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国肖像画。本版画家 张武昌绘
水是生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必须依赖的自然资源，对人类社会的诞生和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繁荣乃至衰败过程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水资源往往不是以人类社会所需要的方式存在于自然环境中，有时甚至以洪涝、干旱等灾害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所以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人们对自然环境中水资源的认识、管理、控制等能力的不断提升，推动着人类文明持续向前发展。 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长江与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等处于东部季风区，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都极不均匀。植物考古研究发现距今6000年至距今4000年的史前时期，黄河、西辽河流域的先民以种植粟（小米）和黍（黄米）为主，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先民以种植水稻为主，那时小麦、玉米、土豆、红薯等农作物尚未传入我国。参照现今的情况分析，史前时期黄河以北、西辽河等流域，人们应该是在雨季来临、土壤湿润之后才开始种植粟和黍，至今考古工作尚未发现这些地区史前时期修建有专门的灌溉设施，降水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农业收成。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梅雨季节，降水集中，易发洪涝灾害，气温也较低。梅雨季节之后气温升高，日照强，适合农作物生长，但往往因为伏旱、秋旱缺水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从而迫使史前先民建设大量的灌溉设施。所以史前时期中国长江中下游与北方黄河、西辽河等流域的先民对水资源的管理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别，北方地区需要存储水资源以应对漫长旱季的人畜生存需求，长江中下游地区需要在梅雨季节积极预防洪涝灾害，同时又必须存储足够的水资源来确保伏旱、秋旱出现时能够对水稻等农作物实施灌溉。从而导致长江中下游的史前治水文明非常发达，甚至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史前水利工程。 田野考古调查发现河南洛阳盆地、山西临汾盆地、陕西七星河流域等史前聚落遗址，基本上都是分布于小型河流两岸600米以内的区域中，显示出聚落对水源的强烈依赖关系。由于史前聚落依靠的小型河流流域面积一般都很小，雨季之后河道内很难存留足够的水源，不可能满足整个旱季里人们的用水需求，所以史前时期人们应该是在河道上修建拦河水坝，在雨季贮存足够的水源，才能应对漫长旱季的人、畜用水需要。 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与澧阳平原是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发源地，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导致史前时期人们为了定居生存，必须首先对水利资源进行整治。田野考古工作发现江汉平原与澧阳平原中的很多史前聚落具有完整的壕沟甚至城垣类结构，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势低洼、水患频发的河谷地带中，聚落遗址往往环绕有完整的城垣类结构，城河、陶家湖等遗址的城垣结构甚至拦截了河道。而地势较高地带的聚落遗址则没有城垣类结构，但是在一些地势较高的地域中发现了拦截谷地储水的人工设施。由此说明一些聚落的城垣类结构应该是用于防范雨季中的洪水威胁，地势较高区域中储水则是用于旱季的农田灌溉。 浙江良渚古城及其外围发现有规模巨大的史前水利工程，几乎拦截了古城西北的全部山口，合理地控制水利资源，兼具分洪、灌溉、运输、防御等重要功能，甚至可抵挡台风登陆带来的特大暴雨侵袭，造就了璀璨千年的史前文明。 史前治水文明是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聚落安全与农业丰收的前提和保障。农业丰收能够提供稳定的粮食资源，是人口持续增长和聚落发展、阶层分化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近年来集成运用现代测绘、遥感、三维重建、地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与网络等技术，对考古现场的空间信息进行提取、编辑、制图、分析、模拟等研究，探讨史前人地关系和治水模式，全面系统阐述“数字考古”概念，推动中国考古研究信息化进程。）
（责任编辑：王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