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察哈尔学会冲突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先生应邀参加察哈尔午餐会，为与会嘉宾和观众做有关中朝同盟特征及其走向的报告。他从历史角度开始，利用诸多独家资料，还原了中朝历史上的若干问题。
签中朝友好同盟条约的背景
作为一个学者，特别是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其实我很少对现实问题发表评论，至少不会公开的，因为那不是我研究的成果，我研究的还是历史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决策人或者是相关部门，在进行有关朝鲜半岛问题决策的时候，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常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判断一个事情，当然现实条件环境是很重要的，但同时必须要看历史，看朝鲜是怎么走过来的，中朝关系是怎么走过来的，可能对于对现实问题的判断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先讲讲特征。中朝同盟，这个大家都知道，《中朝同盟条约》是什么时候1961年签的。但实际上中朝同盟的形成是中国出兵朝鲜。都一块儿作战了，还不叫“同盟”吗？是吧？只是没有签那个条约。为什么没签？这里也是有历史故事。其实中国出兵之前金日成就想让毛泽东签个同盟条约，毛就不想签，说：“你们统一了以后咱们再签。”后来他们老不统一，到1958年志愿军撤走。
志愿军撤走以后，朝鲜的兵力就一下减了40万。当时是中朝一共70万人，美韩一共70万人。一下就减40万，怎么办？他又特别不想让中国志愿军留在那儿。但是中国志愿军一走，他确实遇见一个双方兵力对比差距太大的问题，所以他就想跟苏联签。他当时没有找中国，是想跟苏联签一个同盟条约，但是苏联不愿意跟他签，因为赫鲁晓夫那会儿想跟美国搞缓和。我跟你签条约，我这儿跟美国搞缓和呢，我跟你签条约，这什么意思啊？美国不会不高兴吗？
所以1958年推到1959年，1959年推到1960年。最后到1961年，美苏关系谈得也不顺利，金日成就很不高兴。那个时候因为中苏分裂，所以双方都想拉朝鲜，谁也不想得罪它，所以苏联就答应了。苏联答应以后，金日成这人非常聪明，他不但把这消息透露给中国大使，而且把苏朝条约的文本给了中国大使，说：“我们现在要跟苏联签条约了，就这内容，你们看看，咱们是不是也签一个？”结果这马上送到北京，周恩来送给毛主席，毛主席一看：“还等什么呀？赶快的吧！”就一个下午，来来往往的电报，你看外交部那个电报，就决定了。所以金日成从莫斯科签完条约，路过北京的时候就签了，相差两天。《中朝友好合作条约》，它名字叫这个，实际上我们跟苏联也是这个名字。
这个同盟条约到现在还没有解除。从理论上讲，朝鲜在70年代就提出，跟铁托搞不结盟运动，就是朝鲜要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搞不结盟运动，还要这同盟条约干什么呀？中国更早，中国从跟苏联交恶以后也是不结盟了。所以从两国的外交政策上讲，从理论上讲，同盟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你就不能再叫它“同盟条约”了，因为你的基本外交政策是不结盟。我们现在谈的是实际上中朝之间有没有同盟关系的问题，我说的也是实际上的同盟关系。
中朝之间的关系，因为咱们今天时间短，我从1919年一直写到1992年，但两头比较简单，主要写的是1945年到1976年。但是后边，大概到1992年我也捎带了一下，主要后边没有档案，没材料。
不稳定：中朝同盟的第一个特征
我就简单地总结一下中朝同盟关系有什么特征。第一就是不稳定，极其不稳定。第二个特征是不干涉，互不干涉。第三是不对称。
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中朝开始有了密切的关系。从中国出兵朝鲜到毛泽东去世这一段，就是毛时代的中朝关系，大概发展的曲线是这样子的：朝鲜战争期间，中朝关系非常紧张，特别是在高层，国家关系非常紧张。志愿军跟当地老百姓关系非常好，毛主席给志愿军总部的电报和中央军委的电报，都是讲要爱护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什么什么的。你看志愿军档案里头全是，从师、团、营、连到排到班，都签《爱民公约》，今天咱们给人担了多少水，明天扫了几个院子，后天种了几块地，栽了树，就做好事，关系非常好。
