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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谈解放战争:军工厂也有很多日本技术人员

2017-07-27 13:42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刘统谈解放战争时期的军工业:“小米加步枪”如何升级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在此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解放战争系列丛书”,丛书共6种,分别为《决战:东北解放战争1945~1948》《决战:华北解放战争1945~1949》《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决战:西北解放战争1945~1949》《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决战:中南解放战争1949~1950》。不同于官方书写的解放军的“正史”,这套丛书以故事的笔法写历史,分战区讲述,重视细节,故事性、可读性强,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是本套丛书的“总策划”,也是作者之一,在7月23日由解放日报社主办的上观读书会讲座“永不过时的热血故事”,刘教授谈起了他撰写解放战争历史的初衷。他博士毕业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以下简称“军科院”)工作,军科院由叶剑英元帅创建,其创立之初,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编写权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因此,军科院做了大量的资料积累工作,诸如各部队的作战电报、战斗总结、组织编制、后勤、政治工作等资料,还有五十年代各军自行编写的军史、六十年代为编写军战史而对高级将领进行的口述采访等等。这些资料包含了许多细节,朴实而生动。然而,在八十年代由军科院出版社的三卷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却未能展示如此多的细节。“军科院编写的这部战史前后耗时二十多年,因为是正史,所以要求其政治结论权威正确,内容要全面、准确,要顾及各个军区、各个部队,自然就不能包含很多细节。”鉴于此,刘教授就想写一部注重历史细节的解放战争史,“细节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命运的关键”。

    于是,以战区为单位,刘教授先后撰写了东北、华东和中原的解放战争,军科院的袁德金、金立昕分别撰写了华北、西北和中南的解放战争,十年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解放战争系列丛书”为名再版。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考察长征路途中

    打仗就是打后勤。后勤保障是战争中的重要内容。讲座之后,澎湃新闻记者就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后勤保障方面的相关问题进一步采访了刘教授。
    澎湃新闻:在战争初期,共产党军队在武器弹药上都不敌国民党军队,形势严峻,而后期又能打出大胜仗,那么,在武器弹药这方面,共产党军队的后勤是如何实现大支援的?
    刘统:在战争中,后勤保障的确很重要。后勤是一条广阔的战线,战争机器需要四方的支援和供应,才能正常运转。1945年秋季,当共产党的十万大军赶到东北时,面临的是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的状况,困难很多。要调动后勤保障工作的运转,那是多方面的,比如为前线征集粮食、草料的人;用火车、汽车、马车昼夜为前方输送物资又运回伤员的人;那些带领民夫跟随大军南征北战的人;还有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财经工作人员,当然,也包括你提到的提供武器弹药的军工生产者。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其实在1945年秋季进军东北的时候,中共就已经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了一批搞后勤和军工生产的干部奔赴东北,想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兵工厂,支援前线需要。但就整个解放战争的过程来说,在1947年形势转变之前,在东北建设兵工厂支援前线这一任务始终推进得很艰难。直到1947年底,共产党军队转入全面攻势,解放军控制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之后,兵工厂的武器装备的生产才大幅提升上来,彻底改变了解放军“小米加步枪”的历史。淮海战役之所以能打得那么好,东北兵工厂的生产支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所以有人说,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大连的炮弹和山东的民夫——当时大连兵工厂的弹药运到今天的烟台,再由山东的民夫一站一站接力地送往前线。
    澎湃新闻:请老师具体谈谈这一时期苏联对共产党军队的援助?
    刘统:在解放战争期间,苏联确实帮助过我们。但是,这里面的事情并不是如一般人想象的,好像我们同属于共产党,他们就会出于友情地照应我们,不是这样的。
    刚进军东北的时候,共产党和军队之所以遇到那么多的困难,除了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之外,苏联因为与国民政府有条约,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当时苏军对我党态度相当恶劣,武器、物资都不肯给,我们只能钻空子,到偏僻的山沟里找工厂和仓库,抓一把算一把。从沈阳运出一批旧机器、无缝钢管等原材料,向南满转移。1946年上半年在大动荡中度过,形势严峻,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生产基地。所以,四平保卫战时,共产党军队用的武器还是刚到东北的时候收缴的日伪军装备,弹药有限,打一点就少一点。四平之战之后,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再没有大批的武器和弹药,战争几乎打不下去了。那么,武器从哪里来?一方面是到北满各地去找,找日军遗弃的弹药和装备,漫山遍野的去找,有一定收获。但这自然是不能满足战争需要的。另一方面是找苏联买。
    1946年下半年是东北我军最艰难的时期,当时国民党打到松花江边,随时可能攻入北满,东北局和林彪当时都做好了放弃哈尔滨到山区打游击的准备。当时我军弹药缺乏,急需补充。苏联撤离东北的时候拉走了大批日军武器,但这些武器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堆废铁,他们将一部分留在了朝鲜,一部分就放在满洲里中苏边境。但苏联可不会给予我们无偿的支援,一定是要好处的。所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的刘亚楼就说过: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四野不少武器,这是个误解。
    澎湃新闻:苏联为何如此态度?东北的共产党军队与苏联的物资交换是怎样实现的?
    刘统:苏联还是考虑到他们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和国民党政府的《中苏友好条约》。
    根据刘亚楼的说法,四野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但毛泽东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后来,共产党军队是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苏联换了一些武器——用红军票子在大连买黄金,再用黄金购买武器。
    当然,这个交易过程也并不容易。刘亚楼之所以能说这件事,是因为他是当事者。共产党军队提出以贸易形式从苏联买武器,当时也是遭到了苏联的拒绝。后来是刘亚楼亲自去苏联谈判,才最终达成了以粮食换武器的协定。当然,这个交易背后离不开东北老百姓的支持,不然,粮食从哪里来呢!
    当时,朝鲜的金日成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援助。具体来说有三方面:一是做好南满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资转移工作。二是借道朝鲜为走廊,沟通南、北满及大连的物资交流,输送人员过境。三是向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资。华东解放区也曾派人到朝鲜采购大量炸药。朝鲜支援的物资有无烟煤、水产品和民用产品外,主要是与军用有关的硫酸、硝酸、甘油炸药和苦味炸药等,东北供应朝鲜的物资是粮食,烟煤和民用产品。
    澎湃新闻:东北战场形势转变之后,东北的兵工厂运转情况如何?
    刘统:东北战局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底,共产党军队转入全面攻势,当时东北大部份地区已经处于解放区的控制之下。这时,军工生产开始有了大发展。

