估计到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将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的这场会谈，比预定的一个半小时多出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走出来时，脸色凝重。忽然，她一脚踩空，跪倒在地上。
幸好走在她身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港督尤德等急忙上前把她扶起，但这件事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1997年7月1日，香港历经百余载的沉浮，终于回到祖国怀抱。（郭秀茹）
(责任编辑：周金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