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不满18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1927年，在汉口“八七会议”上，23岁的他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1945年6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史称“五大书记”，他最年轻，时年41岁。
叶剑英元帅曾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他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任弼时。
任弼时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1904年4月30日出生于湖南汨罗市一个教员之家。5岁就随父亲读书，7岁入明德小学，12岁去长沙考入师范附属高小，后入长郡中学，在校内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宣传等爱国活动。
1920年，他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那里勤工俭学。经研究会介绍，他到上海参加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1年，任弼时在莫斯科。
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他们通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在东方劳动者大学读书时，苏俄局势艰难，粮食短缺，开始他一天只能领到200克黑面包，忍饥刻苦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回国后他到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因张太雷长期离职，两年间由他代理中央书记。当时他才二十来岁，却敢于向党中央领导陈独秀提意见，有一次气得陈独秀把他的意见书当面撕碎。
1927年国共破裂后，党内同志深感他与陈独秀争论时的观点正确。“八七会议”上他被选入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随后四年间，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
作为满身硝烟、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人物，任弼时的家庭生活却少为人知。任弼时与夫人陈琮英既是伴侣又是战友，他们从青梅竹马到心心相印，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婚姻经历。
1926年3月，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完婚。
任家与陈家世代交好，任弼时自幼就与陈家的女儿陈琮英结成“娃娃亲”。
陈琮英比任弼时大两岁，她身材矮小，人很清瘦，幼时缠过足，没有读过书。12岁时正式进入任家，与10岁的任弼时成为很好的玩伴，二人青梅竹马，十分亲密要好。任弼时从小活泼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12岁时，任弼时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离开了家乡。背着行李离家的那天，在一起玩了两年的小伙伴依依不舍的道别，小任弼时承诺以后会回来接陈琮英，他们还在一起。
任家当时生活清贫，任弼时在长沙读书时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家里沉重的负担。懂事的陈琮英有一天对公婆说：“我也到长沙去，在那里做工，供弟弟上学。”公婆一想，觉得这样既可减轻些家里的经济负担，又让两个孩子住得近些，好培养感情。于是，他们托长沙的亲戚，为陈琮英找了份袜厂童工的工作，陈琮英就高兴地来到长沙，开始了陪任弼时读书的生活。
陈琮英在厂里努力干活，为了多挣几个铜钱给任弼时交学费，她常常主动要求加班。她自己却吃穿特别节俭，几乎把每月所挣的工钱全交给了任弼时。每逢节假日，任弼时都会来厂里看望陈琮英，看着她累成那个样子，非常心疼，劝她不要太过劳累了。
就这样，在父母和陈琮英的帮助下，任弼时得以顺利读完了高小和明德私立中学三年级。在这五年中，两人渐渐长大，感情也更加深厚。1926年，已是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把在袜厂当女工的陈琮英接到上海，举办了简朴的婚礼，从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任弼时帮助陈琮英学习文化，传授她工作经验，引导她走上革命的道路。陈琮英则是任弼时生活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1937年8月15日，任弼时与陈琮英在陕北
任弼时与家人合影
1929年末，任弼时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时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于是继续关押拷打。
幸亏后来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设法营救，才使他获释。
任弼时不怕酷刑，不惧死亡。但他说自己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
在中央苏区，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一样艰苦的生活；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重病而虚弱的身躯，吃力地扶杖前进，有担架也不坐；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
1935年8月，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右一）、王震在湖南澧县合影。
建国后，任弼时在30 年代所用的一条毯子还在用着，这是组织上发给他的战利品；他爱人陈琮英用自己的毛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衣，穿了10 多年，早破烂不堪，他照样穿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穿着参加入城阅兵式。经请示任弼时，他不同意，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进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员想将他的旧被子、旧衣服换掉的做法，并诚恳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时常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公家配发的东西，任弼时总要问是不是按制度发的，如果发现是身边同志特别要求的，就让退回，并耐心地说：“凡事不能超出组织规定的制度，丝毫不能搞特殊。目前国家还很穷，困难很多，我们办每件事都要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直到逝世时他依然用的是那些陈旧的衣物。
1948年秋，任弼时与陈毅等在石家庄。
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的环境和紧张的战斗生活，影响了任弼时的健康，但他始终抱病坚持繁重的工作。当他病情加重时，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说：“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任弼时30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四度旅居莫斯科，与莫斯科结下不解之缘。首次赴莫是1921年5月，与萧劲光、任岳、刘少奇等年轻人奔赴莫斯科学习，寻找救国之路。1924年7月23日，任弼时和陈延年、郑超麟等启程返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取道海参崴，于8月抵达上海，开始了“亭子间指挥革命”。
1926年的任弼时
任弼时第二次旅居莫斯科是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左右，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这时，任弼时已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了。距前次旅莫不过两年，但是在国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洗礼下，他已成长为一位年轻的职业革命家了。
1939年，任弼时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左起：周恩来、邓颖超、陈琮英、任弼时。
1938年3月底至1940年3月，任弼时第三次旅居莫斯科，历时两年。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旅莫，距第二次旅莫已是11年，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洗礼，任弼时已是一位干练持重的更加成熟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
任弼时第四次旅居莫斯科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5月底，为时半年。这次赴莫是专程治疗并休养，几乎没有政务活动。
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到巴拉维赫疗养院看望在此养病的任弼时。
1945年4月23日，代表12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雄壮的国际歌中，辛勤准备近5年的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解放区代表踊跃发言。大会选出了包括任弼时在内的44名中央委员。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担任会议临时主席。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推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这种领导格局，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这一年，任弼时41岁。他身体患有多种疾病，时常头痛难忍，但一直坚持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从陕北转战西柏坡，直到共同见证新中国的建立。
1937年，任弼时和朱德在陕北。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同志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时年46岁。听闻噩耗，毛泽东十分悲痛，到任弼时家中亲视入殓，亲扶灵柩，还挥笔题下“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以表达对战友的悼念之情。
1950年10月28日上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并为他覆盖党旗。
周恩来总理号召人民纪念、学习他“奋斗不止、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什维克精神”。
五大书记铜像。从左至右：任弼时、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