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细菌战受害者
86岁的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欧阳人高。他是常德细菌战对日诉讼的61名原告之一。
90岁的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陈国建。
89岁的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何英珍。1941年，何英珍一家6人相继在18天内被侵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鼠疫夺去生命。
77岁的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家属石盛记。他出生前一个月，父亲和爷爷就因感染鼠疫相继去世。
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丁德望手绘的湖南省常德市石公桥镇1941年街景。这个距市区30公里的繁荣小镇当时有上千人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鼠疫。
8月9日，湖南省常德市双桥坪镇，蔡文龙在蔡家山上寻找祖坟。1942年7月，蔡家第一个人感染鼠疫死后，家人来帮忙举办葬礼时互相传染致死，整个家族300多人埋在了蔡家山，只有蔡文龙的父亲幸存。
7月3日，湖南省常德市石公桥镇石公桥码头，几名日本和平反战团体成员调查当年细菌战情况，这里的石碑上刻满了鼠疫受害者的名字。近几年，他们多次到访湖南常德、浙江衢州等细菌战受害地，调查、揭露侵华日军罪行。
8月23日，今年89岁的何英珍在湖南省常德市的家中拿起一个月前被拍下的照片，“这是我妈妈”。“这是你呀，上个月才给你拍的。”老人的女儿说。何英珍是常德市鼎城区的几名细菌战受害者之一。除了两次中风留下的后遗症，她还患有高血压，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
1941年11月4日，一架日军97式轻型轰炸机，在黎明的薄霭中偷偷飞抵常德地区上空，一路投下麦粒、破棉絮、烂布条等杂物。两天后，鼠疫在常德迅速蔓延。从那时起至1945年年底，鼠疫在常德前后流行长达4年，先后传播至常德周边60多个乡镇、486个自然村，造成数千人死亡。
鼠疫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俗称“黑死病”。疫情暴发时，何英珍家住在常德城区。1941年11月下旬，何英珍29岁的嫂子熊喜仔忽然发病，第二天吃晚饭时去世。之后，何英珍的伯伯何洪发、叔叔何洪源和2岁的弟弟、侄女也相继死于鼠疫。家里的灵堂还没撤完，34岁的哥哥又被日军炸死。
位于西洞庭湖平原的石公桥镇是常德鼠疫暴发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里距常德城区30公里，有着当地唯一一条水上交通道路，对内连接常德市的土桥河和陈家湖，对外通达澧水和沅江。细菌战受害者家属贺应明介绍，当年石公桥镇有400多个商户，1500多名居民，每天人流量上千。鼠疫暴发时，这个物资集散中心成了疫源地。
98岁的王华璋是目前在世的年龄最大的细菌战受害者。鼠疫暴发那年，19岁的王华璋在石公桥镇一家绸布店当伙计。镇上暴发疫情后，王华璋请假回家，到了晚上9点开始发高烧，口渴难耐。第二天一早，他在镇上的医院及时获救。当地有数据统计，仅石公桥一地，有实名登记的死亡人数就超过千人。因死亡的人太多，常德城大西门外的3座焚尸炉烧塌了2座。
为了让这段历史被更多人了解，当地的受害者开始了漫长的走访调查。1996年，常德成立了细菌战调查委员会，许多当时六七十岁的细菌战受害者像小伙子一样四处奔走，5年间走访几百个村镇，整理出数千人的死亡数据。1997年8月11日，何英珍以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团成员代表的身份，与义乌和宁波两地代表一起，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108名原告团成员的集体诉状。之后，她又到日本多个城市参加宣讲活动。在此后长达10年的诉讼过程中，何英珍先后3次赴日出庭作证、参加座谈会。案件被诉至日本最高法院，日本法院认定了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但驳回了受害者索赔及道歉的诉求。
根据当地调查委员会的记录，常德市日军细菌战有名有姓的罹难者为7643人。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细菌战诉讼案一审判决中采信和认定了这一死亡数字。但许多亲历者认为，细菌战实际造成的死亡人数仍然难以确切统计。
常德市桃源县马鬃岭镇吉安湾村的细菌战受害者李宏华在两年前去世了。临终前，他把整理好的细菌战诉讼材料交给了女儿和侄子。当年这里有16人感染鼠疫死亡，他们家就有4人。201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85周年当天，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多方筹资，在这里立起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纪念碑。
当年参与对日诉讼的61名常德籍原告大多相继去世。目前，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仅有18人在世，其中多数疾病缠身，长期卧床。随着老人们的离去，关于细菌战的记忆逐渐消逝，但70多年前的那场劫难不会被人遗忘。（柳涛摄影写文）
（责任编辑：赵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