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尤其是近五年里，我国进入了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关键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科技进步有加速度，产业升级有张力，生态建设明显进展，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目标越来越清晰。从这几个方面看，我们的发展成就不仅可圈可点，也很鼓舞人心。具体说来，一是科技进步已经进入快车道，在许多领域占有世界领先地位或者达到与接近世界水平，逐步形成与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相适应的创新驱动能力。二是产业升级渐入佳境，在继续保有制造业门类齐全的产业优势中，在一些重要制造业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势态。三是生态建设和能源转型一路前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国内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更大的弹性空间。四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能量，也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四位一体”的更高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在各种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标志中，科学技术发展的加速度是第一位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的步伐大小和速率，是社会经济能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我们面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科技发展和科技竞争已经进入了新格局、新状态，加速度在明显地显现，能不能在自主创新中尽快地占领多数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命运和前途。全球的科技竞争从来没有如此激烈过，以致科技竞争成为一种普在的竞争。科技发展状态塑造未来也提供了千年未有的新机遇，你可以为错过早期工业革命时机而感到遗憾，但面对这轮人们有时会用“大洗牌”来形容的科技发展新的浪潮中，不仅不可以坐失良机，也不能亦步亦趋地落在后边。在新一轮刷新人类文明面貌的科技发展中，人们面对的是同一条发展起跑线，很像是赛场上争先恐后地进行着一场高栏百米冲刺赛的运动员，谁能胜出，谁家的国旗才能飘扬在世界赛场的最高奖台上，谁能在各种各个领域和项目中摘取更多的金牌、银牌和铜牌，谁才能获得市场话语权和发展定位权。
近十年特别是近五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全面筹划下，我国的科技发展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在以创新能力和产出为基础的经济体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一路上升， 2021年在全球132个经济体排名第十一位，这也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进入前20名中的一个，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百位区域顶尖科技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和广州“大珠江三角洲”地区位列第二，北京位列第三。中国与美国各自拥有21个顶尖科技集群，在数量上首次持平。
中国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一直在持续增加，2021年达到1.07万亿人民币，比2012年增长了92.2%，将近一倍。如果算上全口径的企业和社会投入，恐怕再翻番也不止。中国科研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由2012年的1.91%增加到2021年的2.44%。
衡量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是专利、论文数量和工程师与大学学生的保有量，中国专利申请量，在2016年到2022年的统计中，全球占比最高，占到全球申请量的36.2%。依次才是美国的32.6和欧洲的12.9%、韩国的12.2%、日本的6%。从申请人国别来看，中国专利申请数量高达37.9%，美国才是22.3%。中国目前是拥有工程师数量最多的国家，有关人士这样说，从2000年算起到2020年，20年时间里中国培养了6000万工程师，比德国人口总数还要多。2022年中国各专业大学生数量突破1000万，达到1076万，据有关人士统计计算，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约近2亿2千万，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中坚力量和后备军。
在我国，自主创新活动遍布各行各业，其中最前沿的领域，是与目前和未来产业发展关系重大的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集成电路、空天科技、生命健康等等。人工智能是中国新产业模式的创新重点领域，在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与穿戴，以及人脸语音识别，都有程度不同的产业化。在过去五年里，中国不仅构建了覆盖整个国家城市和农村中心地区的世界最大光纤网，在集群通信方面领先于美国与欧洲，5G连接技术也一枝独秀。5年里建成185万多个基站，数量超过全球总数的60%。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占到GDP的三分之一强，下一步的目标是将整个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进一步结合起来。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更是摆脱了美国GPS定位技术体系的制约和讹诈，对中国的通信安全作出了独特贡献。中国的量子计算和航天工程成就更是堪称典范，为目前和未来的社会经济高质量开辟了不可多得的科技路径。
这些亮眼的科技成就，有很多是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制定之后陆续取得的，也都是中国人冲破各种技术封锁自主创新得来的成果。在未来，新的科技成果还会在井喷中不断涌现。2017年，我国公布建立“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计划，在科学与工程研究、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以及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方面，进一步夯实基础，扩大科技自主创新新成果，让科技创新成为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更为重要的驱动器。
二
