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更新与时代的演变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金融理论、政治理论都是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学界与政治学界出现了罕见的互动局面。然而，近十年过去了，政治与金融的学科互鉴之路仍非常缓慢，以致当前时代重大变化背景下却并未出现革命性的解释话语。时代呼唤“政治金融学”的真正问世。
政治学出现金融拓展迫切要求
根据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的说法，用一条曲线来描绘政治科学的发展历程，那么这条曲线的起点无疑是古希腊政治科学，之后经历了如下的发展历程：在古罗马时代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经过中世纪的缓慢发展，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得以飞越发展，然后在19世纪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最后在20世纪真正具备了专业特征，并在扎下牢固的根基后开始突飞猛进。
推动这种知识进步的根本动力就在于社会实践与历史演变。20世纪50年代，大约有五十多个殖民地获得了国家独立。当时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下，约有3000多名美国社会科学学者被派往亚洲、非洲、拉美和其他一些新兴独立国家就如何发展政治制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生产了上千篇论文与众多书籍。比较政治学进而兴起。
政治比较研究的进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并产生了当代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三大政治学术思想巨变：一是美国学者取代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欧洲学者，奠定了各个学术研究层面上的“美国霸权”；二是产生了一批20世纪最优秀的政治学者和一批传世经典，比如利普塞特、伊斯顿、阿尔蒙德、亨廷顿等，把比较政治学推向了顶峰；三是产生一批新兴交叉学科，比如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政治地理学等等。
这三大特点用马泰·多甘（Mattei Dogan）的概述就是，二战后到冷战间，政治科学的主要特点就是专业化、分化和杂化。比较政治学就是从这个专业化、分化和杂化的进程中走向了学术史的最高峰。
然而，比较政治学却欠了一大批“外债”。这批债务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集体性债务违约，其根本原因是政治不能全部用政治学来解释了。冷战后的两大现象超越了二战后比较政治学的解释能力：一是苏联为何会崩溃，冷战为何会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二是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为何如此之盛？
冷战后，一大批各类新政治学理论解释与学派分叉再次出现：建构主义、“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第三波”等等。这些比较政治学的新趋势立足于案例与背景研究，讲求跨国协作和国际网络的分析，但是这轮政治学的新进步很快就被证明是“走偏了”，甚至说是“失败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政治学界逐渐出现了集体困惑与解释力赤字：为什么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之后，从非洲、拉美到乌克兰、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菲律宾、泰国等，国家政治转型几乎都遭遇了“大失败”？为什么在被认为是能够“创造好的社会”（罗伯特·希勒语）里金融会产生如此大的政治威胁？当前所有的地区政治危机，几乎都可以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找到原因。基于此，政治学出现了金融拓展的迫切要求。
事实上，早在二战结束后，一批欧美政治学者如Alexander Heard, Tage Erlander、Gerhard Stoltenberg 等就开始尝试研究“民主的成本”，试图直接从纳税人的视角，规范化与政治相关的资金流动，关注公共财政配比的政治因素，推进政治资金的透明化等政治金融机制。可惜的是，此后半个世纪，这批政治学者的研究谱系最终陷入竞选资金、政党募捐与反政治献金的微观政治研究中而无力自拔，更没有引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政治学思想潮流。
金融实践变化需要新理论解释
关于金融的两千多年的思考，一直在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范式内。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识到货币能充当交换媒介与价值尺度，赞成为获得使用价值而进行的交换行为，反对无限度追逐货币的行为，同时反对高利贷。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同样认为，货币的主要作用是便利交换，但也承认存在回款风险。这些思想无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指导了经济实践，集中表现在罗马帝国时期及中世纪的欧洲对放款收息的严格限制。
到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欧洲遭遇了金银矿的生产停滞，急需金银换取外国商品，主张通过国家干预，限制金银出口或保持高额贸易顺差以获得货币积累，重商主义政策应运而生。这满足了资产阶级对货币积累和扩大市场的需要。然而，在金银本位制下，金银的流动会使得各国价格水平发生变化，进而使得贸易再次达到平衡，重商主义所主张的贸易顺差难以长期维持。此时，金融手段仅仅是经济工具而已。
其后出现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确立了经济学与金融学互动的古典传统分析范式。亚当·斯密、李嘉图等讨论了货币的起源与效用、货币流动规律、资本的本质、利息的来源等问题，为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贸易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信用货币的出现与广泛使用，则推动了庞巴维克、维塞尔、费雪、凯恩斯等关于货币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的讨论，包括利率的决定、价格的形成、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乘数论等，这些学说给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经济增长政策提供了金融方法论。
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经济起落与货币政策变化促成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学派关于货币对经济的作用与货币政策选择的争论。1952年，以马科维茨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选择（Portfolio Selection）》为发韧，现代金融学彻底地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哈里马科维茨
1950年代以来，现代金融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数据的丰富与计算技术的提高。但数据与技术反过来也推动了金融实践的进步。一方面，以马科维茨的均值-方差理论、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尤金·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斯蒂芬·罗斯的套利定价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定价理论促成了被动投资、指数投资策略的壮大。目前美国的共同基金中，超过80%的共同基金都是指数型被动投资基金；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的期权定价模型则推动了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这一市场已成为各类交易工具中体量最大的市场。另一方面，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另一支主流研究方向——基于博弈论和契约理论的公司金融理论则推动了微观层面上公司投融资决策、风险管理、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化、现代化。
与此同时，金融学的另一维度拓展则源于外界变量的发掘。自经济学的古典传统确立以来，大部分的经济学分析，包括金融学，都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之上，即人们总是要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但是在金融市场中，又时常能观察到资产泡沫等价格水平长期大幅偏离优化行为所决定的均衡值。得益于心理学研究与行为经济学的发展，1980年代以来，行为金融学作为解释这些异常现象的一种尝试，逐渐成为金融学领域的一个全新分支。反过来，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也催生了动量策略等相关投资策略的金融行业发展。
