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生母,姓淡;另一位是继母,姓夏。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按照家族的辈序,父亲给他取名“邓先圣”。6岁读私塾的时候,私塾先生认为:孔夫子尚且为“圣”,你怎么能为“先圣”呢?于是,先生做主,起学名为“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他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才改为“邓小平”。
邓家通过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到了祖父邓克远这一辈,积攒下了40余亩地、十几间房,还兼营缫丝、制粉,在广安算得上是一户殷实人家。
当时正逢乱世,社会处在剧烈的变革之中,清朝的腐朽统治正在垮台,革命力量风起云涌。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打算出去闯一闯。他当过兵、加入过“炮哥会”,做过团练局长。在当地算是一个名人了。所以,家里的事情不论大小都由邓小平的祖母戴氏和母亲淡氏主持。
淡氏出生于广安县望溪乡,16岁时嫁给邓绍昌。当时,淡家的产业要比邓家大得多。淡氏没读过书,大字不识,但端良贤淑,明达事理。嫁到邓家以后,她毅然挑起了沉重的生活担子。虽然她身材瘦削,在家中却是最忙碌的人。
淡氏性格和善,对婆母百般孝顺,关怀备至;对子女悉心照顾,严格要求;对村里的穷苦乡亲,总是接济照顾。一次,一位曾在邓家做过佃户的农民生活遇到困难,一时全家衣食无着。淡氏了解情况后,腾出自家一间空房,让他暂时借住,并为他找了一份差事。当地的农民很尊敬淡氏,说她是菩萨心肠。
淡氏的口才也很好,能言善辩。她每讲一件事情,总是说得绘声绘色,条理清晰,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夏日里晴朗的月夜,邓小平和弟弟、妹妹们拥着母亲,坐在三合院围成的小平坝中,听她“摆龙门阵”,生怕漏掉一个字。邓小平后来言辞犀利,讲话简练明快,和母亲的影响大有关系。
淡氏育有三男二女。民国初年,四川境内军阀混战,散兵游勇四处流窜,骚扰百姓。为了使孩子们不受惊吓,一有风声,淡氏就将家里安顿好,带着年幼的儿女到村外土沟或竹林里躲藏,或将他们送到亲戚家暂避一时。
邓小平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三代单传,所以作为长子长孙的邓小平从小就受到全家的宠爱,是母亲的掌上明珠。
淡氏不管做什么事,哪怕家务再忙,也总是把他带在身边,形影不离。
5岁以前的邓小平是在祖母和母亲身边长大的。入私塾以后,也还是由祖母带着起居。尽管受到百般的疼爱,邓小平并没有大户人家的少爷习气,在小伙伴中间,他读书勤奋是出了名的。每天放学回家后,除了帮助母亲做一些家务活之外,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复习功课,甚至直到晚上还在桐油灯下读书习字。他也特别喜爱跟着父亲学写毛笔字,时常到院子里父亲摆好的桌子旁,踩在凳子上练习毛笔字。邓小平的毛笔字写得好,总是被先生表扬。
适逢雨天,祖母戴氏和母亲淡氏心疼年幼的邓小平,怕他摔坏了,都阻止他去上学,要他在家中温习功课,但邓小平硬是不肯。没法子,再逢雨天,淡氏只好用一个小布袋装上一些米,再塞给邓小平两枚铜板,让他在学堂附近找一户店铺搭伙做饭。
母亲这样操劳,邓小平十分心疼。于是,每逢雨季他放学后不再去玩泥巴、“打碰钱”,而是直接跑回家,争着帮助母亲做些事情,不是背着竹篓去采桑叶,就是帮着捉小蚕,总是忙个不停。夜深了,母亲再三催促邓小平先去睡觉,但他总是要坚持到最后,和母亲、姐姐把所有的活干完了才肯睡去。
1919年,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招生。父亲决定让15岁的邓小平到重庆读书,准备赴法留学。淡氏阻止不成,多次掩面而泣。最终,她还是收拾了包裹,塞足了盘缠,送邓小平上路。在广安城外的渠江码头上,母子俩依依话别。看着远去的轮船载着邓小平南下的时候,淡氏怎么也没想到,儿子此去,竟是母子俩的最后一别。
1926年,淡氏因积劳成疾,患肺病去世,时年42岁。她临终之前也未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
