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开国中将余秋里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众多开国将军中，有13位独臂、独腿、独脚将军。作为三军统帅的毛泽东，在谈到我军的独臂及伤残将军时曾说过：“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余秋里就是13位残疾将军中的一个，绰号“一把手”。
余秋里，1914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1929年参军，同年12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3支队政委，第385旅团政委、旅政委，第一军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臂断红军长征路
1929年10月，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余秋里的家乡吉安县离井冈山近，家境贫寒的他15岁就加入革命的行列，打土豪分田地，站岗放哨，不久便离开了家乡，参加了工农红军儒林赤卫大队。
1935年11月，红2、6军团离开湖南省桑植刘家坪，踏上了长征路，余秋里此时任红2军团6师18团政委。在长征途中，18团在余秋里的领导下，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是红2军团的“尖刀”力量，一直担负着重要任务，且完成得相当出色。
1936年2月，红2、6军团主动从贵州省毕节地区撤出，为了避开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了黔滇交界的乌蒙山区。
乌蒙山区海拔2000多米，连绵起伏在云南东北与贵州的西部。山势陡峻，道路崎岖，气候寒冷。余秋里带领18团进入山区时，虽是3月初，但山岭仍被冰雪覆盖，山区被蒙蒙细雨和浓雾笼罩，终日不见天日。红军将士为了摆脱敌人追踪，在崇山峻岭中转来转去，进行了长达月余的回旋战。
3月12日，红2、6军团从广德南下，先头部队已进至坝柳，得知敌中央军万耀煌、郝梦龄两纵队已先到镇雄，万耀煌的后卫第13师正向得章坝开进。贺龙决定在得章坝一带设伏，来打开南进之路。正向镇雄方向前进的18团奉命在余秋里和团长成本新的率领下，配合军团主力一起设伏，截击要经过得章坝进入镇雄方向的第13师。
下午2时，余秋里率部赶到得章坝的干沟梁子后，隐藏在一座山头，设置埋伏圈。红军刚摆开阵势，敌方就钻进来。余秋里趁敌不备，先敌开火。敌方一方面以强大的火力压制红军，一方面收缩兵力拼死突围。3时，18团冲锋号响，指战员勇猛地杀向沟底。消灭了沟底的敌人，余下的敌人挣扎着爬上了对面的山坡。余秋里和团长成本新刚起身查看地形、选择进攻对面山坡之敌的路线时，余秋里突然看到对面的敌人在向成本新射击，他本能地大喊“危险”并用左手将成本新往工事里拉。话音刚落，敌人一排子弹射过来，余秋里左臂被敌人打断了筋骨。简单包扎后，他又继续指挥部队战斗。余秋里带伤迂回到对面的山坡上时，已经负伤的左臂再一次被敌军一梭子弹击中，露出骨头和筋腱，当即垂落下来，血流不止。
由于战争条件特别艰苦，军团卫生部缺少医药和做手术的器械，只能对他进行保守性治疗。伤臂迟迟不能痊愈，这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为了缓解疼痛，他不是把伤臂泡在水里，就是往伤臂上泼冷水止痛。他不能张嘴说话，吃饭只能慢慢嚼咽，稍有不慎，就钻心的痛。
部队到达四川甘孜修整时，医务人员打开他的绷带检查他的伤势时惊呆了，伤口上爬满了白蛆，一个个白蛆争着往外爬。医生只能用镊子将蛆一条条夹出来，再用盐水简单地清洗伤口。
甘南战役后，部队到达甘肃省徽县，他的伤势越来越重，左手五指已经肿胀坏死，如果不及时手术，有可能危及生命。军团总指挥贺龙看望余秋里时，问他有什么想法。余秋里惆怅地说：“既然左手保不住了，而且疼痛难忍，那就锯了吧。”
贺龙当时也和二方面军总卫生部部长候政谈过了。候政说，余秋里左手保不住了，做了可以减轻痛苦，防止感染；如果不做，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经过贺龙、任弼时批准，侯政开始准备卫生器具。在与敌人作战胜利后缴获了一些医疗器械和消毒棉花纱布，但是缺少手术用的锯子，便派人去县城找，最后在钟表店买了一根锯条，又在修理所找到一把锯弓。
手术，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侯政用油布搭了一间房子作为“手术室”，余秋里躺在里面，手术就开始了。手术前，给他注射了一针镇痛剂，注多大剂量上面没有说明，一针下去他就陷入了昏迷。然后用一把小刀割掉腐肉，用锯子锯断骨头。等余秋里醒来，习惯性地用右手去摸左手时，却发现空荡荡的，顿时如释重负，却又若有所失。
从得章坝战斗负伤，到手术结束，经历了五个多月的日日夜夜——这期间，正是红军长征最艰难的爬雪山、过草地阶段，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打出“天下第一团”
1938年12月，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余秋里奉命带716团3个连队和部分干部，共计300余人组成师独立第3支队（贺炳炎任司令员， 余秋里任政治委员），到大清河北岸的霸县、固安、雄县地区开展游击斗争，来配合冀中军区的行动。
巧合的是，贺炳炎也是独臂。贺炳炎在长征途中断右臂，余秋里断左臂。故时人称第3支队为“一把手”部队。
1939年2月1日，第3支队通过大清河，进至北岸口。翌日拂晓，部队刚进驻新城县板家窝村，根据冀中五分区侦察员报告，驻扎在新城的300多日本鬼子，乘7辆汽车向蛮子营开来，离板家窝不远了。
余秋里当即决定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打一仗，给清河北岸人民送上一份“见面礼”。这次战斗毙伤日军80余人，敲了日军一记闷棍，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后又连续出击，到6月份，共歼灭日军400多人。第3支队连战连捷，名扬大清河一带。附近的民众和抗日武装，纷纷投靠而来，要求接受八路军的改编。第3支队在抗战的同时，也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动员青年参军，在日军腹地很快打开了局面，部队迅速发展到5000余人。
