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君的话
66年前，一个村团支部的6个年轻团干部带着村里的年轻人办起了“记工学习班”，于是全国争相学习，毛主席称赞他们“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这就是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
“月芽月芽河，流呀无数年，横冲直闯毁良田，人民受灾难……”面前这位站立较为吃力，手臂不断抖动，操着一口胶辽口音唱歌的老人叫严汝香，今年86岁，是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记工学习班”唯一一位在世的发起人。
这首歌对她来说，像是“老朋友”，只要一提及，便能脱口而出地唱起来。
伴着歌声，我们将镜头闪回66年前，一间低矮、简陋的土坯房中，高家柳沟村第一届团支部的6个团干部，围坐在一起开会，严汝香就在其中。
会议结束，一个决定——办“记工学习班”，诞生了。
6个年轻人没有想到，这个决定竟成了全国学习的典范，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批示。更让几个年轻人没有想到的是，66年来，“记工学习班”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高家柳沟村村民，成为该村乃至整个齐鲁大地的一块历史“活化石”。
一个决定：小山村成“明星村”
1955年，深秋，下午，毛泽东和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颐和园散步。
毛泽东问：“全国办了那么多合作社，有没有农业社学习文化的典型？”
“山东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不错，我看了好几遍呢。”胡耀邦答，随后将材料报给了毛泽东。
1955年12月27日，看完材料的毛泽东对《莒南县高家柳沟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作了长达800多字的重要批示，称赞“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
记者近日来到批示中的“记工学习班”发源地，山东省莒南县涝坡镇高家柳沟村。
86岁高龄的严汝香握着记者的手许久，她已不能较为连贯地说话，采访一度难以进行。但当记者拿起写着“严汝香”名字的《乡土识字课本》时，老人有些激动，微颤的手指着课本上的汉字，读了起来。
《月芽河之歌》和《乡土识字课本》都是由“记工学习班”学员创作、编写的，对严汝香老人来说，它们承载着66年前的那段青葱岁月。
高家柳沟村团支部编写的《乡土识字课本》
“干活容易，记账难。”
1954年，高家柳沟村紧跟国家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党支部和团支部的支持下，成立红旗农业合作社。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和山东的农民文盲率分别为95%、90%。因此，合作社成立之初，全社都找不到一个能给社员记工分的“文化人”。村团支部便召集社内7个能识100多个字的团员和青年当记账员。但由于文化水平不够，他们写不出人名、农具名、农活名时，只好用画圈圈、划杠杠的办法来记账，再到后来竟变成“心记员”，靠记忆力来记账。时间久了，难免变成一笔笔“糊涂账”。
“社好办，账难算，不如趁早散伙去单干。”由于账记不清，纠纷不断，社员们对合作社前景并不看好。
眼瞅着合作社要因为“没文化”“睁眼瞎”而受影响，村团支部意识到只有加入党号召组织的全国扫盲运动中，让青年农民脱了文盲帽子，合作社才能发展。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团支部动员合作社内26名团员、青年报名参加文化学习，聘请4个高小毕业生担任教员。
“以地为纸，以枝为笔。”
“那个时候啥也没有，课本、笔、纸都没有，就用树枝在碎瓦片或者地上写字，花生油灯烧完了，就烧松明枝照明。”当年的“记工学习班”学员之一，88岁的徐顺田老人摘下有些发黑的草帽，黝黑的面庞映衬下，眼睛显得更加透亮，他两手放在膝盖上，端正地坐在一旁。
“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回来就趴在石头垫起的木板上听教员讲课。那时候学习苦哟，用瓦盆碎片、水罐底当石板，滑石当石笔，就那样跟着学。”同是“记工学习班”学员的81岁老人高维全说。
瓦片上写字
说起当时的“同学”时光，两位老人记忆犹深。
