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官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来不及穿军装就聚集在一起。日本学者岛田俊彦在《关东军》指出：9月18日，“如前所述，本庄繁司令官是在晚上10点进入旅顺官邸的。他们到达大连的时候，是晚上8点。就在这两个小时期间，他走访了画家野田的家，在那里欣赏了野田给自己画的肖像。已经在外巡视了10天的本庄繁感觉自己可以稍事歇息一下了，11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板垣征四郎参谋向他报告，今晚10点半左右，日中两军在奉天发生冲突，‘我已经独断下令让独立守备队和驻在部队出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新井匡夫、武田寿、中野良次等参谋以及附属参谋片仓衷、调查班长竹下义晴等也陆续来到官邸。大家谁也没有时间穿上军服，都是传着和服来的。稍微来晚的石原莞尔参谋长倒是传着军服进来的，有着一种傲慢的样子。他上来就问：‘你们为什么要穿着和服？’中野良次则立即反问他：‘你为什么迟到？’”
其曾祖父犬养毅被日本军方暗杀了的日本学者端方贞子在《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指出：具有激进主义精神的陆军中坚将校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在关东军中占有了主要位置，他们高唱对外膨胀和国家改造，独自策划满州政策，通过谋略、行使武力和威胁等等手段推进政策实施，让陆军中央在政府内部陷于孤立，导致币原外交受制于关东军的暴走，一步一步让政党政治家和外务省屈服于陆军中央主导的权力，最终导致“九一八事变”。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看中了一个“空白”和一个“虚”。日本学者小林英夫在《“满洲”的历史》中指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奉天军阀的主力集结在长城线以南，残存的留守部队分散在东三省内，构成一个巨大的“空白”。日军曾多次进行夜间训练，事变发生时用24英寸的榴弹炮炮轰奉天城，这种夜袭和威慑性的炮轰，对于奉天军来讲都是乘“虚”而入的。这种做法不仅压住了张学良的军队，也让奉天百姓陷入恐怖之中。
日本右翼女学者宫胁淳子在《世界史中的满洲帝国和日本》中指出；导致“九一八事变”的是中国军队杀害中村震太郎大尉事件。当时，针对防御苏联，中村震太郎为了制作地图前往兴安令侦察，结果被中国军队杀害。关东军正是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武力冲突的。
日本宪兵队因为“九一八事变”而内讧。吉田裕、荻野富士夫、冈部牧夫编着的《侵略中国的证言者们》指出：1905年，关东军宪兵队正式成立。当时，把本部设置在旅顺，大约有200人，主要是为了处理军队内的犯罪行为。1920年代后，增添了新的任务。1929年在长春担任宪兵分队的齐藤美夫要求宪兵还要做军事警察，除了警卫“满铁”的附属地、维护日本权益、保护在留日本人、调查中国民心动向以外，还要收集中国军队和政府机构的情报。关东军宪兵队的队长级别，从少中佐级提升到少将级。“九一八事变”以后，关东宪兵队本部从旅顺迁移到沈阳，主要任务改为警戒民心动向和镇压反满抗日分子。宪兵队的兵力1932年5月为511名，1934年末达到1032名。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厅警察、外务省警察也都纷纷派到来，这里时常上演关东宪兵队、关东厅警察、外务省警察的“内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综合杂志《文艺春秋》月刊曾作过一个问卷调查，其中从事美容业的小坂几之助这样说：“我军迅速行动，占领了支那各地。在留日本人从此不会再感到危险，我作为同胞感到非常高兴。”公司职员三浦白羽表示：“发生在满蒙的日支交战，表现出我们要永久保持日本权益的最后决心。我们以此向中国和外国发出通知。”从事理发的原浦藏表示：“这次的日支冲突事件不是平稳进行，其目的就是想告诉那些卑怯的支那人不要第二次再向日本人伸手。”芝山启一郎表示：“这次日本军的行动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都是有关国家生存权利的。”实业家泽柳猛熊表示：“我坚信日支冲突事件是正确的。其理由是：第一，这是为了日本民族的自活权；第二，这是为了3000万居住在满蒙的中华人民的幸福；第三，这是为了切断威胁东洋和世界和平的祸根。我们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不惜赌上国运！”
蒋丰 《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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