贺龙曾对吕正操说：“贺炳炎和余秋里都是一只胳膊，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一支过得硬的队伍！”战士们一看到自己的司令员、政委指挥战斗的风采，浑身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们都说：“司令员和政委，一个左手，一个右手，两个‘一把手’配合在一起，简直就像一个人一样呢！”
1940年5月，第三支队奉命从晋察冀返回晋西北。11月，贺龙采纳了余秋里的建议，将第3支队缩编为第8团，归358旅建制，余秋里任团政委。部队整编后，余秋里根据晋西北军区关于到敌占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向贺龙师长请战，主动要求到抗日工作薄弱的宁武静乐地区，开辟根据地。
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了臭名昭着的《中国之命运》一书。6月，国民党反动派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叫嚣“解散共党”，发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国民党军第22军进占神木县东南的盘塘地区，企图与南面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南北夹击陕甘宁边区，消灭党中央。
第358旅奉命回师陕北，守卫延安的南大门。余秋里所在的8团驻黑水寺、兰家湾一带。8团当时没有团长和参谋长，余秋里既要抓政治工作，又要搞部队的训练和打仗，成了名副其实的军政“一把手”。
1943年10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军事干部会议，发出了边区部队在驻防的同时开展大生产和大练兵运动的号令。
为了旗开得胜，在全旅大练兵中领先，余秋里在深入营连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倡能者为师，选拔战士中的射击能手、投弹能手、刺杀能手担任教员，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极大地提高了训练质量。这个方法受到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的肯定和赞扬。
“新式整军”开先河
1947年秋季，西北人民解放军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开始由内线防御转向内线反攻。
12月中旬，时任358旅政治委员的余秋里和旅长黄新延，奉命率部第二次围攻陕西榆林。后又遵照野战军司令部首长的指示撤围，进行整训。
1947年任358旅旅长的余秋里
在西北战场上，战斗频繁激烈，规模越打越大。在地广人稀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兵源的补充，几乎全部靠从俘虏兵中解放入伍。刚开始，还把他们集中起来短训，再补充进作战部队。后来，俘虏兵越来越多，战斗越来越频繁，部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他们进行教育。
这就导致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开始滋长，厌战情绪、怕苦怕累和享乐主义以及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在胜利进军中，有些干部也产生了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情况。
彭德怀在野战军司令部开会时强调：“无论从部队本身，从全国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来说，都很需要整顿一下，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余秋里遵照西北野战军关于冬季整训的指示，立即深入部队基层，及时了解情况，抓典型指导部队。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每次大的活动，他总是先抓典型，以典型指导全面。
余秋里想到714团2营教导员夏伟为了教育俘虏兵，曾开展过国共两军对比教育，由解放战士诉控在国民党军队里所遭受的欺压凌辱和非人的待遇，讲述在解放军享受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和官兵平等、亲如兄弟的阶级友爱之情。团里推广这一方法，收到明显效果。
想到这一典型，余秋里找到714团政治委员徐文礼和夏伟谈话，要发动群众，引导大家总结经验，把诉苦运动在全旅开展起来。
于是，一个群众性的诉苦活动在全旅开展起来。广大干部战士，多数家里都有一部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血泪史。在全旅各个单位的诉苦大会上，挖掘出的深受苦难的典型，在台上句句血、声声泪的控诉，强烈地震撼着每一名干部战士的心，会上会下一片哭泣声。
通过诉苦，激发了阶级觉悟，搞清楚了剥削关系，使广大指战员在认识上出现了质的提升。为了进一步启发、引导战士们把各自朴素的、切身的痛苦和感受，上升到整体的、自觉的阶级觉悟的高度，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358旅官兵还开展了“三查”、“三评”活动，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评斗志、评指挥、评政策。”
在“三查”中诉苦，在诉苦中再“三查”，诉查结合，既检验了阶级觉悟提高程度的标准，又把阶级觉悟转化为战斗力。