但是上层关系非常紧张，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双方都是有分歧的，军队指挥权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金日成说：“得我指挥，我是最高司令官，你们到我们国家作战，当然我指挥啊！”彭德怀说：“不行，不能让你指挥，你刚把你那40万人指挥没了！不但中国的军队你不能指挥，朝鲜军队也得归我指挥，为什么？战争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最后斯大林下个命令，统一由中国人指挥。你说金日成多难受！我就看苏联大使打那电报，苏联大使向金日成传达斯大林这指示的时候，金日成特别尴尬，说：“那还要我这最高司令官干什么？”大使说：“还有用，你发个战报什么的。”他得用最高司令官的名义发战报。所以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失去了对本国军队的指挥权、军权，你说金日成什么感受？斯大林他是不敢恨啊，那一肚子怨气全撒在彭德怀身上了。
铁路管理权的问题也是，金日成说：“铁路就是国家主权啊，不能老你们中国人管着。这战争要没完没了地打，难不成这铁路就归了中国了？”彭德怀说：“战争期间铁路必须军管。”吵来吵去。高岗也去了，没用，周恩来出面也没用。最后还是斯大林，说：“铁路必须军管！”
还有南下的问题，南下的问题是吵得最严重的。就是第三次战役，攻下了汉城以后，彭德怀就下令全军停止进攻，就地休整。因为那个时候志愿军打不了了，已经是强弩之末。彭德怀这个命令一下，金日成急得火冒三丈，带着朴宪永、苏联大使，三个人火急火燎就跑到志愿军总部，进门就破口大骂：“彭德怀，你安的什么心？哪有打胜仗的军队自己下令停止进攻的？现在美国兵败如山倒，吹口气就给他吹太平洋去了，你怎么就能下令停止进攻？你安的什么心？什么用意？”吵了三天。最后又是斯大林发了个电报，说：“金日成要打，让他自己打，志愿军守后方就行了。”
这个事最后闹的，一直到1955年，我看苏联大使馆一个报告讲：“朝鲜领导人普遍认为祖国解放战争没有实现祖国的统一，都是中国人在捣鬼，他们不想让我们统一，他们害怕我们统一。”
还有很多问题，战俘问题，停战谈判，反正在重大的问题上双方都有分歧。分歧原因很简单，金日成考虑的是本民族的利益，因为战争是在他们国家打的；毛泽东考虑的是比较宏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至少是远东东亚地区战局的问题，局势的问题，所以斯大林都支持了毛泽东。但是中朝之间因为这个，关系就非常紧张。
于是战后，一直到1956年，中朝关系非常冷淡，双方互不往来。中国大使两年不到任，根本没大使，大使馆空的。我看了中国大使馆给外交部写的，1954年“驻朝使馆工作报告”，里头写了这么一句话，说原来战争期间，我们这车水马龙，说朝鲜人天天来，不是要这个就是要那个。说自从签订了那个“停战协定”，再也没人来了，中国使馆门可罗雀，什么事也不跟我们讲，朝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再加上他们外语不好，很多重大的问题是我们看了《人民日报》才知道的。所以你说中朝关系都到了这份上，朝鲜发生了什么事，驻朝使馆不知道，得看《人民日报》，说明当时关系确实非常冷淡。
所以你看，这就已经到了1956年，但是报纸上说得那是天花乱坠，好极了。逢年过节互致贺电，说的那个词义恳切，那个感人——是假的！一会儿我会跟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1956年发生了比较重大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金日成为了建立自己在朝鲜党内的统治地位，就排除异己。这样他对“延安派”就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手段，导致很多“延安派”干部，原来从延安回去的这些人就逃到中国来了，现在能数得过来的就17个人。我见了其中三个，这个费劲，但是找到这些人很重要，他们讲了当时发生的很多情况，这个是档案里头看不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发火了，大概是1956年的9月份，他是对“八月事件”。“八月事件”就是朝鲜劳动党开八月中央全会处理了一些人，后来这些人就逃跑，跑到中国来，然后周恩来、罗瑞卿接见，汇报。最后中苏共同干预朝鲜，让金日成承认错误。金日成也承认，当面也说得很好，因为彭德怀和米高扬俩人去的。
本来中苏是商量好了，因为那年正好9月15号，中国要开“八大”，所以商量好了，说金日成肯定来。苏联就通知他，说：“你来的时候，把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带到北京来，然后就地召开中苏朝三家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朝鲜问题。”金日成多聪明的人啊，这工夫哪能去？不去。结果没来。金日成没来，毛泽东说：“他不来，你们俩（彭德怀与米高扬）去，必须要让金日成承认错误。”结果金日成也承认了错误，检讨一番，开除党籍的又恢复党籍，抓到监狱的又都给放出来，这工作也都做了，所以中苏代表就回来了。回来以后金日成就反手又把这些人抓回去了，在全国搞清党运动，就重新登记。然后搞清查宗派分子、全国肃反，接连搞了几个运动，其实就是打击反对派。
