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2万余人、7000余人，逐渐缩小的数据串联起中央红军长征的始终。当这支历经千难万险的队伍到达陕北时，另一群人正在远离家乡的地方隐姓埋名，不知道队伍胜利与否，不知道亲人何处，他们是因负伤掉队的伤残红军。
“就像孤儿一样，他们不知道中央红军的情况，还要时刻担心自己的安危。”刘富林的父亲刘纯武曾在1935年收留救助红军伤病员。
当时，在部队离开黔北时留下的红军战士有不少遭到当地民团的杀害，或因伤病饥饿致死。在这种情况下，时为国民党赤水县第七区区长的刘纯武以治安为由，布告管内各地，严禁杀害红军，并着手收留红军伤病员。到1936年初，来到贵州省赤水县淋滩的伤残红军有六七十人之多。
曾在刘家养伤的江西人刘湘辉，当时为红八军团二十师六十七团参谋长，在淋滩的日子里，他参加过当地的区保安队，也做过小生意谋生。
长征结束后，区政府门前一则有关“我敌后游击队大战平型关……”的消息改变了这位伤残红军的命运。后来他在自述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我跑去问区长游击队是什么人？他说‘就是朱总司令的队伍，现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我高兴得快要跳起来，就问他写信到前方去行吗？”之后，区长刘纯武帮他寄了信，两三个月后，刘湘辉收到周恩来寄来的回信。“信中最后说‘随时准备归队’，包括刘湘辉在内的几十名伤残红军都放声大哭。”刘富林说。
史料记载，1939年9月，刘湘辉同林伯渠、吴玉章、王明等人一同分乘两辆汽车奔赴延安，之后他被分配至山西高平县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129师286旅教团任职。
但更多的伤残红军没能像刘湘辉这样幸运。袁子祥的父亲袁展明、刘丽珍的父亲刘志田、何得目的父亲何成方均因负伤，留在了贵州省瓮安县。在“前有乌江天堑，后有国民党追兵”的境况下，他们找地方安顿，从此便长久安家。
和大部分走上长征路的人一样，他们在少年或青年时期就远离家乡。
1931年，14岁的江西抚州宜黄县人袁展明加入宜黄红军游击队，后编入红八军团二十一师六十一团一营一连。1年后，27岁的刘志田从家乡江西于都县出发，参加红军，成为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三营九连的一名机关枪弹药手。这一时期，不到17岁的何成方也离开家乡福建，报名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到红三军团军团部当通讯员。
后来的事证明，在战火中度过青春的这些红军伤病员几乎都用余生寻找家人。
何成方的子女在1984年去福建省将乐县寻亲未果。袁展明的儿子袁子祥在2017年才见到在江西的奶奶，而父亲已在1961年去世，“找到我爷爷奶奶成为他的遗愿”，袁子祥说。
对这些伤残红军后代来说，很难熟知父辈当年从军参战的往事。
袁子祥1岁时，父亲袁展明去世。关于父亲的记忆全来自于母亲和哥哥姐姐的讲述。刘志田的女儿刘丽珍虽与红军父亲度过了31年时光，但“父亲不愿意多讲过去的事”。她对父亲过去的了解几乎来源于前来拜访的老战友。
通过听战友们和父亲的聊天，刘丽珍知道了父亲经历湘江战役时，“江边的尸体堆得一层一层，像石头”“岸边的泥土被血水染红”。她也得知父亲因为“聪明”和运气，两次活命。
“一次父亲盖着别人的尸体，躲过一劫。后来在贵州黄平负伤后逃到了一个和尚家，因为不好的预感拄拐杖逃走，再次活下来。”刘丽珍说。
这些无法归队的红军父辈也几乎没给后代留下一个物件。
“收留父亲的村民劝他换下红军军装，不然很容易被国民党军或土匪发现”，刘丽珍说，当时父亲唯一留下的半张红军粮票也因为要伪装身份而被毁。何成方也因为被国民党追赶，换下红军军装，在给当地一姓何人家帮工时，改掉了原来的名字刘明，从此成为一个干农活的百姓。
实际上，这些伤残红军都曾是注定的骁勇战士。
何得目记得父亲当上通讯兵不是偶然。因为早年父母双亡，何成方随舅舅卖油炸粑，“他既要躲开地主家的孩子，因为他们吃完不给钱，又得把油炸粑卖完”，何得目说，就是在天天摆摊的过程中，父亲熟悉了路况，“来回几趟就把送信任务完成了”。
史料记载，在1934年3月24日的大洋嶂阻击战中，何成方第一次单独完成了由指挥部到前沿阵地往来通讯的任务，得到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表扬。这次阻击战中，三军团四师十二团和师部侦查队打退了国民党军3个批次的进攻。
刘丽珍也记得晚年的父亲“视力好，牙口好”。她用瓮安方言“凶”(意为厉害)来描述战友们眼中父亲的枪法，红军长征前，他的父亲已从弹药手变为机枪手。
时至今日，对刘丽珍、何得目和袁子祥来说，红军后代的生活没什么不同。刘丽珍只记得父亲告诉她“好好工作，别给政府添麻烦”。袁子祥会带着子女前往江西宜黄老家寻根问祖。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战争给父辈带来的腿伤、脚伤。“经历过那么多战争，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刘丽珍说。（记者朱彩云 焦敏龙 曲俊燕 王羽璋 记者 田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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