    最早,通化是共产党在东北的后方基地。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逼近,我军放弃了通化和丹东,军工干部就将机器和物资运到朝鲜境内,并在旅途中还招收了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1946年7月底到了中朝苏三国交界的小城珲春。当时的生产重点是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当时建立的工厂有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这是东北我军最早的军工基础。



制造手榴弹的场景

    子弹厂是日本人遗留的基础上建立的,相对容易,因为当时尚且保留有子弹机14部、半成品的弹头300万粒、空弹壳2000万发,还有20多名日本技术工人。经过一个月的装机和试生产,之后就可以正式生产子弹了。手榴弹厂的情况比子弹厂要困难些,刚开始连粮食都没有。厂干部就到附近农村清算了几个恶霸,筹了一些款,并发动群众解决了粮食问题。这个厂原本想搞化学厂,生产炸药,原料都有了,但问题是没有合适的技术人员,机械设备问题一时也解决不了,没办法就改生产手榴弹。
    其实,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经初具规模,珲春基地是规模最大的,其他地方诸如鸡西、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哈尔滨等等都建立起来了军工厂,可以制造子弹、手榴弹、迫击炮弹、九二步兵炮弹等等。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我们的军工干部创建了完整的军工生产体系。钢铁厂、化工厂、炮弹厂。1948年产炮弹20万发。东北的军工生产已经开始支援全国作战了。所以,我们不是靠“小米加步枪”就能打赢大仗的。
    澎湃新闻:确实,军工生产是技术性要求很强的工作,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要求的。对于军工队伍中的技术人员,特别是留用日本人,我们怎么进行他们的政治教育工作呢?

    刘统:军工生产是需要专业技术的。我党过去在这方面是非常缺乏的。抗日根据地的军工厂规模小、工艺落后,无法满足部队作战的需求。1946年,新四军的军工干部吴运铎等人到大连,开始筹办炮弹厂。生产出来的山炮弹需要检验性能质量,于是吴运铎和厂长吴屏周到山里实验。结果发生了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被炸成重伤。后来厂史记载,这是一次生产事故。因为我们技术落后,炮弹质量不过关。所以领导意识到,仅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行,一定要借助先进的技术。



吴运铎

    先进的技术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当时他们在大连失业,流落街头。我们的干部把他们招募回来,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岗位,为我们工作。这里有冶金专家、化工专家,机械专家,有几百人。有了这些技术骨干,我们的生产水平一下就上去了。大连原来就有很好的工业基础,成为共产党在东北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
    军工生产,在工厂、设备和原料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东北我们留用了大量日本技术人员,对他们的领导和思想改造,也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珲春军工基地的特点是工人和技术人员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所以,军工干部在思想政治工作上付出的精力要比生产本身还多。来自中国的技工,有的是沿途从地方上招来的,他们是拿薪金待遇的,他们的问题主要是,工资低,工作积极性不高。对于这个问题呢,就是靠部队里的年青干部去感染大家。部队的军工干部干劲十足,他们深入工人,跟大家交朋友,一些地方上的技工受其影响,还有主要要求减薪的。朝鲜和日本工人的问题相对复杂一点。
    朝鲜工人吃苦耐劳,工作情绪很高,但因为语言不通,无法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最麻烦的是日本技术人员。他们中的一些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技术,所以担任的还是关键性的技术工作。但因为战败,加之生活困难,情绪波动大,经常消极怠工,想回国。特别是,1947年8月,各地开始遣送日本侨民回国,这些日本人得到消息后,就更渴望回国。这种情况就没办法了,只能是软硬兼施,强迫命令。

    其实,也不只是军工人员,还包括医生,护士,当时野战医院中有很多留用日本人。黄克诚就说过,这些人不但要用,而且还要给予他们优待和照顾。“不反革命,好好替我们工作”,这就是对他们的要求。他们没房子,就给他们安排住处,让他们的子女进学校,还把他们手中的伪满票子兑换成东北币,并且允诺说,条件允许,就送他们回国。其实这些医生护士一直跟着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为解放战争立下了卓越的功绩。这些留用日本人到新中国建立后才陆续回国,有的还留了下来,甚至入了中国籍,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记者 林夏)


(实习编辑: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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