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除了“坐以待并”，还有更多可能。 10月22日，在2020年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中国证券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安青松、中信证券执委委员邹迎光、嘉实基金董事长赵学军、淡马锡中国区总裁吴亦兵、贝莱德亚太区董事长鲍哲钰参加了由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的圆桌讨论，共同就如何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进行了深入“会诊”。 “中国的一流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还没有起飞，但是，已经开始起步。”安青松表示，从2009年2019年，证券业总资产规模扩大了2.58倍，净资产规模扩大3.19倍。 在他看来，打造国际一流，不仅要做大，更重要是做优做强。一要增强投资银行业务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适应性；二要加强财富管理业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普惠性；三要提升跨境能力在促进双循环当中的竞争力。
做强投行，推动证券业高质量发展 “最大的利好，来自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证券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和改革将带来最大的红利。”吴亦兵表示，一方面，近几年QFII、RQFII放开，沪深港通启动，A股纳入国际主流指数，越来越多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另一方面，科创板推出、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注册制逐步推向全市场，都带来巨大投资机会。 实际上，不仅外资在中国的改革与开放进程中获益，国内证券业更是在持续壮大。 据安青松介绍，截至2019年底，133家证券公司总资产达到7.26亿万元，净资产2.02万亿元。基本业务结构健全，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605亿元，净利润1231亿元。财富管理功能初步形成，全行业资产管理的受托资金总额达到12万亿元，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达到1.3万亿元。 “我国证券业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资本市场在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具有枢纽作用。”安青松表示，注册制改革推动投资银行真正落实价值发现责任、估值和定价责任、风险管理责任、组织交易责任，围绕定价、保荐、承销三大能力的形成和提升，投资银行业务能力将从通道化、被动管理向专业化、主动管理转型，价值发现能力、估值定价能力、尽职调查能力、客户服务能力、研究分析能力等将成为投资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不过，证券从业者更加关注自身水平与国际竞争者的差距。邹迎光表示，目前全球前十大证券公司当中，国内券商已经有五家进入。但也必须看到，这五家全部是第六到第十名。而仅从净利润来看，高盛一家就比这五家头部券商的总和还要多出20%。 他认为，国内投行与国际一流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规模、经营效率、创新能力以及全球影响力都存在不足。 规模方面，国内五家头部投行净资产总和相当于一家高盛；经营效率方面，五大投行人均创收245万元人民币，而高盛同期则是600多万元人民币；创新方面，五大投行在金融科技上年均投入规模10亿元人民币，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分别超过了10亿美元和20亿美元；全球影响力方面，高盛一家去年在本土以外实现收入974亿元人民币，占它总收入的40%，而五大投行平均国际化收入占比仅为10%。 “基于这些差距，我们也充分意识到中国在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带动下，必须建立自己一流的国际投行。”邹迎光称，这既是落实国家战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应对双向开放，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话语权的一个需要。 打造国际一流，来自监管和业界的建议 在安青松看来，一流的投资银行应该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的特征，这也是证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首先，要增强投资银行业务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适应性。具体而言，一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阶段和治理体系，持续提升转型、创新、合规风控等内在能力，坚持稳健经营、守正创新，为新兴产业进行资产定价和权益保护。二是积极促进股权投资及风险投资，助力在高端技术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突破，支持实体经济走出引进技术、跟随发展的模式。三是通过跨期风险定价和预期估值定价，引导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引领经济发展，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四是发挥交易中介、信息中介、资本中介作用，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循环规划路线、提供支持，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调整中抢占制高点。五是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广ESG投资原则，通过资产管理、证券承销、研究销售、绿色投资等业务，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次，加强财富管理业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普惠性。一是支持证券公司参与基金投顾服务试点，增强资本市场资金供给的专业性、稳定性。建议加快出台《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柜台业务管理办法（试行）》，健全服务投资端的业务规则；逐步扩大证券公司参与基金投顾服务试点范围，并在基金投顾业务试点基础上，探索符合证券公司业务特点的、以客户利益一致性为基础的客户账户管理模式。二是支持证券公司提升综合资产配置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建议在现行三方存管体系的基础上，支持证券公司建立综合理财账户，鼓励开展财富管理业务；在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基础上，推动全产品、全业务、全服务、全周期的一站式财富管理服务；建议探索优化三方存管运行模式，提高银证合作运行效率，降低行业运行成本，提高资金清算效率，实现理财账户的投资、交易、支付等基础功能，逐步建立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账户体系。 再次，提升跨境业务在促进双循环中的竞争力。他建议，适度放宽外汇监管，为证券公司开展跨境业务提供便利，适当放宽证券公司境外发债在额度、结汇等方面的要求；允许境内证券公司利用更多手段管理跨境资金，给予更灵活的跨境结算和境内外资金管理政策；探索设置仅用于境外融资资金引入以及“一带一路”等跨境项目开展的年度专项外汇额度，提升证券公司为客户提供全球综合金融服务的能力；逐步放宽具备相应能力的证券公司直接参与国内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的限制，不断加大外汇、利率、信用等跨境衍生产品的创新力度，丰富交易工具和手段。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国际合作，建立多边监管合作协调机制，给证券行业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为证券行业双向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为国内龙头券商的高管，邹迎光对打造国际一流投行提出四大建议。 第一，做大资产规模。“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多渠道地扩充证券公司的资本。同时，有些监管指标能够有一些放松，适当帮助我们提高杠杆率。”邹迎光表示，目前券商平均杠杆率非常一致，都是4倍，主要就是因为一些监管指标和融资手段存在制约。 第二，提高经营效率。对于杠杆率增加带来负债增加，通过加快商业模式转型，促进经营效率的提升，从通道型投行向产业型投行转型。同时，向交易投行转变，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手段。 第三，加强创新驱动。不断加大在线上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学习海外券商的模式，同时增加数字化在业务中的占比。 第四，积极融入到全球的竞争协作当中。邹迎光称，改革开放四十年充分证明开放能够帮助我们完善国内市场的竞争机制，激发学习潜能以及提升国内创新力。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财富管理生态 面临竞争的不只有投行，国内的财富管理机构同样亟待突破。贝莱德亚太区董事长鲍哲钰表示，中国居民储蓄率较高，养老体系三大支柱发展不均衡，产品开发过于倾向于投资性等，这其中都蕴藏着机会。 “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重视度日益增加，中国市场对于投资者而言依旧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我们也相信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她在会上称，贝莱德非常关注中国消费者在养老退休领域的投资准备。 外资对中国机遇筹谋已久，而国内的财富管理机构也一直在尝试突破。 赵学军表示，国内的财富管理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比如，机构侧重卖产品、服务卖方，对客户端的服务还需要提高。 在吴晓求看来，打造国际一流财富管理机构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是夯实财富管理的基础。目前随着注册制改革推进，上市公司股票在信息披露质量、成长性上都有改善，这将有利于使股票成为财富管理的一类重要资产。二是要培育较好的财富管理机构。 赵学军同样提出，要改善财富管理行业依赖的“生态”。一是上市公司质量要提高，更多地去分红，特别是成长性差、回报率低的企业要更多分红；二是改善监管环境，考虑修改基金公司的风险准备金制度，提高全球竞争力；三是推动规则对机构更加友好。“现在很大的机构也要100手地来买，不能反向，还要公平交易，这些都对机构非常不友好。我们能否改变？”赵学军还建议，要提高基金公司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化，顺应这一趋势。 此外，他还提出，应提高财富管理门槛，对接国际标准；重新定义财富管理，改变卖方代理模式，真正把财富管理做成向客户收费而非向卖方收钱。
（责任编辑：王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