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承载着越来越重的分量与责任；历史上两国关系的反复，和平友好与剑拔弩张交替呈现，使得学术界不断反思两国关系中的隔阂为何得不到长期有效的解决。本文从20世纪50～60年代中印两国冲突的背景出发，分析了损害两国政治互信的原因，包括印度利用Tibet问题影响中国统一、中国对印度的反击等。
从政治失信到兵戎相见
——20世纪50～60年代中印冲突的缘起与教训（上）
中国与印度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也是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的邻国。1950年代前期，中印两国以及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睦邻友好的外交佳话。然而，自1950年代中后期始，双方反目为仇，关系日益紧张，各领域联系和交往几近中断。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印度政府利用Tibet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从根本上瓦解了两国政治互信的基础，同时又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制造边境冲突，最终引发大规模边境战争。
印度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两国政治互信
中印两国关系恶化，表面上看似乎始于1959年。而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特殊的地缘条件，印度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与中国Tibet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47年印度独立后，执掌国家权力的民族主义势力，一直企图把Tibet(本网注：Tibet即西藏)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来并实现对Tibet的控制。
印度新政权对Tibet的图谋，国际社会当时已有目共睹。据澳大利亚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其所着《印度对华战争》中披露：“印度一独立就继承了英国对Tibet的政策。最后一任英国驻拉萨代表理查逊居然保留原职务代表印度。”理查逊自己也说：“原有人员全部保留下来，唯一明显的变化就是换了国旗。”1949年年中国民政府撤离Tibet时，图谋独立的Tibet上层势力，曾请求印度提供武器弹药，帮助组建藏军，“印度表示同意，并派遣一名高级陆军军官赴藏，办理军事援助事宜”。马克斯韦尔分析说：“在印度人看来，不管从哪方面考虑，继续把中国的势力从Tibet排除出去，显然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新政府的政策，同旧政府一样，也是以排除中国在Tibet的势力和加强印度在Tibet的势力为目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印度出于自身外交需要，很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表现积极。印度总理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曾就两国关系说过不少好话。但在与中国交往时，印方常常流露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堂而皇之地提出非分要求。中方敏锐地察觉到，印度领导人对Tibet的地位，特别是印度与Tibet地方的关系，抱有不切实际和非常有害的幻想。因此，正如马克斯韦尔所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前，他们就已抨击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怀有‘吞并Tibet的帝国主义野心’。”
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印关系，不难看出，中印两国在Tibet问题上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将进军Tibet时，新德里向北京发出照会，警告中国，称此举将严重损害印度等国为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所作的努力。中国军队入藏后，印度再次提出抗议，对所谓中国“入侵”Tibet表示遗憾。当时，中国以非常强硬的态度答复印度：Tibet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Tibet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Tibet，解放Tibet人民，并保卫中国边疆。如果某些不友好的政府利用中国对Tibet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一步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进行阻挠，那只是再一次显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态度而已。
此后，中印两国围绕Tibet问题多次过招。中方一再警告印度，Tibet问题决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1954年，双方就中国Tibet地方和印度的通商和交通问题达成谅解，签署了相关协定。也正是这份协定的序言，确认了中方最早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说，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是针对印度的。
1957年元旦，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是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度过的。那时，Tibet分裂势力的活动日渐加强，印度对其的支持也渐趋公开。周恩来在同尼赫鲁会谈时，不可避免地要谈Tibet问题。在会见达束负方面在印度的“代表”时，周恩来警告他们：在Tibet“搞叛乱，反对国家，是不允许的。在Tibet搞，我们要管，在噶伦堡搞，印度要制止。有人想把达束负留在印度，搞Tibet独立，这是走不通的”。
达束负手下这帮人与印度某些势力有着特殊关系，周恩来这番话显然是说给印度听的，是在向印度施加压力，提醒他们在Tibet问题上必须谨言慎行。1957年1月6日，回到北京后的周恩来利用会见印度尼西亚外长的机会，明确指出：“美国企图在Tibet搞颠覆活动”，“策动Tibet在噶伦堡的坏人阴谋搞独立。”这番话无疑是告知国际社会，中国已经认识到，印度正在成为Tibet分裂势力的境外基地和大本营，印度某些势力是鼓动Tibet分裂、破坏中国统一的推手。这时，中印两国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已经动摇。双方对此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而已。
