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鲜明指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围绕怎样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从改革制度着手”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而成功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此后，为了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良好开端。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围绕执政条件下怎样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12月，他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指导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不过，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加上未能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幻等因素的干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指导思想逐步发生了“左”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建设随之也经历了一段曲折和失误。社会主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状况日益突出，极大地制约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错误。对此，邓小平在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在这篇纲领性文献中，他剖析了我国政治建设中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断：“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怎样才能避免和防止重犯历史错误，邓小平明确表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这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坚持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这说明，制度建设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坚持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坚持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也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制度建设不仅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而且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当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在会见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时，他谈到中国的前途问题时说：“我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正在用这样的信念教育我们的后代。”
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党的领导是中国近代的历史选择，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选择。邓小平始终认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且“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家中同弟弟邓垦的长篇谈话，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他在这次谈话中强调“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因此，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仅不能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且必须为加强党的领导服务，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他还提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具体地提出了检验“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的三条标准：“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中，他明确了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从全局高度提出了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明确表达社会主义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
在各方面逐步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在制度设计和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依据我国国情和时代条件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新的内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比如，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方面，强调“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强调人民代表大会“最符合中国的实际”；在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方面，告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在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方面，申明“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方面，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确定为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准则；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
制度建设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世界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仍处于实践和发展之中。制度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因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邓小平强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长期性，我们既要有足够的认识，也要有足够的担当。邓小平指出，“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同时，他还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992年1月，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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