中国这会儿，因为正好1956年10月发生了“波匈事件”，所以中国跟苏联的精力都转到欧洲去了，金日成逮着机会了，在党内、国内就处理了这些问题。所以等11月再翻回来的时候，人家都处理完了。而且金日成提出了一个，以后朝鲜问题不要中国管。
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中苏朝三方在日内瓦商定的，就是将来朝鲜问题是在板门店成立个中立国军事停战谈判委员会管的。中朝代表团是以中国为主，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对朝鲜问题是有话语权的，苏联退居二线，苏联不管。其实斯大林同意让中国出兵，他要求中国出兵的时候，他已经同意把对朝鲜问题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交给中国人了，他有个转换。朝鲜原来很早是中国人的，它是藩属国嘛。后来日本人管，再后来苏联人管。中国出兵朝鲜，就转到中国人手里了。
金日成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说以后不要再经过板门店，我直接找联合国。这个要求提出来是正式照会发给中国的，发给苏联的。这一下毛泽东就火了，基本判断金日成要叛变，他可能要学“波匈事件”中的匈牙利总理纳吉，搞中立。
当时毛泽东问苏联大使一句话，说：“你看金日成是像纳吉，还是像哥穆尔卡，还是像铁托？”这仨人是不一样的，铁托是反苏，但是不反共，人家还是共产党，不过他不参加社会主义阵营。哥穆尔卡是波兰共产党总书记，他不能说反苏了，他是对苏联不满，但是还是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只有匈牙利这个纳吉，又反苏又反共，还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要求联合国庇护，要搞中立。
所以毛泽东问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这仨人，你看他像谁？”那尤金也不敢说，他说：“主席，您看像谁？”“我看他就是东方的纳吉，这个人早晚要背叛革命，靠不住！回去跟赫鲁晓夫商量一下怎么处理这事。”
当时毛是想怎么处理呢？尤金问他说：“主席，您说这事怎么处理？”“这个事我们要管，不能让朝鲜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它是社会主义东方前哨，东方大门。”“那您说这事怎么管？”“我们在朝鲜还有40万人嘛，我们可以帮助他改正错误。”
他这个想法是很明确的，但是苏联没接招。另外也有可能，为什么后来毛就突然改变了态度，这个原因现在看不到什么材料。但是我分析，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苏联不支持，如果苏联不支持，中国单独想采取武力的手段，强硬的手段处理朝鲜问题，不大可能，会有很多麻烦，不管是政治上、外交上，可能都会遇到很多问题。这就像处理匈牙利问题一样，其实处理匈牙利问题是中国跟苏联商量好的，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和赞成，苏联也不会对匈牙利用兵，这是一样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金日成后来的做法，毛泽东可能觉得他判断有误，这个人不像反革命。“匈牙利事件”，东欧国家都不敢表态，金日成首先站出来支持，你看，这人不是挺革命的嘛。然后“苏联反党集团事件”也是，毛泽东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再一个就是金日成。
这样毛泽东的态度1957年就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弯，11月他在莫斯科见到金日成的时候，他说：“哎呀，老金同志，我看错了，我这个人有时候偏听偏信，你还是很革命的嘛！你要是不放心，我就把志愿军都撤回来。”
所以1958年志愿军撤军，1958年10月份全部撤光了，一个人不剩。1958年到1959年，到1960年上半年，中朝关系特别好，突然升温，金日成到北京来。
但是到了1960年就出问题了，因为中苏分裂了。中苏分裂以后，赫鲁晓夫特坏，他把金日成叫到莫斯科去，就把毛泽东和尤金那个谈话记录交给金日成了，说：“你看看毛泽东背后怎么说你！”金日成一看火冒三丈，说：“当面说我那么好，给我赞扬的，背后说我是叛徒，说我是反革命！”所以中朝关系一下就冷下来了。