“C919”单通道商用大飞机通过适航认证和中国汽车规模性走向海外市场，极具“中国制造”产业升级象征意义。在很长时间里，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一直是大型商用飞机垄断生产商。因为商用大飞机技术复杂，安全要求高，被称为制造业的皇冠产品。中国的“C919”单通道商用大飞机一跃飞天，从2017年成功试飞，到5年后取得适航资质，不仅打破了多年来商用大飞机生产和销售两强垄断的老格局 ，也意味着中国商用飞机制造商从此加入了门槛极高的现代民航客机制造俱乐部。“C919”所需组装的零部件有上千万种，零部件国产化率目前为60%，但在总体上仍属于自主产品，有些零部件由国外厂商提供，并非我们不能制造，而是由刚进入市场的批量生产成本比较所决定的，随着市场占有率提升生产批量加大，国内的配套零部件生产规模也会随之扩大，零部件国产化率也会不断提高。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曲折，但近年来出现了后来居上的井喷式发展。2021年在汽车产量同比增加39%的同时，款式与性能和技术指标大幅提高，开始批量走向世界市场。中国汽车产业升级发展也具有全方位性，传统能源车、电动车、氢能车和无人驾驶车前后并进。有分析认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杠杆和经济增长的杠杆越来越由技术创新和技术更新来驱动的事实，明显地体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和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上。
作为制造业大国和互联网应用大国，中国产业链完整，举世无匹，产业升级具有宽领域多行业的特征，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产业和产品升级故事，是很难用几句话来描述和概括的。我们常说市场是一面镜子，让市场来投票来说话，或许更权威更客观一些。
第一张票是中国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票。2022年8月，凯度BrandZfa发布了2022年最具价值中国品牌百强榜单，总价值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2410亿美元。100家上榜品牌有47家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其中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巴巴和抖音以及制造业厂家海尔等名列前茅。有比较意义的数据是，进入榜单的品牌有25个实现了价值增长，其中6个品牌增长率超过了25%。中国品牌引起国际智库关注，是近两年的事情。
第二张票是外贸商家人投出的。据中国海关公布数据，2022年前8个月，中国在新冠疫情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外贸同比增长10.1%，进出口总值达到27.3万亿人民币，8月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4.6%。出口大于进口有多种原因，中国产品供给质量显著提升，性价比又很高，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第三张票是国内市场对“国货”的消费兴趣骤增。曾几何时，很多年轻的消费者更看好国外舶来的品牌商品，特别是奢侈类商品，受到更多的青睐。对于这样的畸形消费现象，并不能以爱国不爱国而一言蔽之，要看到昔日里中外商品存在的质量差异，包括品牌传播手段和营销方式方面的差异，但在国内生产商品供给质量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国内消费风气悄然发生了变化，青年一代消费者把目光更多投向国内产品，出现了新的理性消费现象，这不仅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还折射了国内商品市场价值的提高。
第四张票是由新产业新业态自身投出的，那就是在产业升级的同时，新的产业形态和业态不断涌现，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产业升级转型的带动能力。比较典型的新产业就是预制菜行业的大量出现。预制菜行业的应用而生，看似平常，但蕴含着打通二产与一产之间的分工通道，让加工业长入种植业和养殖业，具有产业升级和转型的重大意义，也显示了中国产业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新产业新业态现象在诸多传统行业出现，有的是老树新花，有的则是行业嫁接，例如传统保险业，正在向养老行业进军。
市场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投出的认同票还有很多，挂一漏万，不能在一篇文章里去细数，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某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产业缺环，也就带是人们听得耳朵已经有些起茧的所谓“卡脖子”产业。对发展中的经济体来讲，发达经济体凭借先发优势对中国制造业构成“卡脖子”效应，莫过于芯片制造，而在一个时期里，高性能芯片的市场供应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确乎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究其成因，并不在于中国企业能不能自己制造出光刻机和高等芯片，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来看，更多出于盲目相信西方“垂直分工”理论造成产业发展后果。在某些西方企业家的眼里，中国就是一个“世界加工厂”，只能扮演中低端加工者的角色，从世界制造业价值体系里挣些“血汗钱”，如果不愿意一直如此而要进行自身的产业升级，便要凭借产业先发优势切断供应链，这就是 “卡脖子”和制裁机制的商业由来。然而，真能够构成“卡脖子”因素的，更多在特定经济体于自然资源禀赋短板领域里，如目前能够看到的大宗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的供应短缺中等。这里且不说中国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化解这些资源难题，就人能制造和创造的产品能力而言，“卡脖子”说到底还是一个要挟别人的伪命题。事实上，中国的芯片产业虽然起步晚，并非希望渺茫，在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下，不仅出现了自主研发的局面，并正在迎来破题的曙光。这方面的线上线下报道很多，也就不去一一详述了。
总之，从那面看，在制造业的自主发展中，“卡脖子”是卡不住的，中国的产业全面升级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这已经被近十年来发生的事实所证明。
三
经济发展不能以环境和生态破坏为代价，这已是一种普遍共识。在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意味着，建设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这是中国从早期发展中得出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也成为我们推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念和基本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通俗语言，形象准确地概括了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辩证关系。在2021年4月举行的领导人气候视屏峰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明确地阐述了，“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
