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这些年黑天鹅事件频发，一个标志是精英阶层的失误，第二个标志是社会的失序。首先，当前处于世界经济周期和超级霸权周期转换时代，势必出现治理体系的大调整和上层建筑的重构，但新的治理体系不可能在两大周期之间的连接带出现。原因是尚未形成新的生产范式、技术范式以及公共产品提供模式；其次，在此轮世界体系重构过程中，全球技术、人口红利、收入分配等均进入衰退期，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人们对“长期停滞理论”的反思。原来的分配体系是“两极分化”，现在实际情况是“中间塌陷”，传统精英阶层成为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因此在全球化红利快速下降时，上一轮全球化所构建的以“多赢模式”为主题的治理体系也迅速崩溃；最后，世界目前进入到大周期转换的连结期，G20也发生了一些变异，在“美国优先”理念的主导下，自由可能被公平所取代；包容性增长可能被高规格的规则导向增长所取代，值得我们警惕。
何亚非主任指出：第一，G20需要以“创新发展、协调包容”的精神，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在“新常态”下稳定增长。其中，创新驱动是核心，宏观政策协调是必要条件。第二，G20需要大国凝聚团结合作、共度时艰的共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超越地缘政治的纠缠，选择和平合作，相向而行。“唯有合作是正确选项”。第三，G20需要建立“全球主义意识”，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或者“自己第一”，努力扭转“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负能量。第四，G20需要进一步重视发展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失衡。重视发展问题，突出发展议程，结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框架，制定促进发展，纠正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现象，应该继续成为G20峰会的主要目标。
全球治理中心何亚非主任
刘伟校长在总结发言时指出：第一，让G20成为全球风险防范的“减震器”。全球经济的风险因素不断累积，需通过G20机制强化各国合作，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经济病灶，继续深化系统性非银行金融机构识别与监管共识，增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合作，逐步实现可追溯性的监测功能，谨防异常资本流动。以协同联动的合作模式，打破全球各国发展失衡的难题。第二，让G20成为全球持续发展的“动力源”。可在G20机制下搭建世界创新体系，推动全球多方面经济治理合作。在实体经济创新当中实现全球创新研发能力以及从产品到市场之间相互转化能力的全球合作。加强创新主体、创新动力、创新产品销售市场和各种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第三，让G20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总枢纽”。在G20机制下，完全可以推进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对接，将“一带一路”议题纳入G20的合作范畴，在全球范围内为G20进程提供更为宽广的视角和强劲动力，使G20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中枢”。
人民大学刘伟校长
人大重阳王文院长主持发布了2万余字的《全球治理的十字路口：2017年G20研究报告》以及相关G20成果。
人大重阳王文院长
最后，在政策建议部分，报告提出：第一，放平预期，全力团结东道国德国，立足长远利益和大局意识。作为前任国，需要放平预期，要对成果文件有所取舍，如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包容性增长等要始终坚持并嵌入到未来G20 的议程中去，而对于应对局部地区、时效性强的议题可选择相对淡化。第二，调整对美政策的风险系统性防范，主动塑造特朗普的全球认识。长期来看，中美之间将继续维持斗而不破的关系，博弈与合作并存。我方有必要让特朗普在“干中学”并适应与中国的开放式合作，主动塑造其对全球认识，增加我主动性的风险系统防范。第三，深化与德国及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争取更多中欧共识。中欧关系发展的高水平和成熟度有助于各自发展战略对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的对接。第四，发挥“中国+”机制的合作务实性，团结最大范围内的国际多数。中国可以在局部领域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对话，发挥“中国+”机制， 如“中国+ 金砖”，“中国+ 欧盟”，主动性的寻求合作共赢，引领全球治理新格局。第五，借机推广全球治理中国版的发展经验，创新全球公共品改善治理赤字。“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设立有效补充了全球治理公共品的不足，改善了全球治理赤字，也有利于增强中国的领导力。第六，增强非政府力量化共识为行动的能力，全方位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中国参与度。除了在政府层面官方外交外，也要在国际组织、工商界、青年、妇女、智库等层面发挥中国影响力，提升中国的参与度和协调力，让“中国价值”逐渐让全世界认可和接受。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