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森(前中)和战友
董成森老人在接受采访
原标题:董成森:赶着牛去送鸡毛信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梁金凤
本报通讯员 魏坚强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当抗战老兵方队的车辆经过天安门西观礼台时,87岁的抗战老兵董成森马上站起来,与车上的老兵们一起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阅兵式。1949年,董成森曾作为军人代表参加了盛大的新中国阅兵仪式。
保护情报巧夺赶牛鞭
1928年,董成森出生于平度市南村镇前双丘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童年十分不幸,6岁时母亲和弟弟被土匪掳走,父亲讨说法也被打成重伤。小小年纪的董成森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幼小的心灵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恨死了万恶的旧社会。
七八岁时,董成森随父亲到了青岛。父亲卖苦力,每天早出晚归,卸船装船,拉扯着董成森艰难度日。
1938年1月,日军占领青岛,原本坎坷的生活再起波澜。“在青岛,小男孩到了12岁就得上学,上日本学,管吃管住,上完学之后就成了日本兵。我父亲听说之后,说这不行,中国人不能当日本兵!带着我回到了老家。”董成森说。
回到老家后,11岁的董成森先是给地主家割草,后来又到外村的杀牛坊给人放牛。
一天下午,董成森放牛经过一片青纱帐时,发现一支扛枪的队伍。领头的说,他们是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打鬼子的队伍。这是董成森第一次与八路军接触。随后,他就开始给八路军送情报。
“那时候,村里有地方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到了晚上,他们就把给地主扛活的人召集到一起,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在一个空场上睡觉。他们没有枪,提着小包,也不穿军装,他们给我们讲共产党的好,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任务,让我们去送信。”董成森说,当时家乡南村镇一带属于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的区域,这里敌我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根据地与敌占区犬牙交错,交通不便,军事情报更是难以传递。董成森非常机灵,人小目标小,再加上小孩子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借助放牛、外出扛活的机会,董成森为八路军通风报信,当起了交通员,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传递情报的任务。
村子离日军的据点不远,日本兵经常出来扫荡。董成森去送信,要躲避日军的搜查。“给人放牛就牵着牛,有时候牵着其他牲口,碰见日本兵或者‘二鬼子’,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因为是小孩,牵个牛,没人在意。我就把信放在篓子里或者牛身上的小背搭子里,把信送下后再把牛牵回来,就这样送信。”利用自己孩童的身份作掩护,董成森与敌人斗智斗勇,多次完成了送信任务。
“以前我们放牛的鞭子是用一整棵麻编的,有一次,我去送信,把信编到了鞭子里藏着。不巧遇到了鬼子,想把我的鞭子要过去。我灵机一动,照着牛腚打了一鞭子,牛受惊跑了。我假装急忙撵牛去了,躲过了日军的搜查。”董成森回忆着当年送信的经历。
还是因为放牛鞭,董成森差点惹上麻烦。那天傍晚,交通员带着一位八路军的指挥员,将一封信交给了他,并叮嘱他,天黑以前,一定送到南村据点附近的后斜子村,交给村西的一位铁匠,千万不能落到敌人的手中。
