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在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第四届国家发展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发布“中国2049”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发表演讲,黄益平认为,未来30年,中国将面临成本水平快速提高、人口老龄化和逆全球化等挑战,应对挑战,归根到底是能不能持续发展、能不能创新、能不能产业升级。
以下为黄益平部分演讲实录:
未来30年,中国面对的问题可能跟过去有很大的差异。继续往前走,我们可能碰到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成本水平快速提高
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是23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当时在世界上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低成本优势,只要你生产出来产品就一定有竞争力。到2007年的时候,中国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均GDP2600美元,仍然是中低收入水平。到去年我们已经接近1万美元,已经到中高收入水平。中国的成本水平升高是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
我们过去确实有人口红利,从改革开放以来抚养比在不断下降,最低点是2010年前后,那时大概是三分之一,我们现在的预期是到2049年可能要回升到三分之二,简单来说就是三个劳动人口养活两个老人或者是小孩。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新的挑战,尤其会影响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储蓄供给,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过去没有的。
逆全球化的政策或者思潮
二战以来,全球市场关税的实际税率在不断地下降。可惜的是,近三年市场的开放度正在快速缩小。未来会怎么样,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之一,但如果未来的全球金融、国际经济体系变得不那么开放,我们就会遭遇新的压力。
环境与碳排放压力
中国经济在未来还会遇到其他的一些挑战,比如说环境问题、碳排放问题。未来怎样应对这些问题?客观来说,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环保政策、碳排放政策已经不仅仅决定中国经济自身增长的未来,很可能会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环境。
养老金缺口
老龄化可能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全新的挑战,在老龄化的问题当中我们觉得最难应对的就是养老金的缺口,前面说的抚养比从三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二,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而且我们未来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口在中国社会中的比重会不断提高,需要很多的养老金。我们可以想很多的办法,但也许有一个方向很难改变,就是宏观税赋未来也许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因为要养活的人口变得越来越多了。
机器替代人
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说,也许这个问题没有那么悲观。从2018年到2049年,我们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会减少1.7亿-2.6亿,但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有可能会替代2.0亿-3.3亿。虽然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赶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也许劳动人口供给减少的问题是可以应对的。当然这个可替代性不同的行业之间差异非常大。比较容易替代的是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等等,比较难替代的是教育、科研、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等。如果你进入的行业是很容易被机器替代掉的,你要跑在别人的前面才有机会。
城镇化率有待提高
人口老龄化会使得总的消费需求变弱,但是目前来说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大概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两到三倍。如果能把今天的一部分农民变成城市居民,消费是可以进一步大幅度发展的。如果我们真的能推进城市化率从今天的56%到30年后的80%,中国的消费可以保持持续稳健的增长,完全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
创新处于低端,科研水平需要持续推进
当然所有这些挑战,到最后其实就是创新的挑战。收入水平和成本水平的高低,归根到底是能不能持续发展、能不能创新、能不能产业升级。1960年的时候全世界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50年以后有88个经济仍然是中等收入经济体。大部分国家很难提升,原因和区别在哪里?就是当你的低成本优势丧失以后能不能创新。
对中国来说是一样的,下一步能不能持续增长,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创新。我们在一些总量的指标上赶超非常快,但是很多创新仍然是在低端,应用的创新比较多,基础研究比较少,这也反映了我们今天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我们也不能盲目想象可以全方位赶超美国和欧洲的科研能力,这也不现实。需要做的是在今天的科研水平基础上持续地往前推。(编辑:解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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