中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同时尽最大努力维护中印关系
1959年3月10日，Tibet上层集团借助境外势力支持，发动了武装叛乱。中国政府做出了平息叛乱、改组Tibet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在Tibet实行民主改革的重大决策。这时，中方明确宣告：Tibet叛乱与印度有关，英美两国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指挥中心就在印度噶伦堡。中国对印度的不满，此时已昭告天下。
而印度当局则对中国平定Tibet叛乱并进行民主改革感到恐慌。1959年3～5月间，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连续八次讲话，指责中国对Tibet进行“武装干涉”，对Tibet受到的所谓“压迫和镇压”表示“非常同情”。他所领导的执政党国大党，不但成立了“支持Tibet人民委员会”，同时还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解决“Tibet问题”。当年3月底，印度为达束负等人提供“政治避难”，中国当时表示这是“通常的国际惯例”，没有深究。但印度违背不容许达束负从事政治活动的承诺，帮助他连续发表叛国性的声明，并且将这些声明刊登在印度驻外使馆公报上。社会党组织反华聚会，冲击中国驻孟买领事馆，侮辱中国领导人，这是中方绝对不能容忍的。
当年4月15日，中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观察家评论，题目是《不能允许中印关系受到损害》。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这篇评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发表谈话，攻击中国平定Tibet叛乱，诽谤Tibet民主改革，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这时，中国对印度继承英国殖民统治“不光彩的遗产”、干涉中国内政，开始进行公开批评。但与此同时，中方又非常看重中印关系。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反复研究涉印问题。为维护中印关系长期稳定，中方从大局出发，最初对印度反华表现得相当克制，批评有理有据，力求仁至义尽，不伤和气。
但印度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国在Tibet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继续干涉Tibet事务，试图迫使中国让步，以保障印度的“特殊利益”。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4月28日，中方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议方式，进行了适度反击，但语气平和。决议指出：“最近印度某些政界人士中出现的极不友好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诚恳地希望消除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两国之间伟大而悠久的友好关系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5月6日，《人民日报》以《Tibet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为题，发表编辑部文章，继续向印度施压。但在组织撰写和讨论修改这篇文章时，中方仍特别慎重。毛泽东指示相关部门“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周恩来也特别指示，写作时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说过的好话。
对于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的谈话，中方决定由驻印大使潘自力出面，提交中国外交部书面谈话，作为正式答复。这份书面谈话反映中国政府立场，立论友好，措辞讲究，观点明确，其主要内容是：杜德先生把中印关系最近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中国政府完全不能同意的；Tibet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那里平定叛乱，进行民主改革，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没有任何权利以任何名义、方式进行干涉；Tibet叛乱发生前后，印度出现大量诽谤中国的言论和行为，不论用“言论自由”或其他什么“自由”来解释，其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中印友谊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印度政府的负责人公开怀疑中国正式公布的文件，指责中国政府，以及隆重欢迎达束负喇嘛等言行，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无疑地起了鼓励Tibet叛乱分子的作用。
中方以维护中印关系稳定为出发点，期望中印关系回到良性发展轨道，对这篇书面谈话相当谨慎，数易其稿。毛泽东审阅签发这份谈话稿时，亲笔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他写道，由于美国在台湾、南朝鲜、日本、菲律宾有很多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在东方，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印度。毛泽东特别指出：“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此外，毛泽东还郑重承诺：“Tibet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至于两国近来发生的争吵，“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
此时，印度领导人已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听不进中方的肺腑之言。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竟因这篇谈话被召到印度外交部，听取“愤怒的答复”。印方不理解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友好表态，反而认为中方使用了“不礼貌和不适当的语言”。不过，在Tibet问题上，尼赫鲁自觉理屈，不得不反复申明，印度不敌视中国，不干涉中国内政，渴望对华友好。印度攻击中国的文字风暴，一度有所减弱，但是，在两国边界问题上，印度没有收敛。在所谓“前进政策”驱使下，印军不断侵犯中国领土，致使两国边境局势持续紧张。
