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治之，出生于1905年9月17日，广东省普宁县白坑村人。1919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解放后任华南分局侨委书记，广东省侨委主任、中侨委国外司队司长、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参赞兼领事部主任、中国驻印尼大使华侨双重国籍谈判代表，中侨委一司司长，华侨大学党委第二书记等。曾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如今，知道伍治之这个名字的侨胞可能不多了。曾经与他相处过还健在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这不奇怪，因为在暴风骤雨的斗争年代，他和夫人蔡楚吟频繁地变换生活和工作地点：汕头—广州—香港—汕头—泰国—上海—香港—曼谷—北京—越南—印尼—福州……而且，建国前，这对夫妻“藏姓埋名，隐居幕后”。一些党员同志，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曾是泰国地下进步组织负责人之一。有些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却未见过其人。今天，让我们走近这对革命夫妻，追忆他们为华侨革命事业不懈奉献一生的高贵品格。
伍治之与夫人蔡楚吟
伍治之家里的客厅挂着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幅是伍治之1987年带着家人到北京中南海找邓颖超大姐，告别时在西花厅寓所门前合影留念的彩色照片。这几幅热情温馨的照片，反映了周总理夫妇与伍治之夫妇亲密的革命战友情谊。
1919年5月，伍治之和方方同学组织学生会响应“五·四”学生运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高小毕业后，他受聘为县平民小学教师。1922年暑假，伍治之到泰国访大哥和二哥，被聘到尖竹汶南华学校任教。为追求进步，他1924年回国在潮州韩山师范学习。国共合作期间努力学习马列学说。同年由澎湃同志介绍加入共青团，是潮汕地区第一名共青团员，他发展和建立的团组织，是潮汕地区第一个团支部。这年9月，伍治之由澎湃介绍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5年1月，周恩来同志进军潮汕地区，伍治之向周恩来汇报本地区青年运动情况，潮汕各界人民举行盛大集会欢迎东征军。周恩来发表讲话时，伍治之担任潮语的翻译。周恩来在潮汕时，是伍治之当向导，当时许多会议都是在蔡楚吟家召开的。每次会议，蔡楚吟全家都在周围放哨，确保周恩来和同志们的安全。楚吟是本区第一个女团员，她在邓颖超同志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女团员支部。1925年伍治之转为正式党员，他在团(跨党)和邓大姐同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伍治之是支部书记。1927年底，革命受到挫折，干部必须暂时撤出潮汕地区时，因伍治之有位哥哥在泰国经商，周恩来同意伍治之夫妇到泰国。
1930年，伍治之夫妇在泰国被捕。蔡楚吟被逐出境到上海。伍治之原被判刑十五年，由于组织多方营救，在1939年提前释放，回到汕头，后去上海与家人团聚。1940年，周恩来调伍治之夫妇到重庆，拟把他们送往延安，后留在南方局工作。“皖南事件”爆发，香港廖承志急需助手，周恩来当即把伍治之夫妇派往香港。不久，日寇进攻香港，伍治之夫妇在组织领导安排下迅速把大批文化人和各界要人安全撤出香港，然后， 又留在沦陷的香港，当党与南方联系的联络员。直至日寇战败投降。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前夕，伍治之又在组织的安排下，参与把一批批各界要人经香港秘密转送到北京，商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府。
新中国成立，伍治之夫妇仍然做侨务方面的工作。先后任华南分局侨委书记，广东省侨委主任、中侨委国外司副司长、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参赞兼领事部主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华侨双重国籍谈判代表，中侨委一司司长，华侨大学党委第二书记等要职。
伍治之说，泰国组织的事，是从1927年到1952年，有25年的时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1928年，广州起义失败，当时中国革命陷于低潮，政治环境非常险恶，有人主张南迁，最后终于决定北上!但有些身体不好或有其他原因的同志，海外又有亲属关系的，也可以撤退到南洋。当时，伍治之的爱人楚吟已有身孕，所以，同意他们夫妇撤退到泰国。先后陆陆续续到泰国的大约有五、六十位同志。
