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设包括基本建设和基础建设两大类。以新发展为理念的新型基础建设就是新基建。新基建可以实现高速化，新旧功能转化与经济结构适应等，具有基础性，创新性，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等，与传统基建相比，规模大、高端化、高速度、战略性等，功在千秋。 新基建易出现浮躁，盲目扩充，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债务风险加大，回收期长，难以收回成本等问题。由于资金投入大，物力人力投入大，易造成社会矛盾，因此要想把硬件升级换代的新基建做好，需要处理好“软件”的统一，所谓“软件”就是全社会上下形成共识，需要整个社会层层机构都要有明确的认知，并积极的、热情饱满地投入其中。需要明确国家长期的发展战略，有效提高整个社会军事、政治、特别是社会经济高效运行，为社会经济增长，国家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努力做成“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业。且不可作成“弊在当代，功在千秋”的短命行为，因此要把握好建设规模，根据经济承受能力，经济发展速度而决定，决不能蛮干，盲干，更不能乱干。 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基建是相对于以往的旧基建而言的，“旧基建”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新基建是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基础设施，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基建将会显著加快智能化信息流的交互速度，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自称“始皇帝”成为千古一帝，对后代封建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统一六国后，采用了一系列相对于不同以往的基础和基本建设，也可以称之为秦代的新基建。比如：（1）统一文化，（2）统一货币，（3）统一度量衡，（4）统一车辙，（5）设立郡县制，（6）修筑长城，（7）大兴土木建设，（8）开河滦。 (1）统一文化（文字）。秦统一六国之前，诸侯国的文字不统一，给经济文化交流，信息传递、文书往来等带来了诸多不便，影响了政令畅通。于是下令李斯等人对文字进行整理，使各国文字统一，称为“书同文”。文化上的书同文，使各地人民在精神上可以自由沟通，对华夏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有着积极的意义，推动了国家的融合以及发展进程，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深层次的融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统一货币。币制不统一，不仅严重阻碍各地经济商品的流通及统一国家的财政收支。秦制定的圆形方孔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货币的基本形式，沿用了两千多年，对经济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统一度量衡，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不仅促进了各原有诸侯国普通民众的身份认同，也促进贸易的自由交流。 （4）统一车辙。统一之前，诸侯国的车辆宽度不一，车道有宽有窄，各国车辆往来很不方便，统一后规定两个车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称为“车同轨”，方便了全国各地车辆往来，促进了文化经济交流。 （5）郡县制，把全国分成36郡，以后又增加至四十余郡，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有利于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其弊端是中国进入了一家之姓的时代。 （6）修长城。秦统一六国后，中原地区比较平静，匈奴人经常袭扰北部边境，秦始皇决定修筑长城，把匈奴的骑兵永远隔离在边界北面，从各地调遣了几十万民夫，除了把原来的燕、赵、秦三国的城墙连接起来，还新造了许多城墙。形成了西面到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其弊端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民怨四起，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同时，这种被动防御思想在以后历朝历代中均有表现。失去了主动防御的思想，也阻挡了内外交流。 （7）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咸阳周围就建有宫殿二百七十多座，行宫在关外有400多座，关内三百多座。最出名的是阿房宫，同时修建自己的骊山墓，不仅旷日持久的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群众无暇从事生产，社会经济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8）修运河、灵渠。修建郑国渠，是关中成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后来历代都修补水利，为周边农业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统一岭南，调动军力、财力令史禄把湘江下游和漓江上游连接起来，引入长江和珠江水，使得当时的水路可以直达广州，它将有利于防洪，航运和灌溉体系，加强了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使各族人民的往来密切，有利于统一岭南。 （9）修驰道。驰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是国家级道路，共有九条，皆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重要城市。出高陵，通上郡的上郡道，过黄河通山西的临晋道，还有出函谷关通河南、河北、山东的东方道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秦直道，可以说是最早的高速公路，历时两年半，始建于秦始皇35年，由蒙恬监修，咸阳西北云阳直达内蒙古包头附近，截弯取直，被称之为“直道”，平均宽30米，最宽达60米，修建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军事用途，用于抵抗匈奴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 秦驰道加上运河，使秦国建立了全国道路网，四通八达的交通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商务贸易，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 秦北修长城，南建灵渠，可以说是秦国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的统治与防护有着很大的作用。这是需要有战略的眼光、全局视野、系统思维与战略决策并举，可最终形成了“弊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憾事。 基建，特别是新基建，将给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战略，人们的日常生活交流等具有重大影响。新基建能改变人们的行为与观念、出行方式与时空观念，促进交流联系，改变经济格局，促进经济扩张，促进资源再分配和利用，加快流动、集中和扩散，引发和催生新的产业等，其影响是重大和深远的。 新基建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它的发展规模、速度应与政治格局、经济发展增速，也即现阶段的诸多方面发展相适应，这样才能行稳致远，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一旦超过社会承载的阈值，有可能造成憾事。“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是其最佳选择，而非“弊在当代，功在千秋”，这是秦国新基建给我们的启示。（文本作者张胜利系北京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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