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虹，1922年8月出生于福建漳州。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转赴闽西南红军部队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共福建龙溪地委青年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主任、党组书记。1975年后担任福建省革委会外事组组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39年，叶挺与周恩来、项英在皖南。
1941年1月4日，军首长下达了进军号令，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分三路纵队前进。皖南的父老们怀着惜别的心情，在风雨雪夜里欢送我们。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些地段过于泥泞，父老们纷纷垫上厚厚的稻草，让我们便于通行，这每根稻草都表达了父老们对子弟兵的体贴和关心。
行至青弋江畔章家渡口，江面宽广，同志们毫不畏惧，纷纷跳进河里，顶着汹涌的水浪，强泅过江。阴雨连绵，夜攀群山，羊肠小道，天黑路滑，真是举步惟艰，但《进军歌》的声浪却此起彼伏，回荡在崇山峻岭之中。
1月6日，我们歇脚茂林庄，突然传来阵阵枪炮声。一些伤员路过庄上，说国民党反动派突然袭击，我军正在进行自卫反击。消息传来，人人义愤填膺，怒火满腔。我们士气高昂，在隆隆的炮声中，继续前进，争着登越高山。
正在我们攀登丕岭时，盘踞在山上的顽军，以密集炮火封锁道路。二梯队受阻，背后第三梯队(教导总队)余立金主任率领两个队赶到前面与顽军展开战斗，掩护我们继续前进。大家冒着炮火，坚定沉着，动作敏捷，紧紧跟上；200多个民夫同样地坚强勇敢，不畏艰险，一个也没有掉队，一副担子也没有损坏，一鼓作气，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真不愧是支前的英雄汉!
越过丕岭，战斗更为剧烈，转到山坳时，我要求到特务团参战， 李子芳部长欣然同意，亲笔写了介绍信，并鼓励我在突围战斗中做个“开路先锋”。
1月8日的黄昏，我到达特务团，随即和刘别生团长、石昂总支书记等，一道到前卫营，经过短促的战斗部署和动员，就开始了突围战斗行动。当晚的气候仍然十分恶劣，寒风刺骨，雨水淋身，能见度极差，几乎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奔走，稍一不慎便会摔倒、掉队。
突然间，敌人发射火力封锁道路，我们尖兵连机智勇敢地冲向山头，机枪步枪端在手上打，手榴弹纷纷抛向敌阵，敌人丢枪弃尸而逃。可是，敌人布下的是层层袋形阵地，我们仍然受到交叉火力的封锁，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我们抱着誓死突围的决心，彻夜苦战，前仆后继。拂晓时，我们终于冲到了青戈江边的一个渡口。
当下达过江的命令时，人人互相扶持。江水齐腰，寒气彻骨，冻得双腿发僵，行步艰难，敌人的炮弹又纷纷落在我们的近旁。大家高托枪弹，咬紧牙关，徒步强渡，奋勇向前。有的同志负了伤，有的光荣牺牲了，鲜血染红了青弋江，战友们怀着痛惜的心情，肩负着伤亡的同志涉水过江。
天亮了，我们进入江边的小村庄，胜利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但我们所处的斗争环境非常恶劣，国民党反动派调遣了庞大的兵力，并派遺特务，严密搜索，对我们实行连续不断的“围剿”，采取“追剿”、“堵剿”“驻剿”、“搜剿”的战术，对山区实行逐片“封山、搜山、烧山”，配合日、伪军加紧封锁，妄图把我们“一网打尽”，彻底消灭在皖南。我们面临着严重敌情，既得不到休整，又极端缺乏物质供应，经常风餐露宿，忍饥受冻。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我们昼伏夜行，有时被发现而遭到突然袭击，就边打边走，迅速转移；有时派出侦察员，掌握确切情报，出其不意，袭击当地的汉奸、恶霸或小股反动武装，既为民除害又补充了部队的生活给养。由于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术，在崇山峻岭中兜圈子，敌人剿灭我们的企图，终于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白色恐怖给皖南人民带来了数不尽的灾难。大好田园，被蹂躏得满目荒凉；秀丽青山，被烧毁得光秃一片；男女老幼，惨遭杀戮或伤残；千家万户，被劫掠一空。反动派推行“连坐法”，所谓“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罪”，挥舞着所谓“通匪、济匪、窝匪者，一律格杀勿论”的屠刀，大开杀戒，血洗农村。在搜剿中，发现病残的农民，就咬定是新四军的伤兵；看到群众上山挖野菜充饥，竟定为游击队；遇见有群众籴几斤粗粮回家，便当为“济匪”；搜到群众家里的破草鞋，竟当作“窝匪”的证据；为了躲避摧残，妇幼们相携逃奔，也被栽上“通匪”的罪名……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在那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环境中，皖南的父老们为了保证我们行动的安全，冒着“格杀勿论”的生命危险，竭尽所能，慷慨支援，主动向我们报告敌情，协助放哨，安排住宿，照顾伤员，担任向导。处于极度贫困的山区人民哪怕家里仅剩一把米糠、一束野菜，都会毫无保留地为我们煮汤充饥。我们坚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付钱时，群众执意不收；有时说服不了，还会惹他们“生气”，只好在临走时，把钱偷偷地放在碗底或者空锅里，表达我们的心意。