董成森明白,八路军的队伍肯定又有重大行动了。他将情报藏在赶牛用的鞭子杆里,赶上牛就出发了。路上很顺利,眼看就要到后斜子村了,董成森遇到了一个非常刁钻的伪军。那伪军吊着个三角眼,将董成森从头打量到脚,也没看出啥破绽。最后,一把将他的鞭子夺去:“小孩子,你的鞭子挺好,给我玩两天。”董成森上去欲夺回鞭子,就和伪军撕扯在一块,他宁肯丢了牛也不能丢了那根鞭子。可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是伪军的对手,伪军将鞭子高高地举在手里,董成森跳着高也够不到。千钧一发之际,董成森猛地咬了伪军一口,那伪军恼羞成怒,将鞭杆一折两段,恶狠狠地扔在地上,那封信也掉了出来。就在鞭杆落地的刹那间,董成森猛扑了上去,将卷成圆筒状的情报压在了身子底下,嚎啕大哭起来,嚷着要伪军赔他的鞭子。幸好天有点黑,再加上董成森应对机智,伪军没有发现这一切,放下吊桥让他过了关卡。董成森有惊无险地顺利完成了任务。
后来,武委会的工作多了,晚上有时候要跑两个地方去送信,上午有时候还要到南村日本鬼子据点附近盯着,半头晌才能去掌柜家干活。每每这时候,董成森总说自己肚子不得劲,闹肚子了。“时间长了,武委会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颗手榴弹。我不敢让掌柜的知道,就藏在牛栏的土里。其实掌柜早就知道了,他看我三天两头生病,又经常跟武装委员会的人交往,心里很明白。他跟我说:‘伙计,你别跟着他们瞎忽忽,忽忽大了,小心让日本鬼子抓去。我们村的人抓去了,保长可以去保出来。你不是俺村的人,抓去了也没有人保你。’”
本来大家都觉得董成森干活实在、不偷懒,争着雇他。可到了第二年农历二月二上工前,没有人家敢雇佣董成森了。
遭遇战斗第一次负伤
找不到雇主,就没有饭吃。董成森跟父亲说,要去当兵。“我爹同意我去当兵,因为我爹对共产党的兵有好感。”董成森说,“穷家富路,我爹给了我20块钱,让我去找区中队。区中队很难找,今天在这个村,明天过去就找不到了。第一次我晚上走了20多里路没找到,到白天又四处打听,终于找到队伍了。“
董成森很高兴,伙房给他做了饭,队长和一个副排长出去商量。“研究回来,他们说我太小,让我回家再住一年,明年再来。我坚决不同意。他们问我:‘你这么小,给你枪你敢拿?’我说,我在武委会就发过手榴弹,摸过枪,当然敢啦。我拿过枪摆弄了一下,他们一看还行呢,就把我留下了。”
就这样,1944年2月,董成森正式参军入伍,成为南海军分区兰底区中队的一名战士。不久后的一次战斗中,董成森负了伤。
1944年五六月间,董成森所在的区中队与正在扫荡的日军遭遇了。“那时候我们区中队住在杨家丘,那天指导员与通信员去赶吴家口集了,走了不一会儿,有老百姓跑来告诉我们,日本鬼子要来了,他们已经把集给炸了!”听说日本鬼子要来了,老百姓赶紧往外跑。董成森却没有感觉是多大的事,因为在他们村口安排了岗哨,发现问题会及时报警的。
“我们在驻地三等两等,也不见指导员和通信员回来,转眼间,十几个日本骑兵就把村子包围了。”必须要撤退了,再不走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区中队决定从敌军兵力较弱的村子西南角撤出来。“那一拨敌人有三百多人,我们才七八个人,只能是边打边跑,日本鬼子的骑兵追着我们蹿过来蹿过去。”董成森说,他知道骑兵最怕手榴弹,“一个手榴弹扔过去,鬼子骑兵连人带马被当场炸死。后面的鬼子骑兵见势不妙,勒马掉头。”董成森和战友趁机突出重围。
“我们就这样一路跑到大栏村的河边,到了河沿鬼子就不撵了,按兵不动。因为天黑了,鬼子不喜欢打夜仗,怕不熟悉地形会吃亏。恰好,我们这时候在河边遇到了胶高支队,他们也是被日本鬼子从南边撵过来的。我们商量好分头打,胶高支队顺着河往东打,我们往西打,这样终于甩开了日本鬼子。”
董成森和战友顺着河东下到了吴家口,当地老百姓说,有两个八路在河边牺牲了。董成森他们这才知道,指导员和通信员已经在这里牺牲了。原来,鬼子炸吴家口集的时候,指导员他们并不知道,走到村口,才看见日本兵,他们只好下了河,隐蔽起来。看到日本骑兵到眼前了,便用手枪、手榴弹打,就这样一直战斗到最后,壮烈牺牲。
终于安全了,董成森无力地倒在地上,战斗中他早已受了伤。“我被打中了腿部,弹头在肉里炸了,裤子也破了,跑的时候一路提着裤子跑,回去之后在医院待了两个月。”董成森说着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伤疤。
巧建浮桥炸碉堡
自1938年春,日本人进驻兰底,常设兰底据点,储存了大量弹药。1944年7月,胶东军区五旅十三团和南海军分区一、三营集结,欲拔掉兰底据点这颗“眼中钉”。
“兰底是我们攻打的最早的日军据点,因为它的战略位置比较重要。”董成森说,攻打兰底的战斗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可以说是一场伏击战,也可以说是一场心理战。“在打仗之前,我们就采用喊话的方式教育汉奸队,瓦解他们的心理防线。常喊的口号是:中国人都有中国心,不能当汉奸!”
