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右）正在查看今年的刺梨生长情况。记者张典标摄
“你们是流转土地自己种，还是农民种了你们收？”
8月底的一天，贵州毕节市大方县副县长张勇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广州一家桐木加工企业想帮扶大方县建种植基地。张勇很欢迎，但抛出了一箩筐问题。
他不仅替贫困户算账，也替企业算账。“这不是泼冷水，没有切实可行的盈利模式，企业待不住，产业留不长，最后受伤的还是贫困户。”
最终，张勇建议企业先在大方县小规模试点，等双方都有“获得”了，再扩大规模。
要是搁3年前，他巴不得企业先过来再说。
2017年，张勇还是广州天河区金融商务局副局长。当年3月，他报名参加扶贫协作干部选派，赴大方挂职副县长。大方县所在的乌蒙山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方之一。刚到大方，张勇急切地希望引来产业项目，帮扶立竿见影。
也许是广东干部的“务实天性”，张勇和来自天河的挂职扶贫干部通过调研熟悉情况后，深切认识到，扶贫关键在可持续，扶贫项目企业有赚头才能留得住。产业扶贫仅有热情远远不够，必须实打实算账，决不能忽悠。
本着这种求真务实的绣花功夫，自2016年对口帮扶以来，天河区帮助大方县成功引进产业项目10个，都没有出现“水土不服”，带动近万贫困人口彻底脱贫。
大方县扶贫办主任朱翔说，天河的帮扶不仅为脱贫按下了“快捷键”，还为大方发展注入了催化剂。
和这家桐木加工企业算完账后，又迎来新一批天河区的帮扶教师。张勇提醒他们，“帮扶不是高高在上，要多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
引进来：招商更要留商
取暖炉产业何以在大方扎根成链
2017年年初，大方县扶贫招商，招来了原本在广东中山的富筑公司。
富筑是取暖炉生产商，产品主要销往贵州、四川、云南等地。随着中山的用工成本和厂房租金越来越高，地处滇、黔、川交界的大方县，成本低了不少，又临近市场，对富筑是有吸引力的。但同样具备这两样优势的地方，不只是大方县，不少地方开了更有诱惑力的条件。
公司负责人佘铖铮后来才透露，真正让他下决心从中山搬到大方，恰恰是当地干部的坦诚。佘铖铮见过一些地方在招商时吹得天花乱坠，等企业入驻之后却不兑现。而大方招商，张勇等县领导“三顾茅庐”时，就把他们能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讲得明明白白，对存在的问题怎么解决也说得清清楚楚。
让佘铖铮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各个部门现场办公，整套手续两天就办妥。承诺要解决的水电问题，没多久也都解决了。
佘铖铮单枪匹马入驻之后，张勇马上找他拿到在中山的配套企业名单，要给他“说媒找伴儿”。“引进一家企业，没有上下游企业做配套，很难留得住、活得好。”当时，佘铖铮的大部分配件还得从中山进。
王白洋是佘铖铮十几年的好朋友，也是佘铖铮的供应商，生产取暖炉上的玻璃板。
可张勇给佘铖铮说“伴儿”时，王白洋很不情愿，请了三次也没请动。
其实，王白洋也感觉到企业在中山面临的压力。当时，没有5000块的月薪，连普工都招不到；5000多平方米的厂房，一年租金就得80多万元。这两块占了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上。
可是，他对大方压根不熟。自己努力大半辈子才在广东扎下根，怎能随便冒这个险？
这样的疑虑，佘铖铮当初也有，“设备坏了能修吗，周边有配套吗？”佘铖铮2016年底第一次到大方县考察时，心里有点凉。当时，大方经济开发区连供水供电都不稳定。
当地干部坦率地告诉他，大方是贫困县，能提供的只有五年的免租金厂房，再没其他补贴。另外，用工时还必须优先考虑贫困户。至于水电问题，会立刻着手解决。
王白洋陆续把设备挪到大方后，因为担心做不好，他没向开发区要厂房，索性借用佘铖铮的部分厂房。没想到，几个月后，借的厂房已经不够用了。
王白洋算了一笔账，除了省一大笔厂房租金和用工成本之外，销售量也比在中山时翻了一番。原本贵州取暖炉厂家采购玻璃板必须凑满整辆13米的半挂车才能发货，还得找库房存放，需要大量资金；而现在，随要随买，找个小车就能拉走。半年下来，能替买家省下100多万元的运费。
今年3月，一家销售取暖炉的电商主动找园区要入驻。最初，招商只能靠天河区和大方县的帮扶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如今，电商、塑料、电路等相关企业开始自己找上门。大方经济开发区形成了包括玻璃、发热管、五金、燃气、包装在内齐全的取暖炉产业链。
