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四大野战军成立，野战军下面是兵团。那时候的兵团司令，在1955年大授衔时，不是大将，就是上将，其中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他由于已经到地方上任职，所以没有获得任何军衔。还有一个就是王建安，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那么，他也和程子华一样吗？事实证明不是，王建安只是迟到了一年授衔。并且，1956年授上将军衔的只有王建安一人。
王建安上将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后担任红四军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东线兵团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解放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历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纪委常委。195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0年7月25日在北京病逝。
1908年10月12日，王建安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桃花区朱家垅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以乞讨为生，14岁时给地主放牛，经常被地主打骂。1924年10月，17岁的他又挨了地主一顿打后，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地主的住宅，离家到武汉，在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队当兵。当兵吃粮两年，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1926年王建安逃回家乡，建立一支农民武装，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方组织取得联系。1927年，王建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后任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副班长，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先后参加夜袭杨家寨、伏击杨平口、夜袭花园等战斗及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王建安参加了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38年5月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率部先后在鲁北庆云、宁津等地歼灭伪军1800余人，并收复宁津县，打开了冀鲁边的抗战局面。1939年6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兼第一旅旅长。
1939年12月，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在山东莱芜。
1943年3月，王建安任鲁中军区司令员。1943年11月5日，日本侵略军两万人分路合击山东军区一一五师领导机关，王建安指挥1个营与之激战终日，后带领全部机关人员连夜巧妙突出合击圈。由于指挥得当，八路军一枪未放，无一伤亡，一夜之间就突破敌人3道封锁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预定地点。 随队突围的德国记者希伯立刻在《战士报》上发表了《无声的战斗》。
1944年，王建安率部讨伐汪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克据点50余处，歼7000余人。旋克沂水县城，歼日伪军1000余人，首获攻坚胜利，使鲁中、滨海两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5年，率部连续进攻伪厉文礼部、张步云部，共歼12300余人，解放4200平方公里地区。
在齐鲁大地上，八路军有两员大将让鬼子闻风丧胆，称为“俩克星”，而老百姓则称他们为“山东双雄”。他们就是许世友和王建安。
许世友和王建安同在一个部队，开始是在不同的连队，但两人都英勇善战，到1932年12月，王建安已是红10师30团政委，许世友则是红12师34团团长。1934年秋，王建安为红四军政委。两年后，许世友调任红四军军长。从此两人成为了军政搭档。一个是虎胆英雄，一个是军中儒将。红四军在他们两人的率领下，以善打硬仗和恶仗闻名。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们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曾率部再度随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张国焘南下，再次爬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后，1936年两人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中，抗大的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准备拖枪出去，回四川打游击。临出发前，王建安觉得不妥，立即向抗大校方作了报告，党中央、毛泽东果断地处理了此事，但许世友因此对王建安持有成见，两人之间结下了疙瘩。
1944年“八一”节纪念会上，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表讲话，宣示讨伐日伪，发起秋季攻势。
抗战爆发后，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所统领的部队是山东抗战最有力量的武装。毛泽东看在眼中，暗暗决定让两员虎将消除隔阂，和好如初。
1948年7月，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正在酝酿攻打济南的方案。中央军委决定尽快拿下济南，并召王建安来西柏坡面谈，听听前线的意见，再做出具体的部署。王建安带着豫东战役胜利的喜悦匆匆赶到西柏坡。毛泽东展开一张地图，指着用红蓝铅笔划出的地方，向王建安讲述了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及当前的任务。
讲完以后，毛泽东点燃一枝烟说：“建安同志，根据军委的决定，这次让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攻下济南!”王建安站了起来，毫不犹豫地答道：“坚决服从军委的决定。”看到王建安的表态，毛泽东很高兴，用手示意王建安坐下，并解释道：“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两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王建安明白毛泽东的话中话是“团结”二字。他心想，主席是怕他不服许世友，而且他们过去又有过一些争执和误会。他当即站起来向毛泽东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之后，王建安即赶往山东青州华野指挥部，向华东野战军的领导传达中央军委的最新指示，许世友时任山东兵团司令员，在济南战役中任攻城兵团指挥，提出“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王建安与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一道竭尽全力配合许世友指挥部队，攻克济南。捷报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非常兴奋，认为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济南战役揭开了国共双方战略决战的序幕。
1949年，王建安和陈再道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
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王建安的革命风范和磊落品格，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凡是与王建安接触过的同志，对他两袖清风为人民办事的优良作风印象都十分深刻。王建安常说，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做人民公仆，要讲廉洁，首先应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他的爱人牛玉清1955年从部队复员，本来有几次机会可以再穿上军装，并且已经有先例，可王建安却坚决拒绝给妻子办手续。他调军委工作以后，组织上考虑他5个子女全在外地工作，打算调一两个回到身边照顾他，但王建安坚决拒绝了。他说，子女在哪儿参加工作就在哪儿干，不能借故调进大城市。直到他逝世，他的子女也还都在外地工作。
1950年，王建安（左三）与粟裕、张爱萍、郭化若等在南京。
王建安将军生活俭朴，喜穿布衣布鞋，戴国产手表。1977年进京后，他一直住单元式老房，没有地毯也没有沙发，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条木拼成的、用两条长凳支撑的硬板床就是他的家具。
1957年，王建安全家在沈阳合影。
王建安将军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医生要他少吃猪油。可家里客人多，按标准供应的植物油又不够吃。秘书通过管理部门在地方粮店买了10斤花生油。王建安知道后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免票买几斤油，看起来不是大事，但却超出了规定范围。如果高级干部都这么做，岂不把党风带坏了!”直到秘书按议价油向粮店补了钱，此事才算了结。
1958年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上将下部队视察工作时，在坑道施工现场与周志坚中将合影。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将军不幸病逝。但直到8月份，他的几位老战友、老部下才得知他已经去世的消息，都为之震惊：建安同志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但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可后来他们才知道，王建安去世的消息不仅他们不知道，连他在外地的5个子女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1979年，王建安（前排左一）与方毅（前排左二）率中央慰问团，赴云南前线慰问参战部队官兵。
王建安看望慰问受伤战士
在去世前不久，他和夫人及工作人员在家一起看电视，当他看到一位外国政府首脑的葬礼时就说：“现在，我们有的追悼会越开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我死了以后，就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在自己病重的时候，他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所以，王建安去世的当天，他的夫人牛玉清就向组织上反映了王建安生前的嘱咐，建议按照他的遗愿办。待几个孩子从外地赶来之后，他们开了个家庭会，最后形成了五个“不”：第一，不开追悼会；第二，不送花圈；第三，不组织向遗体告别；第四，不通知生前友好；第五，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8月4日，《解放军报》以《赞丧事新风》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赞扬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和他的家属办丧事一切从俭的高尚情操。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