“第一次是伏击战。前一天晚上,我们就在汉奸队白天出操的操场埋伏好。早上,他们出操跑步以后,往往要听汉奸队的头头儿冷官荣训话,我们就想趁他们没有防备时突袭。可是,在汉奸队出完早操休息调整的时候,一个士兵到草垛后面解手,不巧看到了我们,没解手就边喊边往回跑,我们没办法只能提前开火。”
面对着比自己多数倍的敌人,硬碰硬是肯定行不通的。“我们这次去的人少,正面交锋肯定是打不过,但是他们跑操把枪都放到了一边,我们把枪一划拉,抱着枪就跑了。我们缴获了200多支枪,还打死了汉奸队的一个营长。”董成森得意地说。
第二次正式攻打兰底据点之前,八路军再一次喊话汉奸:“我们要进攻了,我们的目的是打日本人,你们要跟日本鬼子撇清关系!”
“教育喊话倒不是为了让他们直接投降,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哪天就要开始打了,我们是希望他们听了我们的喊话,真正打起来的时候他们摆摆样子不要开枪,毕竟那些汉奸也都是中国人,家属还在农村。对于他们的家属,我们也做宣传教育工作,让他们规劝那些做了汉奸的人。”董成森说。
因为是新集结的队伍,配合尚不默契,以冷官荣为首的汉奸又拼死固守兰底据点,所以头一天晚上的攻打并没有成功。董成森回忆说:“头一天晚上战斗很残酷,我们牺牲了二三百人。我们为过壕沟做的桥,还有爬炮楼的梯子,全都被打得破破烂烂,用不了了。”
分析失败的原因,重新安排分配任务后,第二天晚上,攻打兰底据点的战斗再次打响。炸鬼子的碉堡必须要过壕沟,由于壕沟水深沟宽,我军负责爆破的战士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壕沟以外,不能前进。我参战部队的重点火力不能前移,形不成有效的支援。已经是一名重机枪手的董成森向连长建议,利用夜色掩护,尽快修一座浮桥,将重机枪阵地前移到敌人的外围,这样,敌人的火力点就在我们的射程之内了。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这时候,我之前在教导队学的测量方法就派上了大用场。要建浮桥,首先得测量桥的宽窄,我用有坠的线撇过去,线多长桥多长。”董成森骄傲地笑着说,“就这样用木头架起来浮桥,有五米来长。”
浮桥修好了,接下来就是去炸碉堡了。董成森在机枪班,负责掩护战友送炸药包过桥。董成森和战友们轮番冲锋,坚决突击,终于将重机枪阵地设在了敌人的鼻子底下。攻击部队总攻开始,董成森的重机枪发出了吼声,压制了敌人的火力点。敌人使用了小钢炮,妄图摧毁董成森的重机枪阵地。但董成森选的射击位置,是便于自己射击而敌人又打不到的一个死角,敌人的小钢炮成了废铁。待敌人的炮击完毕,派出一群敢死队时,董成森的机枪又发出了“怒吼”。
当时非常惨烈,董成森回忆:“有的炸药包一次到不了对面的炮楼,一个人跑着送,没几步就被敌人打倒了;第二个人就马上跑过去,抱着炸药包继续往前送。就这样一个倒下去一个接上来,徒手送炸药。”最后终于引爆了炸药,成功解放了兰底。这场战斗毙伤伪军386名,缴获轻机枪6挺、小钢炮1门、长短枪150支、子弹5000余发、手榴弹250枚。冷官荣率部夺路逃往平度城。此战,董成森荣立三等功。
两次参加大阅兵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对解放区大举进攻,妄图霸占胜利成果。董成森所属的县大队被编到胶东南海军分区,继续拿起枪,与国民党反动派土顽武装进行殊死斗争。1948年春,潍县战役打响了,董成森所属部队与解放军13纵队奉命阻击来自青岛的增援潍县之敌。
“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到潍县!我们的部队顺着大沽河到了青岛通济南的铁路旁边。”董成森说,与国民党的这次阻击战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在沙梁,在大沽河西沿;国民党部队从东边过来,冲着河西沿来了。双方交战,那个炮一直打到了半宿。”