佘铖铮的富筑也实现了产量利润翻番。产业链的区域集聚，不仅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形成了抱团发展格局。更让佘铖铮惊喜的是，这几家上下游企业负责人凑在一起的时候，时常就能冒出创新想法。“一有什么想法，大家一商量，觉得可以，马上就分工把想法变成现实。”
从升降功能到无线充电，从节能设计到智能控制系统，从微波炉烤箱到石墨烯涂层治疗风湿痛，在大方经济开发区的厂房里，取暖炉已不是传统的取暖设备，而是集智能、健康、社交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家具。
走出去：“逼”菜农把菜卖到广州
不满足于“一卖了之”，还得“逼”出市场意识
今年五月，寇海龙干了件“两头不讨好”的事。一头是广州谷裕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另外一头是大方县在谷裕市场摆摊卖菜的档口档主郑锐阳（化名）。
寇海龙原本是广州天河区财政局财政监督科的科长，去年11月来大方县扶贫。他来回跑了好几次，才给谷裕市场和大方菜农牵上线。
郑锐阳抱怨，自己的菜都烂了也没卖出去，如今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谷裕市场管理员向他吐槽：“你介绍的摊主，菜烂了也不收拾，就堆在市场内，影响了市场运营。”
按照协议，谷裕市场免费提供一个档口，大方县选派经营主体去卖菜就行。谷裕市场是广州规模最大的菜市场之一，一个档口租金就得好几十万元，加上转手费，翻番都可能。广州蔬菜消耗量很大，大方又适合种菜，寇海龙认为把大方打造成广州的菜篮子是双赢的好事。贵州的高山冷凉蔬菜的上市时间较晚，其他地方供应广州的菜卖完了，贵州刚好能接上茬。寇海龙解释，“贫困户也能通过种植、务工、土地流转参与进来。”
好不容易谈下来的好事，怎么搞砸了？更何况，郑锐阳才去了没几天。
原来，本应该15小时内就从大方运到广州的蔬菜，郑锐阳联系的物流整整走了20多个小时。不少蔬菜在路上就烂了心。等进了批发市场，郑锐阳也不知道往哪卖，又损失了大半。
也难怪，郑锐阳只是大方县乡下的一个菜贩，对批发、物流懂得不多。
事实上，和谷裕市场的协议早在年初就谈下来了。寇海龙前后问了好几家蔬菜种植合作社和企业，却没有人愿意去。
有的合作社说，没出去过，对怎么运输和批发，心里没底。有的致富带头人说，目前自己的菜在贵州本地就能卖出去，没必要拉到广州去卖。也有人说，现在在地里就有车来拉，费那个劲去分拣干嘛？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更早之前，当地土豆曾遇到一定程度的滞销，张勇联系了广东华润万家超市，双方签了订购合同，华润万家以高于本地的价格收购土豆，菜农唯一要做的就是分拣装箱。结果土豆迟迟没有运出去，原来他们没有分拣的习惯，只愿意一台车到地里把土豆全部拉走。
“当地蔬菜产业生产的组织化、标准化不强，菜农的市场意识也较弱。”张勇总结。
直到4月份，寇海龙通过大方县投资促进局找到贵州黔方果蔬配送有限公司。可黔方负责人刘思诚找的却自己乡下的亲戚郑锐阳。
接到郑锐阳和谷裕市场的抱怨电话之后，寇海龙直接找到刘思诚，说服他亲自上阵。刘思诚有过配送经验，他按土办法，逐个加了谷裕市场批发菜农的微信，好不容易才走上了正轨。今年5月至8月，黔方已销往广州700万吨蔬菜，带动30余家合作社、2315户贫困户增收。
为什么非得“逼”着菜农把菜卖到广州去？
“运到广州除了能获得更高的价格和更大规模的销售量之外，还能提高当地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寇海龙解释，“更重要是的，当在贵州本地出现滞销的时候，企业和合作社多了一个销售渠道，更能应对市场风险。”
长起来：“刺梨的春天就要来了”
扶贫协作，一桩企业“婚事”带来一个产业“春天”
“刺梨是什么？”
两年前，陈杉最烦恼的是：推销自己生产的刺梨浓缩汁，总得向经销商反复解释什么是刺梨。
刺梨本是一种蔷薇科多年野生小灌木缫丝花的果实，主要分布在贵州。刺梨个头不大，却被称为“维C之王”。当地有“刺梨上市，太医无事”的说法。
陈杉也是这么介绍的，可每次对方只是冷淡地回一句，“如果真有你说的这么好，怎么没有大企业来做？”
陈杉是贵州金维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维宝”）的负责人，这是大方一家种植、加工和销售刺梨产品的企业。
陈杉发现，不仅出了贵州知道刺梨的少，即使在贵州接受刺梨饮料的也不多。贵州人知道刺梨鲜果很涩，愿意去尝试刺梨果汁的没几个。
因为销售市场没打开，2017年金维宝仅加工了500吨刺梨，只是达到设计产能的十分之一。这种压力很快就传导到了种植户。那时候，来厂里务工的贫困户告诉陈杉，一些农民因为刺梨果难卖，索性把3年才挂果的刺梨树砍了，重新种上玉米。
局面很快发生了转机。
在广东贵州东西扶贫协作的高位推动下，广药集团与贵州省政府签署协议，助力贵州打造刺梨产业。得知消息的张勇立刻向县领导汇报，在天河区的牵线搭桥下，大方县委书记带着张勇和陈杉拜访了广药集团，经过多次磋商、考察之后，金维宝最终因为低损耗高浓缩技术和物理去涩技术，成功与广药集团“联姻”，成为广州王老吉药业刺梨项目的合作方。