而这一年邓小平刚到达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才回国。回国之后又投入到紧张的革命斗争中,根本没有时间回家看看。直到1931年,在上海见到弟弟邓恳之后,邓小平才得知母亲已经于五年前逝世。
邓小平十分敬重他的母亲。后来,他深情地说道,当时那个家能够生活下去,全靠母亲。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猜想,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旧式妇女,既要撑持家务,又要思念子女,劳累加上心伤,是她早逝的双重原因。”
没过几年,父亲又迎娶了夏伯根为妻。邓小平和继母夏伯根只相差五岁。
夏氏出身贫寒,是一位嘉陵江船工的女儿。夏氏自幼丧兄,很快母亲因失子伤心过度也离她而去。从小她就与父亲相依为命。十几岁的时候,她嫁了人,生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不久就病死了。后来,她带着女儿改嫁给了邓绍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夏氏练就了坚韧不屈的性格。邓绍昌去世后,夏夏氏一个人撑起了邓家,将邓家的孩子养育成人。
直到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时候,才见到这位继母。1949年底,45岁的邓小平领兵回到四川。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听说邓家的人回来了,夏氏非常高兴。高兴之余,她也清楚地记得邓绍昌在临死之前念念不忘邓小平,为了完成邓绍昌的遗愿,她辞掉了长工,舍弃了田产、老屋,拎着包裹,跋山涉水来到重庆,找到了邓小平,并同他们生活在了一起。
夏氏不是邓小平的生母,但邓小平夫妇对夏氏十分尊敬。特别是卓琳,与夏氏婆媳关系融洽,不分你我。邓小平和卓琳去上班,家里和孩子就全交给夏氏照料,所以,孩子们对夏氏的感情也特别深。
就这样,夏氏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同淡氏一样,她虽没有文化,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她与邓小平全家同甘苦、共患难。
十年动荡里,邓小平多次被“打倒”,夏氏和卓琳也没有幸免,受尽了凌辱。面对那段遭遇,邓小平冷静地对家里人说:“如果对我的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他不愿意连累老人和孩子。
1967年9月,夏氏和孩子们只用了两个小时收拾东西,搬出中南海。夏氏和五个孩子艰难地生活在一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深情地写道:“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
1969年10月,首都实行“战备疏散”。邓小平和卓琳、夏氏一起来到江西。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他们被安排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座院子里。在那里,他们共同度过了3年难忘又困难的时光。
每天,邓小平和卓琳在看守人员的看护下,到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做工,接受“劳动改造”。夏氏留在家里洗衣做饭、收拾家务,竭力替邓小平夫妇分担辛劳和忧愁,她还喂养了几只小鸡,种上几畦蔬菜,为小院增添了活泼的气氛和融融的春意。邓小平的长子、被“造反派”迫害致残的邓朴方1971年来到父母身边,生活不能自理,夏氏又多了一份责任,即照顾邓朴方。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和环境中,夏氏与邓小平夫妇始终同甘共苦、平和乐观、无所畏惧,在邓家遭受迫害的时候,仍能够保持镇定和团结。经过那场动乱,夏氏更赢得了邓家人的敬重和热爱。
1997年2月,邓小平溘然长逝,继母夏伯根得到消息后,不吃不喝也不爱说话。2001年,失去精神支柱的夏伯根老人也与世长辞,享年101岁。
两位母亲,一位教会了他成长,一位教会了他生活。是她们无私慷慨地爱成就了一代伟人——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