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紫荆网资料图）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共产党内久负盛名的治国理政领导者和国家经济理论奠基人之一，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陈云和香港的联系可以追溯到80多年前他给秦邦礼的“两根金条”。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陈云给了博古的弟弟秦邦礼（化名杨廉安）两根金条，让他以商业为掩护开展工作。杨廉安先后开了米店、家具木器店、糖坊、南货店、文具烟纸店等，建立前往江西苏区的交通线。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找杨廉安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到香港以开公司为掩护协助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8年夏秋之交，杨廉安在香港干诺道的冯氏大厦开办了“联合行”。1947年“联合行”改名为“华润”。80年后，华润从只有三个人的小商号，发展为立足香港蜚声海内外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跻身世界500强。
陈云对于中国国情和香港问题一直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他长期领导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积极探索利用香港“通道”发展对外贸易。陈云曾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他通过多次与中共驻港机构人员的谈话，调研和了解对外贸易工作的情况，认为香港在打破西方封锁方面可以起到“通道”作用，新中国可以“利用香港作跳板”——向香港输出日用品，在解决香港民众生活困难的同时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同时“利用香港作跳板”，扩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他指出：“要充分利用香港，把华润公司扩大，变成‘外贸第二部’。华润公司的经理得是个副部长。我们不能到外国去设公司、仓库，华润公司可以到外国去设公司、仓库。”
陈云在对香港经济工作中，注重从香港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作出决策。《陈云文选》第三卷《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的问题》一文记载了1973年发生的一个故事。当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尽快购买原糖47万吨。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过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涨。五丰行认为，如果立即大量购糖，必将刺激价格上涨，且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五丰行采取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购买现货。五丰行因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将期货售出还赚240万英镑。对此，陈云表示，利用交易所做买卖。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一直把交易所和股票市场视作资本主义的象征，不准华润公司经营股票。陈云的这番话，对外贸工作人员充分利用香港“通道”，突破“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想禁锢发挥了积极作用。
陈云一直关注祖国统一大业。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实现统一大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到了日程上来。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了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史称“叶九条”。其中包括：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等。 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了美国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指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
《陈云文选》第三卷收录的《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实现祖国统一》一文，是陈云1983年12月25日与一位香港商人的谈话节录。当时陈云已经78岁高龄了，谈话反映出老一辈革命家迫切希望祖国统一的心愿。《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实现祖国统一》集中反映了陈云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的三个基本观点：首先是坚持一个中国立场。陈云说“关于祖国统一、两党谈判，我们方面的意见，过去叶剑英同志提出的九条，最近邓小平同志同杨力宇教授的谈话，都已经说清楚了”、“现在我们两边虽然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两边是一致的”。其次，坚持“一国两制”方针。陈云指出：“说到统一，有一个用什么‘统’的问题。照我们的意见，就是用一个国名、一个首都来‘统’，其余都可以维持现状不变。就是说，既不要用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去‘统’，也不要用台湾的现行制度来‘统’。我们认为这是最现实的，是从实际出发的办法。”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提出“国家统一以后，大陆还是要搞社会主义，台湾的现行制度也可以继续搞下去，我们不反对”。第三，警惕某些国家对中国统一的阻挠和破坏。陈云指出：“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人都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有人死抓住台湾不放，把台湾看成是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他们是一定要千方百计从中阻挠和破坏的，到时候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因此，要提高警惕，尽可能采取一些防范措施。”
陈云多次阐述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认为中央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指出香港的社会制度“至少五十年不变”“有利于继续发挥香港对我们四化建设的作用”。1983年5月，陈云在听取廖承志的汇报时表示：“我看五十年政策不变，这条很好，人心就定了。”1984年，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指出：“香港是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帝国用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从中国领土上割让出去的。现在，中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确认我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当然，十三年后，我们还只是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至于香港的社会制度，我们说了，至少五十年不变。这样做，有利于继续发挥香港对我们四化建设的作用。事实说明，中央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步骤是完全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历史赋予的这个任务。我们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陈云文选》第三卷《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
坚持一个中国立场，通过外交谈判收回香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五十年不变”，以及警惕某些国家对中国统一的阻挠和破坏等立场和观点，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对于“一国两制”理论的贡献。在港澳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今天，这些重要论述仍然具有现实参照意义。
（文/吕英杰 作者为香港紫荆网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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