“当时为了记账，团支部决定让我们先学59个社员的名字，然后逐步学习地名、农活和农具的名称，再学各种数码和记账格式等。”徐顺田说，“咱们村读书文化的传统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今天晚上开学了。”“记工学习班”发起人之一沈德超在石瓦片上写下这7个字，开始了“记工学习班”的第一堂课。
“经过短短两个半月，26名学员学会了243个汉字，基本解决了合作社记账难的问题。”曾任高家柳沟村团支部书记、现任党总支书记的沈德喜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我岳母严汝美就是‘记工学习班’发起人之一，她也是当时高家柳沟村第一届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岳母在世时常说团干部做工作就是要心中有青年，还要注重文化学习，这是头等大事。”
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很快让高家柳沟村成为当时全国扫盲运动的“明星村”，村团支部也成为全国唯一受到过毛主席批示表彰的农村团支部。
毛泽东批示手迹
两个身份：白天当学生晚上做老师
“白天不干农活的时候就去跟村上一个上过私塾的老先生学认字，不交学费。到了晚上我就把学到的字教给‘记工学习班’其他学员。”穿着白衣短袖衫，脚下的黑色皮鞋沾着些许泥土，81岁的沈德仁说。
沈德仁曾是“记工学习班”的学员，和其他青年团员一样，积极参加学习。由于他学习能力强，比其他学员进步快，后来成了“记工学习班”的“小老师”。
“那时候学习就是见字问字，见人问人。白天干农活，想到‘春耕’‘送粪’‘锄头’这些字不会写，就放下农具，跑到私塾先生那儿去请教。学会后，都等不到晚上，就直接在田间地头跟其他村民交流学习。”沈德仁说，这是当时“记工学习班”的常态。
1954年，全国上下虽如火如荼进行扫盲运动，但针对农民的学习课本仍很缺乏，专业的师资力量也是极为稀缺的。面对这个问题，团支部坚定学习文化要为合作化服务的总体工作方针，鼓励学员们将课堂开到田埂、晒场上，想方设法挤时间，还发明“见物识字”法，将汉字贴在相应的家具、农具上，营造“处处是课堂，处处有教师”的学习氛围。
“那个时候不学，一辈子都学不着了。一个班十五六个人，随时随地围着锅台炕灶、饭桌、小板凳学。”沈德仁作为当时的青年团员，很珍惜每一次学习文化的机会。
像沈德仁这样拥有学生和老师两个身份的村民越来越多，夫妻、姐妹、妯娌们互为老师，谁会谁来教。很快，红旗社的记工学习经验传至其他3个分社，自愿参加学习的青年增至115人，其中有19个青年后来当上了记账员。
“在毛主席批示的鼓舞下，村团支部、妇代会稳扎稳打，结合实际，相继办了12个青壮年学习班、6个妇女学习班，编写了《业余学习语文试用课本》《月芽河之歌》等。”67岁的沈德堂翻看着《高家柳沟诗选》说，“团山东省委、省教育厅开始在全省推广村团支部记工学习班的扫盲工作经验，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也由此开始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编写新扫盲教材。”
“记工学习班”创办之初，沈德堂才两三岁，为何对那段历史如此了解？“这都得益于‘白天当学生 晚上做老师’的沈德仁老师啊。”沈德堂满怀感激之情说。
20世纪60年代初，持续10余年的扫盲运动热度逐渐降温，这场声势浩大的扫盲工作帮助近1亿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各地办起了公办学校和业余学校，师资队伍也逐渐专业化，学习也变得规范化。高家柳沟村团支部与时俱进地将“记工学习班”精神带入新的学习氛围中。
当时，老团员沈德仁选择在村小学做一名教师，传承“记工学习班”精神。正在读一年级的沈德堂恰巧是沈德仁的学生。
“我是我们村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就到业余学校做课本印刷工作。这本《壮年记工识字课》的编写、装订等工作有我的参与。”沈德堂与老师沈德仁一起走进毛泽东为高家柳沟批示展览馆（以下简称“纪念馆”），“这次换我这个学生给老师讲课本印刷、识字诗歌编写。”沈德堂凑到老师沈德仁面前，俯下身子认真地讲解。
“这就是‘记工学习班’的精神，谁会谁就是老师，只要是学习文化知识。”沈德仁拍了拍学生沈德堂的肩膀，说罢又饶有兴趣地翻看课本。
1955年12月1日，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要求各级团委“在农村地区掀起一个全民扫盲的高潮，使扫盲运动紧紧跟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团中央的决定，夯实了共青团是消灭农村青年文盲急先锋的地位，而高家柳沟村团支部创办的“记工学习班”无疑是其中一面鲜明的旗帜。