另一变量的发现则来源于制度。古典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基本上建立在“不存在摩擦”的假设之上，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可以观察到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对经济效率造成的影响，而交易成本往往与制度选择有关。因此，有必要将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中。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由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基于此，金融学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对金融制度环境、金融体系选择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其重大背景就是世界上众多国家正面临制度转型。研究法律制度对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以及将交易费用与产权引入金融学分析、被国内学者称为“制度金融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对金融制度的分析进行了探索。这些研究如果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将有望被应用于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设计。
目前，行为金融学与制度金融学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还需要有更完善的理论框架。它们的出现也并非是要完全颠覆现有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而是对现有理论的一种有益补充，同时也促进了实践发展。这充分说明，金融实践的变化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而理论的发展反过来又指导、推动了金融实践的变化。
金融在大国博弈中威力凸显
当前正处于巨变中的世界同样需要新的金融学理论来解释这些变化，同时指导未来的金融实践。
近一、二十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两大新的重要现象，主流金融学与金融学新兴分支都正在给予注意，或开始将其纳入主要研究议题。但仍然需要用新的视角、新的交叉学科来对这些现象进行强化研究。
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在许多国家，既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都经历了几何倍数的扩张。在美国，金融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不到5%，上升到了2014年的约7.3%；在中国，这一比重在2016年同样达到了8.3%。可以说，金融本身已成为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独立部门，其强弱可能直接影响经济的强弱，也影响着国家的兴衰。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金融部门的扩张，金融活动逐渐形成了对经济活动的引导甚至是控制作用。无论是银行、资本市场，还是风险投资、股权投资，金融部门的投资或放贷决策可能直接决定了哪些行业、哪些公司能够发展壮大，而另一些即使有经济合理性但无法获得外部融资的企业和行业则不得不自生自灭。大量的产品、资产已经被金融化，通过影响这些产品、资产的价格，金融交易可能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产成本与利润水平。原油、煤炭、钢铁、农产品等重要的原材料或初等产品就是其中很好的例证，金融交易决定了它们的价格水平，而它们的价格水平直接影响到相关行业的经营状况，甚至直接影响了一国的政策与政局。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资本的跨境流动频繁与密集化，成为国际危机的策源力量。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但也失去了对本国经济的自主掌控能力。一旦外资抽离，资本流入国将面临本币购买力下降、产业崩溃、经济下滑的厄运。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既享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红利，又享受到了从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廉价商品，甚至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的操控。最近三、四十年中，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恰恰说明了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猝不及防的严重伤害。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但最终波及全球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却最先走出阴影，而其他地区，包括欧洲等发达国家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陷泥潭无法自拔。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国借用其货币与金融体系优势，将危机转嫁于其他国家，又借助其强大的危机应对能力与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地位，迅速恢复正常状态。
在这些背景之下，金融发展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有必要更仔细地审视这些关系，并发展新的理论来指导未来的金融实践。目前，经济学、金融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仍局限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一方面，金融体系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风险分散手段，促进了储蓄与投资，并让资本得以进入效率最高的行业和企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遭遇了负面的外部冲击时，强健的金融体系与良好的危机处理能力，能够帮助经济体迅速恢复，回归正常的增长轨道。
然而笔者认为，金融除了对一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金融拥有对政治包括国际政治产生巨大冲击力的能力。同样，政治因素也对金融实践产生极强的干预力。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正在大国博弈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威力。有必要从政治的视角对金融学展开新的研究，同样，政治学也拓展至金融范畴。时代发展呼唤“政治金融学”研究走向前台。
在这个语境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金融学覆盖内容将更为广义，包括现代西方金融学的两大主要议题——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所关心的货币、信用与银行问题，还包括主要是国际关系研究者所关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跨境资本流动、国家实力变化、国际地缘变迁等背后的政治因素。
对主流金融学的补充与完善
以词汇考古的视角溯源，“政治金融学”（Political Finance）一词早在1926年美国学者James K. Pollock出版的《政党竞选资金》一书中就提到过。过去几十年，以Herbert E. Alexander为代表西方学者以各自国家事例研究了政治因素与资金走向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都落入了政党政治与竞选融资的窠臼，与21世纪时代所需要的“政治金融学”相差甚远。
从思想延承看，对金融导致政治危机的大反思，其实是从政治特征与金融属性的双重角度上追求学术研究的“去西方化”或“超美国化”。比如，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国家主导金融发展等等，这些“中国特色”金融理念讲求的恰恰是金融与政治的融合诉求。
从学科划分看，同行为金融学与制度金融学一样，政治金融学也绝非要完全替代主流金融学，而是对主流金融学的补充与完善。现代的主流金融学缺乏对金融与国家崛起的关系、金融与国内政治走向、金融与国际地缘格局的学理化探讨，政治金融学恰恰能在这些研究主题上对主流金融学进行补充。
从学科互动看，政治金融学也是金融学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博弈的结果。以哈耶克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向政治科学浸透，夺回政治经济学的阵地；而政治学家们则立足于公共政策、政党政治以及19世纪来政治经济学偏于政治的学术传统，牢牢把持着政治经济学的相对主动。未来的结果很有可能是金融主导了政治，覆盖了经济。
中国如何借力金融成为21世纪全球核心国家之一？在厘清金融与国家、金融与世界格局的关系之后，政治金融学或将为这一问题给出有力的解答。这或许也是201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明确提出“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的应有之意。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执行理事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