但是当时因为中苏分裂的情况下，毛泽东有一个错误判断，他原来以为东欧国家都会跟着中国走。因为1957年的时候你不知道，在社会主义阵营，那毛主席的威望，苏联赫鲁晓夫完全没法比。
后来我们跟俄国学者一块儿开会讨论的时候，他们说：“当时我们在苏联都传一句笑话，说毛主席，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鲁晓夫就是一个种玉米的。”那会儿赫鲁晓夫不是一天到晚推广美国玉米什么什么的。确实赫鲁晓夫没上过学，他后来上的工人夜校，没正经上过学，也没什么革命经验。
所以毛有一个误会、误解，他认为中苏破裂以后没问题，结果也发生了问题。那么能够保住的，其实当时真的跟中国走，除了一个阿尔巴尼亚就没了。越南是脚踩两只船，胡志明是个“和事佬”。唯一可能要倒向苏联的就是朝鲜，而且1961年已经感觉到朝鲜的态度明显冷淡。
所以为了争取朝鲜，中国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括长白山天池（一半）就是那个时候划给朝鲜的，总算把他拉过来了。又给粮食，又给钱，又给地，又给人。
这样子到1963年，中朝关系又起一个高峰。那个时候是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金日成带着一个写作班子长住北京，跟毛主席一块儿写“九评”，批苏联。那个时候毛特别得意，说：“谁说就我反苏，你看金日成同志，很积极嘛！”
两年，顶多两年半，到1965年，又不行了。1965年是赫鲁晓夫下台了，苏联的政策发生了变化。1965年2月柯西金到平壤去，一次给朝鲜，又给导弹，又给核潜艇。金日成一看，这东西太好了，中国绝对没有啊！一下就倒过去了。
当然，后来中国也是自己把人家逼走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到处批“朝修”，大字报满大街，说金日成为什么这么胖？他是贪污腐化，这个那个的。金日成不叫金日成，管人叫“金胖子”，金日成非常反感。所以“文革”前期，中朝关系又跌入一个低谷。
一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后，毛泽东出面。因为“文革”的时候，中朝关系紧张，冰冻期，主要体现在社会层面。上层，毛泽东本人和金日成本人还真没有，因为我看了很多档案，金日成是对中国不满，但是他也怕跟中国关系搞僵。他说：“如果我们要跟中国把关系搞僵，朝鲜就是腹背受敌。”前边跟美国人打，后边再跟中国人打，他受得了啊？所以他非常担心。
这样1969年这个事一出，双方一撮即合，马上恢复了关系，所以1970年到1976年，关系又进入了一个平稳期。但是性质已经不大一样了，这个我后面再讲。
总之，中朝关系在毛泽东时代是起起伏伏，变化多端。这种关系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区别在哪？中国和苏联，和东欧也是一样，好的时候特别好，坏的时候就根本不来往，再到80年代恢复正常的关系，很明显的三个大阶段。但是朝鲜问题，你不仔细研究看不出来。现在一般人能看出来，文革前期中朝关系不好，因为这个现象表现出来了。但是不知道，其实内部发生了这么曲折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双方都不讲不好的时候。你现在打开《人民日报》看，中国说过朝鲜一句坏话没有？没有，一句都没说过。逢年过节必写贺信，关系最不好的时候也是照样，“我们鲜血凝成的友谊” 。但这都是套话，去年那话印过来就完了，年年一样，抄一遍。
所以表面上真的是看不出来，为什么？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一直把它作为传统的友谊，金日成也是这么说的。第一，对于美国来讲，中朝之间都不愿意把他们的矛盾暴露给敌人，因为暴露给敌人对我们都不利。从战略上讲，就像毛主席讲的：“美帝国主义早晚有一天要进攻中国，朝鲜半岛就是个路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就是前方，我们就是后方，咱俩是一体的。”为什么要说同盟关系？就是因为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所以他不能把这个分歧暴露出来。他不像中苏，中苏是另一个问题。同样，朝鲜也一样。同盟之间有多大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意对外讲，要维持这么一个战略态势，所以这种不稳定性是中朝同盟关系的第一个特征。
中朝同盟第二、三个特征——不干涉、不对称。