沙梁阻击战中,共歼敌3个团约3500人,解放军伤亡900余人。“战斗非常惨烈,有一个连的战士大部分都牺牲了,打到最后几乎没有人了。一个教导员挂彩,一个排长挂彩,我也挂彩了。”董成森说,可是到最后支援潍县的敌人也没有到,这就是胜利。
1949年,董成森作为军人代表在天安门前参加盛大的新中国阅兵仪式。“1949年那会儿,我在空军。那时候,挑选战士走阅兵方队,把各个师的射击好手都调到济南的军部。主要是考核机枪、手枪、步枪这三种枪打靶,看谁的环数最多,就按打靶成绩从高往低排。我就差两环没能走方队,在台下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董成森说,这是他心里的小小遗憾。
2015年6月2日,董成森的儿子接到村里来的电话,说镇上接到通知,让董成森作好准备,有可能到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这个消息让董成森激动不已。
阅兵选拔有个硬杠杠,身体好是首要条件。董成森回忆,自己先后参加了四五次体检,通过初审后,坚持天天拿出一个多小时走路锻炼身体。最终,根据老人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事迹等情况综合考虑,董成森最终被选拔为参加阅兵式的老兵之一。
9月1日董成森抵达北京,紧张又兴奋地为即将到来的阅兵式作着准备。9月3日凌晨4时许,虽然距离阅兵式还有四五个小时,董成森就醒了。考虑到即将入列参加盛大阅兵仪式,他干脆起床洗漱,把早就准备好的军装、帽子、皮鞋穿好,再把自己的荣誉勋章全部穿戴整齐。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宾馆大厅等待天明。然而,遗憾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阅兵前的几个小时,医生来为老兵们作例行检查,董成森的血压高压到了180以上,在家人和医生劝说下,他只能去参加观礼,这让老人有些沮丧。
上午8时,董成森和家人一起被安排到天安门西区的观礼台。阅兵式开始后,沮丧的情绪一扫而去,等到抗战老兵方队的车辆一过来,老人马上站起来,与车上的老兵们一起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尽管没能上车参加阅兵式,但在台上看着阅兵式上那些先进武器,董成森感慨不已。他说这些“大家伙”可比以前厉害多了。“第一次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一般的小炮都是用牲口拉着,只有榴弹炮等大炮才可以用牵引车拉。再看现在,有导弹、火箭,各种炮,各种坦克,国家强大了,人民的军队强大了,我在有生之年,还能参加阅兵式,已经没什么遗憾了。”
董成森长子董希祥介绍,1958年董成森转业,到济南钢铁厂工作。1960年,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一切支援农业,带头放弃干部身份,主动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回乡后,董成森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埋头苦干,脱贫致富。“父母养育我们兄弟姊妹七个,我作为老大,认识得比较深刻。我父亲是老共产党员,思想进步,一是他一直当干部,再一个就是他心态非常好,他说:‘不是为了钱,钱多少是多?我当初当兵打仗,一分钱也没有。我能活到今天,共产党能给我这个待遇,我觉得心满意足。’”董希祥说:“老父亲在我们子女身上凡事要求都很严格,在他的影响下,至少觉得做人应该堂堂正正。而我们这个家族可以说是军人世家,那天我数了数,家族里15个军人!”
(责任编辑:周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