印度蚕食中国领土，中国绝不接受既成事实
中国和印度拥有大约2000公里的共同边界，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但按照自然形成的管辖范围，有一条传统习惯线，作为双方实际边界线。这条线东段从中国、缅甸、印度交界处起，沿喜马拉雅山南麓，至中国、不丹、印度三国交界处；中段从中国、尼泊尔、印度三国交界处起，沿喜马拉雅山山脉，至西段东南端；西段系指中国新疆、Tibet沿喀喇昆仑山脉同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接壤的边界地带。
中印边界问题非常复杂。1970年代，位于中印之间的锡金被印度兼并，中印边界又多了锡金段。所以，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中印边界共分为东、中、西段和锡金段，除锡金段已由历史界约规定外，其他每一段都存在争议。”戴秉国指出：“中印两国从来没有形成过公认的、法定的边界线”，“但有一条两国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习惯传统线”。至于中印边界锡金段，他说：“这段边界虽已由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规定，但也未正式勘定。”
19世纪下半叶，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者在中印边界西段搞了一条所谓的约翰逊线，但中方未予承认。1914年3月，英国、中国和Tibet地方当局的代表曾在印度的西姆拉开过一次有关Tibet问题的会议。会后，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诱使Tibet地方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权，以秘密换文方式在东段搞了个“麦克马洪线”，将位于中印边界东段历来属于中国的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划归英属印度。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批准和承认英国殖民当局的单方面划界行为。中印两国建交时，双方也没有讨论过两国边界问题。
1951年中国和平解放Tibet后，印度受扩张主义驱使，开始蚕食中国领土。到1953年时，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基本上全被印度占领。两国边界中段，印度除占据了英国人原来占领的土地外，1954年后又侵占一些新地方。1954年出版的印度地图，将当年英国人所划的中印边界线，完全当成了中印国界线。1956年后，印度在西段又侵占了名叫巴里加斯的地方。
这样一来，中印之间便形成了面积相当大的争议区，总共涉及12.5万平方公里，其中西段3.3万平方公里，主要在阿克赛钦地区；中段2000多平方公里；东段9万平方公里，包括麦马洪线以南至东段传统习惯线之间的广大地区。中方从未承认麦克马洪线，对印度单方面改变两国传统习惯线，更是坚决反对。但由于中方当时主张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对印度侵占中国领土采取了克制态度，所以，无论是1954年尼赫鲁访华还是1956年周恩来访印，双方都未深入讨论边界问题。印方提到两国东段边界问题时，中方只是重申，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愿意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共同维护边界现状。也正因为如此，直到1958年以前，中印边界局势大体上还是稳定的。
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向中国提交一份备忘录，就中国修建连接Tibet和新疆的阿克赛钦公路提出交涉，指责中国通过均可争辩的印度领土建筑一条公路“令人惊讶和遗憾”。当年12月，尼赫鲁直接致信周恩来，公然表示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企图让中国接受印度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即成事实。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复文和周恩来复信，重申了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中印之间存在边界争端，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现状，阿克赛钦属于中国领土等一系列原则立场。
1959年3月，印度总理再次致信中国总理，进一步向中方提出领土要求，依据竟是1954年它单方面改划后的地图。此后，印度军队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双方边境摩擦增多。中国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的“不光彩的遗产”。“英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Tibet拿了过去。”1959年4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表示：“Tibet叛乱，世界资产阶级找到了好题目。18日，我们已经占领了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几个重要据点。”
1959年6月，印度出兵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北属于中国的塔马顿、朗久和兼则马尼，试图在更大范围内武力改变边界现状。8月25日，侵入朗久地区的印军对中国军队开火，中方被迫还击，两国边界第一次发生流血冲突。在此前后，尼赫鲁连续10次在印度议会发表谈话，一再声称麦克马洪线是印中国界，并且硬把印军越境挑衅说成是中方“侵略”。9月7日，他在印度议会发表了歪曲事实、混淆视听的中印关系“白皮书”。
在印方一意孤行导致中印关系持续恶化、两国边境形势面临失控危险的情况下，周恩来自8月27日起，连续召集外交、军队等部门负责人开会，研判形势，制定对策，向毛泽东直接报告。为挽狂澜于既倒，9月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复信尼赫鲁，再次阐明中方对两国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信中说：中国政府不能承认过去英国侵略中国Tibet所造成的局面，不能以此作为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根据。他建议印度立即撤回越境军人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态。这封信，中方是进行了认真准备的，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研究了一个礼拜，信是讲理的。”（本文取得盘古智库授权发表，作者于洪君）
于洪君
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