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光明日报记者 任鹏
“如果我喊‘左’，大家就向右转；如果我喊‘右’，大家就向左转。”在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三层名为“记忆家”的房间里，一位青年志愿者正在引导十多名老人做游戏。随着口令的发出，老人们有的向左转，有的向右转，看到别人与自己不同，纷纷忍不住笑了起来。
老人们做的并不是普通的游戏，而是一种为缓解老年认知症的干预训练。老年认知症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会渐渐无法进行思维判断、识别不了时间人物地点，难以进行语言交流和理解，最终可能完全丧失自理能力。
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成为老年认知症第一大国，认知症患者总数超过1000万人，而就诊的病人只有27%，接受规范化治疗的仅有21%。2018年，长宁区曾在虹桥和其他两个街道做过一次国内规模最大、覆盖2.4万名老年人的认知障碍社区筛查，结果发现，约7.2%的老人存在认知障碍。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治愈或逆转绝大多数认知症的药物，但精心设计和良好实施的非药物干预，能帮助老人运用和维持认知能力，延缓病程发展，促进身心健康。“很多老人来我们这里做了干预训练后，他们的家庭照料者反映，老人睡眠状况会明显好转，焦躁的频率变低了，吃饭也更加自主了。”多年从事认知症康复工作的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总干事费超对记者说。
相较于身体疾病，脑健康问题比较容易被忽视，然而这对老人，甚至全家人生活造成的不便一点也不亚于身体疾病。为了给社区认知障碍老人及家庭更多的友好、关爱和帮助，虹桥街道自2018年起试点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创新建立“记忆家（街道）——记忆角（居民区）——认知障碍老年家庭”三级服务网络。2019年起，虹桥街道的认知症养老服务尝试“破圈”，打造认知障碍友好社区的“全方位场景”，社区单位、中外学校、银行、卫生中心等多元力量纷纷加入认知障碍友好机构。
费超的胸前，佩戴着一个醒目的黄色胸牌，上面用大号字体写着自己的名字。“有认知症的老人、认知障碍的老人最后失去的是阅读能力，所以字体信息对于他们很重要。”费超说，“还有，我们发现不少老人因为记忆力下降，很容易忘记我们工作人员和其他老人的名字。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每一位志愿者和参加活动的老人都会戴这样的胸牌。”
老年认知症的俗名是“老年痴呆症”，然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完全没有听过工作人员说到这个词。“在工作中，我们会尽可能弱化‘痴呆’‘认知障碍’这样的概念，不让老人产生病耻感。”费超解释道。
在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也感受到了社区工作者对服务对象的尊重。
早在2012年，这里便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康复科、闵行区残疾人联合会合作成立儿童康复基地，古美地区的儿童在儿童康复保健科进行初期筛查后，高危的患儿会转诊到儿科医院，后续需要康复的患儿会转回到社区的康复基地。与此同时，儿科医院就诊的普通患儿，如需要社区康复，也会通过上下转诊、分级诊疗的机制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康复治疗。至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儿童的高危筛查达到2万余人次，为超过700余名儿童提供了20万人次的康复诊疗服务。
儿童康复基地十分注重治疗的多样性。比如，用“音乐疗法”提高儿童的主动性和参与积极性，提高他们的运动、语言、协调、社交等方面能力。用多感官治疗、粗大运动治疗、小运动治疗、母婴水疗治疗等多种引导式治疗和早期健康教育，为患儿改善运动障碍、肢体协调障碍、语言障碍，提升智力水平。全科医生赵佳说，这里为每一位患儿都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权利保障。
在大运动治疗室，两位理疗师正在认真地对患儿进行一对一的康复训练。一旁的医生提醒记者，要注意避免拍摄儿童的面部，保护他们的隐私。“对患儿提供最大程度的权力保障”并非说说而已。
采访中，记者总会在不经意间被这样的细节打动。
在虹口区旧改基地，指挥部副总指挥杨叶盛在介绍动迁工作时，对因各种原因暂不搬迁者只称作“滞留户”，而非“钉子户”；在虹口区逸仙小区，社区工作者祝爱霞为了让“悬空老人”早日落地，两个月内对648户居民进行加装电梯意愿征询，耐心地在群众中开展说服工作；普陀区曹杨新村在旧改工作中，会为整个单元中唯一的残障人士加建轮椅坡道……
对待弱者的态度，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上海，尊重与体贴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社区工作和民众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21日 03版）
（责任编辑：赵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