伍治之谈到，1929年12月22日晚，在关帝厅茶座开会，除了他和几位同志之外，从领导到交通员共22人全被秦国当局逮捕。1930年10月，伍治之、陈国华等18位又相继被捕，1938年，许一新、吴琳曼等多人被捕。1939年伍治之、刘漱石、黄耀寰等一大批同志被驱逐出境。1947年，伍治之同志又重返旧地。
当时在海外工作与生活的环境是十分险恶严酷的。但是我们的老同志们前赴后继，英勇机智地坚持工作和斗争，难能可贵。
伍治之说，25年来，开了多少花？结了多少果？我们还没有做出认真总结。但是，我们同当地人民和广大侨胞一起进行抗日斗争，并且，获得了巨大战绩，这是有目共睹的。
伍治之与蔡楚吟1925年在汕头结婚。1928年撤退到泰国时，他们的儿子伍毅鸿才两岁。1929年12月，曼谷发生大逮捕后，因从事革命活动，楚吟预感到在曼谷随时有危险，就托人把孩子送回老家交给外婆抚养。果然，不出半年，治之夫妇都在泰国被捕了。楚吟被驱出境回到上海。她找到杜国痒同志，恢复了党籍，并被安排在鲁迅夫人许广平为校长的妇女职业夜校当“教员”，协助“左联”进行活动。这时，她仍把儿子留在老家。不到两年，楚吟又被当局逮捕，一年后“准予取保释放”。
1939年，在牢里度过了将近10年的伍治之从泰国来到上海，与楚吟、毅鸿团聚。后来因国内时局变化，周恩来决定伍治之全家从上海调到重庆，候车去延安，后留在南方局工作。正在这时候，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廖承志专电请示速派人到香港协助工作。周恩来即决定伍治之夫妇先到香港去帮助廖承志挑重担。至于小毅鸿，原计划随爸妈到香港。周恩来根据各方情况判断，孩子不如先送往延安为好。
临去香港前，楚吟把孩子叫到跟前叮嘱:“爸爸和妈妈决定不上延安了，我们要出远门。你是想跟爸爸妈妈一起走，还是让周伯伯送你上延安学习，将来我们再见面？”儿子虽然只有十三岁，他一听“出远门”就知道爸爸妈妈又有新任务了。他毫不迟疑地说:“爸爸妈妈放心走吧，我上延安!”
楚吟强忍着眼泪，对孩子说:“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但相信你对革命事业一定会永远忠诚，对同志、工作、学习，定会求实。”伍毅鸿连连点头。伍治之又说:“记住：忠诚求实，这是爸妈给你的赠言。”
第二天重庆临别时，楚吟向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深深鞠躬，说:“我们把孩子留下，给你们添麻烦了!”邓颖超紧紧地握住楚吟的手，用广州话祝福治之夫妇:“心想事成!”
解放战争开始后，伍治之夫妇又奉命到东南亚各地去组织和发动侨胞支援祖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工作。又度过了将近10年，这期间与儿子完全没有联系。1949年秋，当伍治之夫妇带领一批侨领从香港经东北到北平时，才打听到经常惦念的孩子的下落。
伍治之夫妇离开重庆后，周恩来把小毅鸿搭军车送去了延安。当时同车还有革命烈士子弟李鹏、蒋南翔和身着军装背挂驱壳枪的年轻的叶选平等。到延安后伍毅鸿进入自然科学院学习，是个优等生。1944年底，他参加了 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从事公安工作。当时按规定，他们必须改名换姓，毅鸿记住父母的临别赠言，改名叫蔡诚。
1949年，解放军解放西安市，伍治之夫妇知道孩子还话着，真是喜出望外。也在同一天，邓颖超同志派人送来蔡诚的通讯地址。蔡楚吟一封快信，叫蔡诚请假来京团聚。
直到晚年，伍治之夫妇仍然坚持在侨务工作岗位上。从1963年春天起，伍治之在福建省泉州市任华侨大学党委第二书记，楚吟任副书记，校长是廖承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两位老共产党员夫妇首当其冲。当时，“侨”字是“革命对象”，在批斗打倒之列。海外华侨、归国华侨、侨眷、侨属、兄弟姐妹侨居海外者，连与侨居外国的师生朋友有书信来往的，都被视为“社会关系复杂”，不是“特务”，也是“特嫌”，而伍治之夫妇是老牌的“侨”号人物。更何况，伍治之还是曾被捕后释放出狱的，蔡楚吟也是两次牢里“逃生”。几十年的劳绩，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证。他们被投入“四人帮”的黑牢，度过了三年暗无天日的囚徒生活。
1969年6月13日，蔡楚吟被迫害至死前，曾写了二封带血的遗书，一封是给周恩来总理，请总理为她伸冤，一封写给伍治之，鼓励他坚持斗争革命到底。“四人帮”垮台后，清理档案，才把这两封遗书给了伍治之。
伍治之同志于2000年4月22日在福州逝世，享年95岁。（作者：欧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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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