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汉末的四百多年，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全盛期，各种书体已日臻完善，诸体具备。汉以后，从书法意义上说，新的书体不再有所创造，只是书法风格的形成、书法兴衰的问题而已。而汉代的书法成就，在书法史上是至今尚未超越的至高巅峰。
孟先生在书法临摹中对“众美毕具”的作品表达出来十美，即“雄浑、朴厚、遒丽、野逸、清健、奇纵、高古、整肃、奕扬、俊朗”孟先生诸体皆擅，都是“源于自性的审美倾向，崇尚单纯与朴素”和“旨在跨越式、立体式的继承其（汉魏以上）艺术风貌，遥接浑朴、高古之气”的结果，是其对书法的独到理解，独有的精神内涵所在。
塞风先生碑贴并重，博采兼综，熔于一炉。他的作品中，你能看到《郑文公碑》、《石门铭》、《二爨》、《崔敬邕》的影子，你能找到《始平公》、《张猛龙》、《张墨女》的书体元素，你能触摸到《前秦广武将军碑》、《泰山金刚经》等六朝碑刻的章法脉络，你能体味到《石门颂》、《尚博碑》、〈〈乙瑛碑》、《封龙山颂》的书写笔法，你能憬悟到《西狭颂》、《衡方碑》、《尹宙碑》、《孔宙碑》等汉碑的神韵。草书《十七贴》的用笔，章草《月仪贴》、《出师颂》的奇趣，无不闪现于塞风先生书作笔画之间。对于书法“创作”，他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今日称之谓美术、书法创作，在过去称之谓画画、写字。创作二字是新名词，包含着西方人的思维因素，我总觉得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实际状况有距离。创作二字在很大程度上包含有科技意识和制作成分，需要先构图设计，修改草样，然后按定稿式样制作出来。用这样的方法产生出来的作品，科学成分就多一些。而中国的艺术，特别是书法就不是这样，一幅作品的产生往往是抒情达意式的，无间心手，忘怀楷则。因而书法史上最杰出的作品《兰亭序》、《祭侄稿》都不能用创作二字来准确说明，而用一个‘写’字来说明确最为贴切。
创作有始造、制作之意，写有移情、传达之意。书法作品用创作来产生，其后果必然导致（影响）作者去追求作品的外在形式，较少关心作品中所注入作者的真性情。书界也有人提出书法作品形式至上，展览至上的观点，究其根源与强调书法的创作意识、制作行为是有很大关系的。既然‘写’字已完整准确地道出了书法作品的产生过程，为什么还要用‘创作’二字去误导青年呢？难道使用‘创作’二字就一定会使书法作品的学术品位提高么？”纵观孟先生的书法作品，就充分显现出他这种不尚经营雕琢，字里行间流淌真挚情感的美学特点。
“既知险绝，复归平正”、“以平常心，写平常字”。孟塞风先生摹作中，体现出书者有意地进行自我调整，遵循复归内敛中和之道。在各种关系网笼织的当今社会中，能远离种种的喧嚣，摆脱时人的习气，耐得住寂寞，以古为师，不为世风书风所染，在书坛中占一席之地，提笔畅怀，谈何容易，更是何等的可贵！孟先生对碑帖浸淫尤深，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碑贴临着上瘾”。综观他的书作，都呈现苍茫浑朴、姿态横溢、意包千古、精采发越、率真质朴的新气象。“透过刀法见笔法”，他在书写时，舍弃运笔过程中的小动作，求得线条质感、质性的优化，使线条变得更加“单纯”，让线条“变”得玩味无穷，让线条“说话”。这与当今所谓的“大家”用笔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者，泾渭分明，高低自见。孟先生的临帖，结体端凝、方整雄伟、风姿朴茂、笔法遒雅、力满势足，如风吹仙袂，别饶意趣。
所摹上述作品，用笔圆劲浑朴、放逸无拘、点画挺朗、笔姿凌厉、峻整超逸，在洒落天成、纵横开阖、跌宕起伏的结体中，时时透露出质朴率真、潇洒自在的野鹤闲鸥之趣。再看看孟先生为自己书斋题字等作品，无不呈现的是古典书法正大、高古的气象。如果要寻觅作品中承运了何碑、何人的技法，恐怕早已是冰释于水，从有法进入到了无法的自由王国了。因为他心有“北斗”，他始终走的是一条正道，是一条通向和走出书法那博大精深艺术之殿的光明大道。他众“香”齐集，把充满活力的“香气”，洒向了书法艺术金光灿灿的大道上。书法是文人的事，因而只有学问深邃的人，才能写出典雅与渊茂；书法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而只有熟知中国文史、善于把握传统的人，才能足踏正道，学有所成；书法是艺术中事，因而只有才情卓绝、感悟力强的人，才能意深格高；书法是吃功夫的事，因而只有耐得寂寞又勤勉精进的人，才能大成”凡此种种，塞风先生兼备。经过多年潜心淬炼，其书艺日渐成熟。对当前青年书学坚持正确的书风会有促进作用”。(本文作者系中国地方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长董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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