一般像大国跟小国的关系，总的来讲，都是大国干涉小国，小国要围绕着大国转。虽然有时候大国会迁就一下小国的要求，但总体来讲是通过不管是找代理人也好，还是换人。比如说美国对韩国不满，把总统给换了，对哪儿不满，他有各种手段，总而言之是干涉人家内政。但是中国对朝鲜不采取这种政策，除了1956年那一次，那一次的性质有点跟“波匈事件”是一样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总的原则一样，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承认对方独立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他是从党的关系过渡过来的，党的关系是没有独立的，你怎么能独立呀？你要独立，你就是搞分裂，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一直到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都是这个原则，你不能搞民族主义，所以他是不承认人家独立的。但是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代表国家利益呀，他又要求有他的独立性。
所以50年代到60年代，其实所有共产党执政国家，对于处理他们双边国家关系的时候都是非常困惑的，非常矛盾的。当时毛泽东觉得朝鲜是要背叛革命，他认为干涉朝鲜是正当的，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双边关系来讲，国家关系来讲，还真是不干涉。虽然他想，比如说中苏分裂以后，毛泽东特别想让朝鲜不要脚踩两只船，你跟着我就行了。但是朝鲜不能就这么跟着你呀，那苏联给的东西比中国给的好多了，他能得到的东西，他为什么不要？而且苏联那会儿为了拉住朝鲜，也是跟中国两边比着给，你给100万，我给200万，你给1000万，我给2000万。所以为什么朝鲜那么富啊？70年代的时候，朝鲜生活水平高过中国，经济水平高过韩国，为什么？都有人送啊，全是白给的，导弹啊，潜艇啊，坦克、飞机，那米格飞机一批一批的，他要什么有什么。到70年代后期就不行了，一会儿我会讲到。
所以中国不像比如说殖民国家，一般都是采取培植代理人的政策控制这个国家，但是中国从来没有。朝鲜战争期间是个最好的机会，因为“延安派”大部分都是军事干部，而且都是高级军事干部，但是彭德怀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金日成就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把这些“延安派”干部全给打下去了，中国不闻不问。他压根儿就不是想通过培植代理人的政策来控制这个国家，这是中朝同盟一个很大的特点。
因为毛泽东有个逻辑，他曾经跟苏联人讲过，他说：“你对东欧，你们这关系搞得不好。”赫鲁晓夫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懂哲学，你呀，拉得越紧，他就离你越远，你越放松，他就越靠近你。”这是毛的哲学思想。所以他对金日成就是，跟别的国家什么都不一样，他不采取换个代理人的政策，不，就给你充分的自由。给到底了，把志愿军全撤回来，不是给到底了吗？如果你有40万人在朝鲜，朝鲜现在还是这局面吗？但是毛的做法就是不干涉内政，这像谁呀？一会儿我给你总结你就知道，中国过去都是这样，藩属国嘛，给你充分的主权，所以干脆志愿军都撤回来。志愿军撤回来，美国人和韩国人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中国怎么就撤了？而且自己撤，美国人他们没撤，中国自己就给撤了。这就是毛泽东处理周边关系，他基本的理念就是这个，不干涉。
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不对称就是双方的需求不一样。朝鲜呢，当然也不能那么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有点这意思，就是“大国喻于义，小国喻于利”。金日成要的就是实际利益，要钱，要粮，要人，要土地，你这能满足吗？能满足，我就跟着你。你不能满足，我就哭一嗓子，叫一嗓子，中国马上，那就得赶快……但是毛要的是什么？毛要的就是你跟着我就行了，你只要跟着我，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他有两个观念，一个是从地缘政治上讲，因为中美当时是死磕，死对头，朝鲜是处于前方，前哨。所以1953年11月，当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知道中朝关系非常紧张，所以把金日成叫到北京，要什么敞开要，要什么给什么。金日成9月份去苏联，苏联赫鲁晓夫他们吭吭唧唧的，最后同意朝鲜战争的债务减免50%。到中国来，毛泽东说我这儿全免。中国那一次给朝鲜的无偿援助超过了苏联和六个东欧国家的总和，很多中国人都想不通，他们又没打仗，远在欧洲。中国还参战了，打了三年，也打成一个烂摊子，我们怎么给援助超过他们那么多。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了一个通知解释这个事，为什么？一个基本逻辑就是他们在为我们打仗，他们是前方，我们是后方，所以前方需要什么，后方都得给。毛处理朝鲜问题就是这个逻辑，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他讲究，只要你跟着我，要点土地算什么呀？你都是我的，不就给你点地嘛！