应当说，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生态环保建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污染治理持续加强，生态保护稳步推进，公众参与广泛，国家制定和修改了环境保护法，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社会共治理念深入人心，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基本完成。截止2021年底，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7.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3.4%，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面积为18%，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50.3%。
环境保护有力地助推了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全面实现自然财富、生态财富、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同步增长。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4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人均GDP达到80976元人民币，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2551美元，超过了世界人均GDP的水平。
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并不意味着生态建设大功告成，从全人类的福祉出发，也从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着眼，中央和国务院在2021年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中国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无庸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能源结构和能源产业转型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因此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在具有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重大的意义的同时，实现能源的结构调整与相关产业升级。从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来看，仍然以煤炭为主，但已经呈现出多能互补的结构特征。2010年原煤使用占81.3%，石油10.2%，天然气4.5%，水电3.2%，核电0.3%，到了2021年，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显著优化。根据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发布的《中国能源发展报告》，在2021年的能源图表结构中，煤炭降至56%，石油和天然气分别上升为18.5%和8.9%，非化石能源占到了16.6%。十年里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世界奇迹。
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前途无可限量。中国是风能发电设备制造大国和风能发电大国，2022年中国风能发电量同比增长39.9%。中国的光伏产业无论从生产能力还是市场消费上比，都是其它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国的水电产业还有很大潜力。中国的核电技术也出现了技术路线新突破。甘肃釷基熔盐反应堆的试运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与前几代核电技术相比，都有许多超前优势。这样一些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和普遍应用，都具有生态建设和产业升级换代的多重意义。
四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章，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021年，又多次提出全面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更高层次和更宽视野中对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了更为深远的思考。
持续推进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必然会涉及到生产与至关重要的社会财富分配和成果共享。我们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一次分配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二次和三次分配则要更多地发挥社会主义的分配调节功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优势，不仅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在于更好地调节劳动者之间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和创造者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是一切创造的最终能量来源。
正是因为这个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对共同富裕的目标表示由衷的赞同，因为这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也是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作者简介：
冯并，原名冯竝，1945年1月出生，河北省人。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编辑，后进入经济日报社任评论部主任，90年代上中期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2000年后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十届政协委员，国家有贡献专家，邹韬奋奖获得者。曾聘为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世界生产力学科学院院士、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现为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名誉会长。
长期以来从事经济新闻、文学写作和经济评论研究工作。著有《“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一带一路：全球经济的互补与跃升》、《丝路大视野》、《冰上丝路：最后的地中海》、《丝路文明札记》、《新市场与新市场人》、《南珠北玉：略谈副刊编辑三十家》、《中国文艺副刊史》、《改版》、《冯并通讯集》、《冯并杂文集》、《冯并评论集》、《经济随笔》、《即铭随笔》、《新叶集》以及散文集《不落的琴声》、《塞上明珠》等。新著《运河城镇笔记》和《黄河谣》将在年内出版。曾主编过《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中国公共管理年鉴》、《中外经济体制比较丛书》、《改革问答录》等，并在上世纪90年代撰写《大战略》、《大陆桥》、《东北记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所撰三论关广梅现象连续评论，曾获年度新闻唯一特等奖。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