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将这一奖项分别授予了三名美国经济学家,其中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来自哈佛大学,以表彰其“利用实验性方法在全球脱贫”方面所做的贡献。诺贝尔奖官方表示,2019年经济科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例如把减贫问题拆分为教育质量改善和医疗保健如何开展等更为细致入微的问题。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91万美元),三位经济学家将平分。在诺贝尔系列奖项中,经济学奖并非依照已故瑞典工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而是由瑞典国家银行1968年创立,奖金由瑞典国家银行支出。
实地调研找到贫困深层原因
如何帮助欠发达国家脱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问题的答案略显宏观:对比国家之间的宏观数据,得出的结论通常是“资本不够”、“劳动力不够”。这样的结论听上去有道理,而实际操作起来很难对政策有帮助。进入九十年代,微观的实验性手段流行起来,学者开始细致地研究村落内部、甚至每家每户的真实发展动态,通过实地调研找到贫困深层原因。
三位获奖经济学家便是通过实地研究来挖掘贫困的根源,并在实践中表明哪些政策真正能起作用。如何解决贫困,这是一个艰巨而宏观的世界性课题,他们将其分解为较小、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从细节入手,从而交出了一份更为具体的答卷。他们的实践表明,这些小而精确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干预性实验来获得精准的答案。在1990年代中期,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实地研究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强大作用。巴纳吉、迪弗洛经常与克雷默一起,在其他国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彻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如今,这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在场专家称他们使用随机对照实验来发现哪些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计划真正有效,这种“基于实践的方法”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研究表明了如何提高学校的疫苗接种率和教育水平,触及了全球数亿人,从根本上革新了扶贫发展这一整个领域。
巴纳吉和迪弗洛合著了《贫穷的本质》一书,这是一本探究穷人为什么无法摆脱贫穷的颠覆之作,书中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他们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贫穷的本质》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
发布会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专家曼勒斯·尤汉纳森(Magnus Johannesson)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到三人获奖的详细原因,他说到发展经济学在过去是理论为主的科学,以真实个体实验为依据的研究方式在这三位经济学家为主的团队带领下走进了发展经济学的舞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实验的结果对具体政策开展是有清晰的指引意义的。这种研究方式被用于如非洲,亚洲,南美洲等诸多发展中国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在实践中与贫困作斗争的能力。作为一项研究的直接结果,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有效辅导课中受益。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经对预防性医疗提供了巨额补贴。
现场连线诺贝尔经济学第二位女性获奖者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50年的评选中,迪弗洛是第二位女性、也是最年轻的获奖者,与她的现场连线自然不会绕开女性话题。当被问及成为第二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是什么心情时,迪弗洛向记者表示,她希望能代表所有经济学领域的女性,并表示经济学专业对女性不够友好,她对诺贝尔委员会说,经济学的“环境”需要改善。她说,这表明女性的成功以及被承认为成功是有可能的,希望这能够激励更多的女性继续她们的工作,并且男性应该给予女性应有的尊重。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委员会表示,他们对未来会有更多女性经济学家获得认可保持乐观,并且驳斥了迪弗洛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仅仅因为她是女性的这种看法,强调出色的研究工作才是评选标准。
提及三人的工作重点,迪弗洛解释道,他们更在意对“贫穷的深层次交互根源”的研究和理解。她认为,政策决定者将贫困人口笼统的概括为绝望的、懒惰的或富有创业精神的人,却不深究其深层次原因。“我们的方法就是对问题进行逐一分析,并且用科学手段来寻找答案。” 迪弗洛还就奖金使用和中国扶贫问题回答了记者问。
问:您是研究全球贫困问题的,那您将如何使用这份奖金?
答:在八九岁的时候读到一篇文章,说居里夫人将获得的第一笔诺贝尔奖金用于购买研究辐射的设备,她希望在贫困研究领域做同等的事。
问: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每年到中国演讲,但是他们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在中国的学术和社会实践中得到充分认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认为你的研究成果可以在中国应用吗?
答: 我个人几乎没有对中国做过研究,但我相信这个奖项认可了很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他们中的很多都在中国工作过。中国的资源当然是要视中国的情况而定的,因为他们发生在中国。虽然中国已经经历了相当大的经济增长,人们比以前富裕很多了,贫困率也在下降,但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很多地区,人们还是很贫穷,所以要理解人们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存在着哪些问题,并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和我们的研究成果相关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专家雅各布·斯万森(Jakob Svensson)也谈到,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从几十年前的一个贫困问题很多的国家,变成了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中国的改变是巨大的,不仅仅是对于中国而言,这对全世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中国已经实现了大部分人口脱贫,但贫困问题还是存在的,比如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有待解决的,这个研究方法有助于探究这些问题的原因,所以说这项研究方法对中国来说应该是可以借鉴的。
延伸阅读:
获奖人介绍
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目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任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荣誉顾问。他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是首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夫妻档,巴纳吉曾是迪弗洛的博士生导师。
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诺贝尔经济学奖50年来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第一位是2009年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同时也是最年轻的获奖者。目前迪弗洛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经济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她是一位喜欢挑战权威观点的法国发展援助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过去十年间论文被全世界引用最多的女性经济学家以及众多重要经济著作的合著者。她本人的获奖履历可以说是很丰富:2010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9年度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经济学人》杂志“八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外交政策》杂志“百位最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财富》杂志2010年“40位40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导人之一。
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目前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科学院院士,曾获麦克阿瑟奖学金和总统学院奖学金,并提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他近期的研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供水和农业。
2003年,班纳吉和迪弗洛联合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试验室(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下文简称J-PAL ),并一直共同为该试验室提供指导。J-PAL试验室的任务是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从而减少贫困人口。J- PAL试验室的研究成果已赢得国际认可,获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年度“知识前沿”奖。
(责任编辑:李园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