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国(1913年—）女，四川省营山县人，中国共产党员，革命家谢觉哉同志的夫人，老红军。
高台烈士陵园肃穆庄严，朱德、李先念、徐向前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撞击着人们的心扉；伟大的革命先驱者的事迹和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
高台烈士陵园
原红五军政委杨克明是西路军艰苦悲壮历程中一位杰出的战士，高台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之一，也是我在家乡搞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和老师，人们将永远怀念着他。
杨克明烈士像
1932年，我的家乡营山县安化场和川北贫苦山区一样，处在土地革命的前夜。千百年来，饱受封建地主剥削压迫的广大农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农会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生发起来，产生越来越大的轰动。
在那时，据我舅舅介绍，一位卖布的人叫杨布客，常住在我舅舅家，有时住在我家。杨布客用一个门板在我家门口摆摊，平时就背着篮子、拿着鼓，到处串乡走户。我就在这时候，与杨克明认识的。
安化场这个小镇，是很繁华的，年节都有灯会。很多财主到了夏天，都到此地乘凉。杨克明来后一住就两三个月。节日安化镇被各种各样的灯装饰得很堂皇，街上又唱戏，很热闹，可是我不能去，因家族管教严，不允许女孩子出去看灯。记得有一位陈吆妹，晚上偷着上街看灯，后被家族发现，因为辫子很长，被族人抓着辫子拖回祠堂就打，她父亲、母亲也要替她挨四十个背花条子。我对这种作法十分痛恨，内心对这种惨情惨景产生一种反抗的心情。我把此事告诉给杨克明，他听着很气愤，说男女应该平等，哪有这样的家法族规。这是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杨克明叙述的一切，给了我极大的力量和勇气。
我虽然才十六七岁，但在李忠斌和李忠胜两个舅舅的影响下，已参加了农会的活动。杨克明以一个卖布商人的身份来到我们家乡，经常找舅舅接头，了解农会发展情况，指导我们发展农会会员，组织农民抗捐、抗税。当时的农民，不但受尽地主老财的剥削，还要负担国民党政府各种各样繁多的苛捐杂税，生孩子交人丁税，穿鞋要草鞋税，打赤脚要脚板税，更别出新裁地预收40多年的发展税，农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苦不堪言。农会为农民撑腰办事，支持农民抗捐、抗税、抗粮、抗夫、抗丁，提倡男女平等，宣传团结一致，自己解放自己。劳苦农民很快接受了农会的主张，纷纷参加了农会，我们家乡农会运动，红红火火的开展起来。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营山的农会发展了5000多会员，这其中有杨克明付出的血汗。听说当时四川营山农会，属四川之冠。
杨克明像(资料照片)
那时我和妈妈、妹妹租地主的房子，开个酒店，桌前面卖酒，后面住人。那房子有个吊楼子，有了事可以随时隐蔽，或从楼堂门跑出去。我妈妈是个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她热爱她的兄弟，也信任她弟弟的朋友们，我们家很自然地就成了农会的秘密联络站。杨克明经常出入我家，也经常给我们讲为穷人谋利益的道理，我妈妈认为杨克明是个好人，就让他住在我们家里，还经常帮助他们工作，帮助他们把油印机收藏在红薯窖里或猪圈上面，帮助照料他的生活。农会工作或开会时，就自觉地给我们放哨、打掩护。记得有一次，杨布客（即杨克明）拿一元钱给我，帮我家付房租。听说只要杨克明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时，就来到营山各地，有时就躲在我家里，依然以布客身份在穷僻山区奔波串联。现在想来他是在传播革命火种。我听杨布客说农民要有枪支才行。
离我家几十里地的丰豆铺，是当时家乡一带比较大的镇子。镇子上驻着一个团防局，收罗的全是些地痞、流氓、污合之众，他们借着有武装，仗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还私设公堂，拉肥绑票，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民众敢怒不敢言，农民运动也受到压制。一天晚上，肖德兴派我送封信到仙女石坡上的一个店子里，说那里有人等着。送信的途中有一座坟，叫花坟山，我从老人嘴里听了不少鬼故事，当时我好怕鬼呀，杨克明就对我说：“卯妹，莫怕，我们在树林坝里等你，你听到猫叫，我就在那里了。”就这样我心里踏实多了，那晚我第一次独个走夜路，把信顺利地送到了仙女石。过了两天，丰豆铺的团防局被端掉了，打死了很多人，团总被扔到茅坑里了。从这以后，农民运动进一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团防局的周旋中，我们搞农会也要提防反动分子搞破坏。有时风声紧了，我们就逃出去躲避几天。每逢这种时候，只要杨克明在，就总是像大哥一样，关心照顾我们，教给我们怎样开展农会斗争、做宣传工作，以及怎样保护自己，怎样同群众取得联系，以利于更多地团结人民，开展农会工作。
1933年红军来到我的家乡营山后，我才知道杨克明是共产党员，到三十三军当政委去了。
1932年夏，杨克明离开了营山到川东组织游击队去了。临行时，他告诉我不要走，说红军很快要来了，等红军来了再联系。我视杨克明如同兄长、教师，从他身上初步认识了我为农会做的工作，就是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革命工作。
1933年8月，红九军来到了安化场，家乡解放了，苏维埃政权也成立了。我一直为苏维埃政权工作，同年，我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我想，杨克明一定会为我高兴的。
1934年，我随红军到了通江，意外地见到了杨克明。他当时在通江省政府内务委员会工作，他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也急切向他叙述着家乡和他离开营山后，我们农会工作进展的情况。当他说：“我已知道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了”。那时，他郑重其事地和我紧紧地久久握手，使我感到了力量，感到了鼓励，感到了殷切的期望。他放开我的手，又打趣地叫我“卯妹”，并说：“现在还怕鬼吗？”我俩都不由得欢快地笑了起来。
1936年10月，杨克明随军西渡黄河，转战于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1937年1月，他与军长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在高台县城与7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激战，最后壮烈牺牲，时年31岁。
后来我才知道，在攻打高台时，杨克明和董振堂严密组织、顽强抵抗，与敌在城外激战七昼夜，我军人员伤亡较大，弹药消耗严重，被迫退入城内坚守。在敌人猛烈的炮火轰击下，红五军3000余名将士绝大部份壮烈牺牲。战斗打到只剩下杨克明一个人时，他枪里只有一颗子弹了，为了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自杀。战斗结束后，惨绝人寰的敌人将他和董振堂、叶崇林的头割下，悬首示众，不准收尸。解放后，为纪念高台死难烈士，当地政府修葺了红军烈士纪念馆，为杨克明、董振堂专门修了纪念碑。杨克明烈士纪念碑的对联写着：“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雕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重访旧地，心潮起伏，许多难忘的往事涌上心头。我怀念杨克明，怀念为了今天而流血牺牲的英烈。告慰英烈，我们一定会不懈地努力，学习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英雄气概，继承和发扬西路军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