多样传承：接力“记工学习班”精神
“沈德仁老师教了我，我又做了老师，我的儿子如今也做了老师。这也算是一种传承吧。”沈德堂站在纪念馆前自豪地说。
“2005年，为纪念毛泽东主席为高家柳沟批示50周年，村里建起了纪念馆。目前，该馆是共青团山东省委干部教育基地、临沂市党员干部教育基地、沂蒙青少年教育基地，我和沈德堂任讲解员。”沈德喜看着毛泽东主席批示的原稿感慨万千，“这是基层团组织贯彻‘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心中有青年，工作抢人先’工作方针的最有力证明。”
从左至右分别为：高维全、徐顺田、沈德仁
1971年，高家柳沟村在全县率先脱盲后，村团支部又组织村民向扫科盲进军，学习科学技术。沈德喜任村团支部书记期间，成立了柳青实业开发服务部，鼓励青年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组织青年学习实用技术，发展实体经济。
一时间，“团办实体”成了当时村里的流行词。
农学班、养殖班等各类实用技术班层出不穷。“农民需要学什么，我们就办什么班，给予技术指导服务。”沈德喜认为正是青年村民的勤学好问和善于研究，以及那股子韧劲儿和冲劲儿，才能在学业和生意场上取得不凡的成绩，他将此定义为“新的‘记工学习班’精神”。
“当时我们团支部农学班教师高存坤坚持科学种植，他的父亲高维积却是传统种植的捍卫者，父子俩因意见不合发生争辩。最后，还是儿子科学种植法令‘老子’心服口服。”沈德喜回忆说。
为发扬传承学习文化的传统，沈德喜等团干部建造了图书室、微机室以及青年实训基地，激发青年学习创业的热情。沈德喜任团支部书记期间，村团支部分别获得共青团山东省委、共青团临沂地委授予的“学科学、学科技红旗团支部”和“共青团工作红旗单位”称号，其个人也因此获得“山东省新长征突击手”“优秀团支部书记”等荣誉称号。
严汝成接力沈德喜任村团支部书记一职后，开展“送农家书柜”等一系列发扬读书学文化优良传统的新举措。
2008年，接力棒传至大学生村官葛堂雷的手中。任村团支部书记期间，葛堂雷紧紧围绕前几届团组织的工作要领，传承“记工学习班”精神，建立了山东省第一家村级青年学习创业发展中心，培养了不少班组长、会计，甚至经理、总监，以及一批有文化、懂技术的青年农民。
如今，有2000多人口的高家柳沟村已有500多名农家子弟考取了大中专院校，俨然成了一个“学子村”，涌现了一大批“脑袋”“口袋”都富有的新型农民。
“‘记工学习班’精神已走过66个春秋，各届团支部始终在发展的赛道上，奋力奔跑，接好每一棒，跑好这场特殊的接力赛。以前是，未来也是。”沈德喜站在高家柳沟文化大院石碑前坚定地说。
采访手记
严汝香孤独吗
王姗姗
“记工学习班“6位发起人，如今在世的仅剩严汝香一位。对86岁高龄的严汝香老人来说，那段记忆难以磨灭，却也再难完整地说起。
能和严汝香共同回忆那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严汝香是孤独的，她只能反复翻看着曾经的识字课本，从泛黄的书页上找回些残缺的片段；但她的精神是富足的，因为历久弥新的“记工”精神仍然在齐鲁大地上生根发芽。
记者来到高家柳沟村文化大院，三间并排的平房，写着“毛泽东为高家柳沟批示展览馆” 的红底牌匾格外突出。推开展览馆的大门，传承了66年的“记工”精神扑面而来。
我将自己置身于1954年，思考在一个村都找不到个“文化人”的情况下，那群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村团干们，是如何做出让毛泽东主席都称赞的“创造性的工作”？
不识字就学认字，严汝香和其他村团干发动青年学习汉字，先学记工要用到的汉字。就这样，白天务农，晚上点着松明枝，以石板为课桌，以碎瓦片为纸……“记工学习班”不仅让第一批学字的青年学会了记账，也影响了其他青年村民自发加入学习班。
“民教民，亲教亲。有的正在田里劳作，想不起锄头二字怎么写，立马踩着沾满泥的鞋子跑去请教教员。”原高家柳沟村团支部书记、现党总支书记沈德喜指着最初的记工账本感叹说。
严汝香老人刚见到记者时，显得有些激动，平时话并不多的她还唱起了那首《月芽河之歌》。相处的两天时间里，她总是佝偻着身子拿着课本，一遍遍地翻读。
代代高家柳沟村村民传承着那段属于严汝香老人独有的、历久弥新仍熠熠生辉的记忆。因此，我想，严汝香老人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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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