余秋里深入群众的优良作风和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受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高度赞扬。彭德怀说：“我军整训中诉苦运动与群众运动的开展，是把群众路线保持和发挥了……起带头作用的是358旅，又以第714团最为突出。”他还说：“第1纵队358旅余秋里同志能深入群众，反映群众意见，具体解决问题，在这个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余秋里，用两个晚上，听取了余秋里关于诉苦“三查”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这一创造性做法和新鲜经验。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不久，358旅会同兄弟部队在陕西省宜川县瓦子街战役中，取得了歼灭胡宗南部队近30000人的伟大胜利。接着，我军又收复了宜川，歼敌一个旅。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
3月7日，党中央发表了毛泽东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他指出：“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大庆油田立新功
人们一提起我国石油工业的崛起，便会想到大庆；一提起大庆，就会想起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大庆石油会战总指挥余秋里。
1957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大都提前或者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唯有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石油工业还没有完成计划。1958年，经彭德怀向周恩来总理举荐，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对余秋里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任命。
1962年6月，余秋里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大庆油田。
余秋里上任后，对石油工业的战略部署做出重大调整：在稳定巩固西部油气田的同时，把松辽、苏北等地区放在新区石油勘探战略侦察的第一位。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第三口标准井喷出了棕褐色的原油。经过进一步勘探，证实这是一个大油田。于是，余秋里大胆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使用在最关键的部位，突破一点，带动全局，一举改变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局面。
1960年4月，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在松辽盆地广阔的大草原上拉开了序幕。这场后来被称为“石油战线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石油大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
上万名石油大军汇集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一个个苦难摆在余秋里面前，他心急如焚。靠什么来鼓励大家战胜困难、打开石油会战的局面呢？善做思想工作、尤爱抓典型的余秋里很快找到了答案。
石油大会战拉开序幕后，余秋里经常深入打井一线。有一天，有位老大娘对他讲，“你们那个王队长在工地上，饿了啃几口干粮，困极了裹着老羊皮往地上一躺，7天7夜不离开井场，一连50多个小时没睡觉，他真是个铁人啊！”余秋里在指挥部会议上说：“我们要甩掉石油落后的帽子，就需要王进喜那种‘宁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革命精神！”
4月15日，会战指挥部在萨尔图万人广场上举行了学习“铁人”王进喜的誓师大会。王进喜披红戴花，骑在马上绕场一周，余秋里亲自拿着话筒在场上带着大军一遍又一遍高呼“向铁人学习！”“人人争做铁人！”会后，油田上下立即掀起声势浩大的“比、学、帮”运动。
余秋里还运用解放军“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在钻井队和石油厂矿的基层单位普遍建立了党支部，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培养出一支敢打硬仗的产业大军。
余秋里开发大庆油田时不仅具有革命的热情，还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十分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到大庆不久，他很快建立了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和工程师的分工负责制。当年为了确定大庆油田注采井网的分布方式，他召集当时留美、留苏学生和技术骨干共20多人，进行讨论研究，并在老君庙油田进行注水式试验，从而确定了采用横切割内部注水的方针。
1964年9月，大庆油田建成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震惊世界。紧接着，余秋里又领导开发建设了胜利油田、华北油田、辽河油田。根本改变了我国靠“洋油”过日子的情况，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佳男）
（责任编辑：周金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