仅一年之后，金维宝的刺梨加工量已达到3500吨，是上一年的7倍。如今，大方县刺梨种植面积达到13万亩，金维宝收购了一半，覆盖了2000多户贫困户。
按照平均亩产2000斤计算，一亩刺梨果一年的产值为3070元。根据经验，当种植面积超过5亩，就得雇工采摘，扣除雇工费用之后，每亩每年纯利润约为2000元。而种一亩玉米一年收入只有800来元，还不算成本。
刺梨种植在贵州石漠化的荒坡上，唯一的投入是最初3年的购苗费和日常除草的人工费。而最初3年，当地政府每年补贴400元。“种刺梨比玉米强得不是一点半点。”贫困户高守荣今年把自己种玉米的十几亩地全种上了刺梨。
最让陈杉高兴的，还不是金维宝和广药集团的“婚事”。广药集团的进入解决了之前贵州刺梨企业集体面临的难题——反复对外解释什么是刺梨。
借助于广药集团的品牌、研发技术和销售渠道，刺梨汁、刺梨糖、刺梨酒等多种刺梨产品及时推向市场。很快，陈杉外出推销或参展时，越来越多人已经知晓并接受了刺梨产品，甚至有厂家主动上门寻求合作。
陈杉说：“广药集团帮我们所有刺梨企业培养了市场、提高了消费者的认知度。这相当于做大了蛋糕，比单纯帮扶我一个企业作用大得多。”
如今，陈杉讲起刺梨产业的发展时常说：“刺梨的春天就要来了。”
“犟”起来：有一种“尊重”是逃避责任
扶贫还得考虑贫困地区的特定文化，改变陋习
7月的一个早上，贵州贵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章杰来到大方县经济开发区时，秦万金已经在那等了他近一个小时。
贵燃是一家生产燃气取暖炉的企业，秦万金是厂里招收的贫困户。因为连着旷工两天，秦万金刚刚被车间主任建议辞退了。
秦万金反复请求吴章杰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他解释，自己并非故意旷工，几天前家里的老母亲需要照顾，而自己又没有车间主任的电话，请不了假。
吴章杰有点吃惊。
去年11月，正是取暖炉生产用工需求旺盛的时候，张勇挨个到贫困村里找了百多人进园区务工。可没多久，吴章杰等企业负责人傻眼了：招来的贫困户没多久就跑了大半，连招呼都没打。
原来，招来的贫困户多是呼朋唤友一起来的，一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往往就是同一个村的。一遇到村里办红白喜事，整条流水线的人都走了，还不提前请假，工厂只能停工。也有一些人，在厂里干了几个月就不干了，等没钱了再来。
张勇意识到，贫困是自然生态条件和特定文化的叠加。产业扶贫要真正带动贫困户，除了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还得考虑贫困地区的特定文化。
为此，张勇和企业商量，把同一个村的贫困户安排到不同的流水线上。如此一来，即使一个村的贫困户都走了，也不至于让企业开不了工。与此同时，企业还承诺每个月500元的全勤奖，干满一年还另有奖励。
“这一方面是为了让工厂正常运营，另一方面也是把贫困户培养成熟练的产业工人。”张勇解释，“这样才能确保贫困户从产业发展中彻底脱贫。”
有的贫困户“及时行乐”，干了一段时间领了工资就歇一段，钱花光了再来干。对于这样的贫困户，为什么不“尊重”他的意愿，还“苦苦”留他？
张勇说，“尊重”这种意愿，实际上是扶贫干部逃避责任。
这类问题，也出现在劳务输出上。天河区为大方县贫困户提供了大量服务性岗位，可招来的一些贫困户没干多久就溜了回来，要么不适应广州闷热的天气，要么不适应广州少辣的饮食。天河区为了鼓励这些人留下，出台了奖补措施，除了报销来广州的车票，稳定工作3个月后每个月还奖励1000元。
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工具”，“工具”用得好不好，关系到扶贫工作和成效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
今年4月，经过第三方机构评估，大方县正式脱贫摘帽。自精准扶贫以来，大方县贫困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8元增加到6821元，全县贫困发生率从20.85%下降到1.85%。大方县干部群众评价天河区的帮扶是真正的帮到底。
去年10月，广州天河区组织了一批学生来大方写生。学生们在贫困村里吃住了一个月。除了写生，他们也切身体会到了扶贫成绩，忍不住在朋友圈对大方县扶贫成绩点赞。
有个没来过大方的网民评论：“这些都是忽悠你们的。”学生们争相回复：“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是亲身经历的，不信自己来瞧瞧。”（记者张典标）
（责任编辑：赵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