我们在铜陵一个小山村隐蔽时，发现地处被敌人占领的两座大山之间，若被敌人发现，就有受到两面夹击的危险。这时天已蒙蒙亮，不便转移，遂由房东领着我们走进山腰的小竹林里隐蔽。但是，这片竹林较矮小，我们只好席地而坐，说话近乎耳语，连咳嗽也得压低声响。当时正值数九寒天，竹林挂满冰柱，地上湿土冻结，稍微蠕动身体，就会沙沙作响。
大家衣着单薄，冻得脸红唇紫，直打寒颤。全队仅有几条军毯，彼此主动谦让，谁都不愿独占，于是众人围坐一起，盖着发僵的手脚，以备发生情况时，能走动、能打枪。大家挤紧身体，轻声窃窃私语，纵或片言只语，也显得生动风趣，有的说:“我们围坐一圈，好像梅花傲雪霜。”有的说:“好比向日葵朝太阳。”有的说:“国民党和鬼子又欠了债，终要老账新账一起还!”……话音轻微简短，只在耳边回旋，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虽然处境困难，人人毫无怨言，仍然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准备着随时投入战斗。
透过竹林，观察对面大山，随着滚滚浓烟，出现了片火海，那是反动派军队在“搜山”，耳边又隐约听见山顶上的日本鬼子在吆喝。我们埋伏在日、伪军与顽军的结合部之间，确也出乎敌人的意料，只要隐蔽得好，倒是相对安全。
过了晌午，两位房东挑着水桶潜到竹林，热情地示意我们吃饭。我们感到迷惑，不见屋顶冒烟，怎能煮成稀饭?房东悄悄回答:“烧饭不用炉灶，铁锅架在地上，不烧柴火，专用木炭，屋外就看不见一缕炊烟。”父老们这样煞费苦心，冒着生命的危险前来支援，使我们深受感动，个个向他们抱拳致谢。全队已经挨饿两天，只分享一小勺稀饭也就心满意足了。在竹林深处，我们熬过了白天，直到夜幕降临，才离开这个险恶的地方。
我们转移到繁昌县属的狮子山一户农家，正在吃饭时，炊事班长跑来报告:他们在厨房的草堆里抓到一个日本鬼子。随后押来了一个满面胡须的人，有个炊事员还嚷着:“见鬼!他还说自己也是新四军哩!”我定睛一看，惊喜地喊道:“后藤勇同志，你好!”后藤勇见到我，喜出望外，连声喊着我的名字，紧紧地和我拥抱起来。在场的同志都愣住了。
我向大家介绍，后藤勇同志原是日本渔民，家庭十分贫苦，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第二年，被强征入伍。他在苏南一次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经过教育，提高了觉悟，毅然参加了新四军，被分配在军政治部敌工部从事瓦解敌军工作。我这么一说，大家才解开疑团。我询问后藤勇的情况，他一开口就愤怒地说:“国民党反动派不打日本侵略军，把枪口对准新四军和老百姓，实在太坏了，太坏了!”他叙述自己在突围战斗中跌下深坑，腰部摔伤，昏迷一阵，与部队失掉联络，只好独自埋伏在草丛里，继而日潜夜行，寻找部队，饿了两天两夜，不敢进庄借宿，因为丢失了刮胡子刀，满面的胡须长得很难看，生怕被误会是个“日本鬼子”。他跑到云岭一带，趁着天黑，悄悄进入原来的驻地，房东见到他，吓了一大跳。认清后，就非常关心，请他吃稀饭，还特意做了一些干粮给他带着上路。他继续寻找了两三天，才找到了突围出来的部队，跟着打游击。但因腰伤，就暂留在庙里休养。后藤勇介绍了突围情况后，大家禁不住赞扬他的机智和勇敢，称他是令人钦佩的国际主义战士。后藤勇同志要求随军行动，我欣然同意，就将他编入干部班。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题辞
我们在繁昌县境打游击，与地方党取得了联系，准备渡江。他们指示我们到达江边待命，还交待了注意事项。除夕(2月14日)入夜，接到渡江的命令，我们迅速集结队伍奔向渡口，分别登船。当木帆船靠到江北的渡口，江北游击纵队在江边接应我们，庆幸胜利会师。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回首眺望江南，更加怀念失散的战友，更加哀悼光荣牺牲的烈士，更加感谢皖南的人民，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摧残人民的罪行，更加坚定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我们随着行军的节奏，踏上了新的征途。
本文系祖国网据《岁月回眸》一书中的内容编辑整理。转载请注明来源。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