从1958年到1964年，毛泽东说：“金日成同志，将来打起仗来，东北我就交给你了，要好好管理，东北这个地方好啊，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你不但要熟悉这里的山川地形，还要熟悉这里的干部。”金日成1963年还真来了一趟，视察东三省，毛主席让各省领导人向金日成同志汇报工作。
所以你想，金日成什么感觉呀？这东北不就是我的了吗？到哪儿都是，司局长以上的干部向他汇报工作，这儿建设的情况，什么军事，哪有仓库什么什么的。回去以后金日成就在朝鲜办了一个东北干部培训班，司以上干部轮流到朝鲜培训，名为疗养班，其实就是跟他汇报工作来了，让他了解东北的情况。从这一点上，毛的想法就是前方后方的关系。
还有一种讲法，他说：“你们的祖宗说中朝边界在辽河，我们的祖宗说中朝边界在鸭绿江。你看现在，都把你们赶到鸭绿江南边去了，怪可怜的。但这不是我的错，是封建主义压迫了你们，这事都是唐太宗、武则天、隋炀帝，都是他们干的，我不是把天池给你了吗？”大概周恩来也有类似的话，说：“我们的祖宗欠你们祖宗的账，现在由我们来还。”就类似这样的话。
《中朝边界条约》签订了以后，周恩来曾经跟辽宁省、吉林省干部有一次谈话，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要把大片的领土划给朝鲜？讲的就是要还祖宗欠的债，要照顾朝鲜的民族感情。我理解，照顾他们的民族感情，主要是因为朝鲜人一直把长白山当做他们的圣山，朝鲜的发源地。结果你现在发源地在中国，你说这民族怎么生存啊？
还有一个他没讲，因为金日成一直讲他抗日，他是朝鲜民族的抗日领袖，一直讲他的总部就在长白山密林，结果长白山密林在中国，那你那会儿不还是在国外嘛。而且还有一个讲，说金正日也是出生在长白山密林，也是出生在国外，所以他在国内这种领袖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我想这就是所谓照顾他们，但是他没讲得那么明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毛泽东要求的是，反正你跟着我就行了，无论是从世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出发，因为马克思也是讲工人无祖国嘛，将来共产主义天下大同，现在划那么清楚干什么呀？早晚都是一家人嘛。这个理念跟中国传统的中央王朝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中央王朝就是这样，因为中国是没有边界的国家，中国什么时候有过边界呀？没有，只有管辖权。因为中国周边都是藩属国，藩属国就是你管这块地，我高兴了多给你管点，不高兴少给你管点，从来没有边界。
雍正六年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云南总督跟安南王俩人打起来了，120里一块地到底归谁？后来雍正就批了，说80里给越南，40里给云贵总督。这个云贵总督就上了个折子，说我这40里没有问题，我很满意，但是安南王不满意，他想把我这40里也要过去。雍正就批了一段话，什么“朕统御寰宇，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之类的，写了一大堆。说天下土地都是朕的，朕愿意给谁给谁，给安南王就是外藩，给云贵总督就是内地，如此而已嘛，区区40里还吵什么吵？刚写完，人家安南王上一个折子，他不是不满意，人家特满意，又说圣上对我们这么照顾，我们一定世世代代为朝廷守好这块地。雍正一听哈哈大笑，大笔一挥，“那40里也给你了，替朕永守之”。
所以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在中朝同盟当中，这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别的国家很少有。你见过美国处理这事？替我管着这块地，哪有这事？没有。苏联有吗？给你占了就占了，占了就是我的了，那是帝国观念，或者西方的殖民观念，但是中国就不是这样。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