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初，中方在西藏自治区亚东县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时，遭到印度军队跨界阻拦，并声称洞朗为“不丹领土”，由此与我国军队发生对峙，僵持已持续一月有余。洞朗对峙已成为中印1962年边界自卫反击战以来最严重的对峙冲突，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
7月25日下午2时，在察哈尔学会主办的“洞朗对峙与中印关系”研讨会上，来自学术界、外交前沿的众多专家以及新闻媒体人士共同出席，就近期“剑拔弩张”的洞朗对峙以及中印关系走向各抒己见、进行深入探讨。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出发，就以下主要关注的问题展开激烈探讨：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是否成立？锡金段边界是否存在争议？洞朗地区在地缘上有什么特殊意义？洞朗对峙的起因是什么？又将如何收场？以“龙象之争”而着称的中印关系又将走向何方？
洞朗争端：中印没有历史旧账，地缘战略意义被夸大
洞朗地区是中国固有领土，甚至从未出现在与印度的领土纠纷范围内。印度政府自身也曾多次承认，中印边界在锡金段没有任何争议。中国在自身领土内修建道路完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印度无权干涉，其跨界阻拦、对峙我国军队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规则，危害周边地区安全与和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加力认为，毫无疑问，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是清政府被迫与英印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不平等条约之中，中印双方仍然没有在锡金段边界产生争议，即中印之间在洞朗地区没有任何历史旧账。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蓝建学认为，这次印度擅自将军队派入洞朗地区，是对原有条约的一次挑衅。如果印度否定了《中英藏印条约》，不仅锡金作为印度一个邦的地位需要重新再议，而且中印边界谈判的基础也将崩溃。对此，蓝建学提出，印度这一举动可能是为了干扰中印其他边界地区的谈判进程，并且借机加强对不丹的控制。如果中印现有谈判原则和基础全部被推翻，那么中印边界问题谈判的重启将是一项浩大且难以完成的工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莉提出，根据历史条约的情况，中国、印度、不丹三国的交界点是非常明确的，印度对于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也是一直承认的，并且中国是最后一个“承认”锡金是印度的一个邦的国家。一旦这个条约被否定，将打开“潘多拉的盒子”，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李莉提出，希望印度学者慎重考虑，否定条约的行为是否对印度真正有利。
针对网上一些认为洞朗地区在地缘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控制印度与其东北部各邦联系要道——西里古里走廊的战略要冲的观点，参会专家们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诚然，这条连接东北各邦的“鸡脖子”对于印度官方确实存在重要安全关切，但是在当今机械化、现代化的战争手段下，结合西里古里走廊周围冲积平原的地理形式，执着于所谓的控制“鸡脖子”的战略意义是微乎其微的。
小国不丹：夹在大国之间的真正“当事方”
事实上，真正和中国在洞朗地区存在一定争议的国家是不丹，但印度对不丹向来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此次派出军队的理由也是“应不丹政府的要求”。然而，不丹政府始终没有对此事做出明确表态。
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原总领事毛四维提出，研究洞朗领土争端首先要弄清两点：一是中国和不丹之间是否存在争议，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与不丹就领土划界问题进行过数轮谈判，虽然仍未最终达成一致，但双方也都于1998年达成一点共识，即共同维护目前的边界现状；二是，印度究竟是否有权替不丹“出头”，不丹是一个人口仅有83万的小国，当中印发生矛盾时，其独立地位便岌岌可危，因此，究竟是否是不丹主动要求印度出兵洞朗地区仍有待商榷。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陆洋提出，不丹与印度的特殊关系由来已久。双方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签订条约，2007年两国修约之后，印度仍然可以在军事、外交等重大领域对不丹进行“指导”，这在事实上确立了不丹的相对主权地位，并且不丹官方在这次中印对峙中也表现的非常低调，不丹外交部对外发言时也没有明确提及曾向印度提出要求。
曾长期派驻巴基斯坦的《人民日报》前资深记者王南认为，印度对不丹内政进行干涉，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且不丹官方并没有明确表达向印度“求助”的诉求。历史上，中国在处理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上时一直表现得很“大度”，如今来看可能有“自缚手脚”之嫌，国际社会从根源上讲是无政府状态，奉行丛林法则。
未来趋势：管控分歧的大方向不可逆转
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高级研究员王冲认为，中印关系如今低位运行的原因是多重且复杂的，包括文明、经济、政治、地区身份定位、历史问题、宗教文化问题等等。洞朗对峙问题的解决，最好的方式是和平方式，双方通过谈判磋商最终妥善解决；第二是参考美国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方式，设定一个具体日期要求印度撤军，如果失败就采取进一步措施；第三是参考俄罗斯在历史上处理领土争端的方式，即先占据印度更多领土，再进行谈判，这条可能性也较小；第四就是中国惯有的方式，先采取忍让和警告的对策，最后不排除动武的方式，就如1962年对印的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邱永辉认为，当前中印边界的总体形势是中国数代人通过外交手段艰苦努力的结果，这样的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因此，中印之间签订的几个关于政治解决的协议、原则以及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周边的协议，不应当轻易否定，而是应当尽量保持。中国国内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不要逆转中印管控分歧的大方向。冷静并不意味着软弱，在涉及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印度也清楚这一点。
外交学院副教授高尚涛提出，解决洞朗问题首先要分析印度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印度的安全关切可能不在于“鸡脖子”，而在于中国在洞郎地区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前中印边境地区不建太多基础设施建设是双方的共识，主要是考虑彼此的安全关切。但是后来印度做得非常过分，而这次中国只不过在洞朗地区修路，印度就紧张了。他指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南亚地区共建共享，促进共同发展，很多国家都很欢迎。但印度疑虑重重，一直把“一带一路”建设看作对它的包围和挤压。他认为，洞朗对峙实际上是印度的一种选择性过激反应，但是不能说印度有担心中国就不做事了，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印度的过激反应要管控危机、合理解决。
西华师范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龙兴春提出，我们仍要争取和平方式解决，现在对峙陷入僵局，这是中印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或许可以从不丹的角度出发，中国先与不丹之间进行谈判，在洞朗地区争端达成一致之后，进一步说服不丹政府做出声明，要求印度撤回军队，从而解决危机。
会议接近尾声时，马加力研究员做总结性发言，他说，印度与中国都是重要的地区性大国，从中长期看，两国都仍处于发展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结构性摩擦在所难免，甚至是必然的坚持以邻为善、与邻为伴的方针，加强彼此的战略互信、政治互相、军事互相，希望双方包括中方减少战略误判，坚持安全疑虑，减少边界争端，以前瞻性的视角避免摩擦，避免双方都不希望的结局。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