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7位开国上将中，阎红彦在军队中的职务并不是很高，而且授衔时他已在地方工作，按照中央的规定，已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不再授衔，如邓小平、谭震林等许多同志。但是阎红彦作为陕北红军的杰出代表，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开国上将阎红彦
阎红彦的革命资历很老，入党之早排在上将的第4位；军事学历也值得一提，他曾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了半年时间，是吃过“洋面包”的、有留学经历的4位上将之一。
就是这样一位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没有在枪林弹雨中被敌人击倒，却在“文革”初期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并于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饮恨自杀，时年58岁。
阎红彦，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1909年10月26日生于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贫农家庭，是西北工农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阎红彦从小随父兄种地、烧砖瓦，生活艰辛。九岁的时候才被送到米粮山私塾读书，半年后就因经济困窘辍学，到一家砖瓦场干活。1920年阎红彦外出独自谋生，到陕西军阀王保民的岳父家干活，后因被毒打而出走，在陕北神木、府谷一带靠打短工生活。1924年，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招兵，阎红彦报名入伍，先当号兵，后当李象九的勤务兵，连长李象九不久入团入党，谢子长也在李象九连，阎红彦受连队革命气氛的熏陶。1925年4月，经李象九介绍，阎红彦加入共产党。
作为一名战将，阎红彦的战绩战功主要还是体现在做部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方面。仅在红军时期，他就为红二十六军和红三十军这两支部队的创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红二十六军由晋西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红军陕甘游击队逐渐发展演变而来。作为红二十六军前身部队的重要或主要领导人，阎红彦率部与敌人浴血拼杀，使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1936年，红军30军军长阎红彦
1931年10月初，时任红军晋西游击队副大队长的阎红彦，指挥游击队与“土客”步骑300余人，翻越陕北关道峁山，突袭国民党军驻玉家湾的一个加强骑兵排，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和马匹。接着，乘胜南下进攻瓦窑堡，经激战，一部突入城内，迫使国民党军退守米粮山，紧关寨门，死守待援。游击队缴获部分装备后撤出战斗。红军强攻瓦窑堡，震动了陕北，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的英雄，也成为国民党军重金悬赏追捕的“匪首”。
1932年2月13日拂晓，时任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的阎红彦，率部从陕甘边的正宁县三甲塬南下，突袭关中旬邑县的职田镇，一举捣毁反动当局的区公所，收缴民团的枪支，处决了8个大土豪，开仓放粮，赈济贫苦农民。第三天，敌人杀到职田镇进行报复，结果扑了空。后来，红军在阳坡头迎敌，阎红彦指挥突击队30余人，迂回侧袭，插入敌阵，猛打猛冲，敌阵顿呈散乱。最后，红军乘势反击，毙俘敌300余名，缴枪300余支，取得了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阎红彦（后左五）与朱德等在陕北
1932年4月20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再次由正宁县山河镇出敌不意南下，直捣防范松懈的旬邑县城。阎红彦率第一大队猛攻东城，第二大队直取西堡山寨。此战，红军全歼守敌300余人，惩处了反动县长和警察局长，一举解放旬邑城。这是陕甘游击队打下的第一座县城。
阎红彦还有一段传奇经历，他曾奉命秘密远赴苏联执行特殊使命。
1934年7月，时年25岁的阎红彦奉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委派，秘密从上海出发，远赴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并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0月份到达莫斯科。在完成了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任务后，阎红彦被安排到苏联有关军事院校进行短暂的学习。期间，他还接受了熟记密电码的任务。因为自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共产国际就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通讯联系。共产国际希望阎红彦可以作为信使，把无线电密码带回中国去，从而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因此，不懂外语的阎红彦花了极大的精力，废寝忘食地背记由英文字母编排编组的密电码。
1935年4月下旬，因急送密电码的需要，阎红彦未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和战友刘长胜提前回国。进入新疆后，他们又乔装成富商，骑着骆驼，载运着毛毯和灯芯绒，经迪化、兰州、绥远到达北平。后阎红彦又只身到汾阳、西安。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阎红彦得知这一消息后，遂想方设法来到陕北。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赴苏联工作和学习的情况，并把带回来的密电码交给了党中央。毛泽东握着阎红彦的手，说：“感谢你千辛万苦完成共产国际交给你的大任务，你为革命立了一大功！”除了阎红彦和刘长胜之外，林育英和潘汉年也先后从共产国际带回密电码到陕北，他们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沟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春，贾拓夫（左起）、郭洪涛、阎红彦、吴溉之在中共中央驻地陕北瓦窑堡
1946年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领导人陈锡联（前左）、阎红彦（前右）等在焦作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帷幕，针对林彪接二连三发表的讲话，阎红彦表示：“我怎么都听不进去。”不久，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阎红彦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他在小组会上坦诚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但未受到重视。
1964年3月，阎红彦与宋庆龄、周恩来、陈毅在昆明
1966年9月以后，全国“大串联”，地方党的负责人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云南的“运动”虽然开始得稍晚一些，但来势很猛。阎红彦对于“文化大革命”想不通，便给在北京的老首长贺龙打电话，表示了自己的不理解和忧虑，并希望老首长们在中央说说话，不能像这样搞运动。但阎红彦料想不到的是，贺龙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已经说不上话了。1966年秋，云南的形势已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但这个时候，阎红彦仍然带领着省委一班人坚守岗位，抓工作，抓生产。
1964年3月，阎红彦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在昆明海口林场种植阿尔巴尼亚油橄榄
1966年2月，阎红彦（前排中）在云南农村调查
1966年10月，阎红彦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江青、陈伯达召集部分领导干部揭发邓小平的问题。谢富治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阎红彦立即站起来驳斥：“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陈伯达、江青见会议开不下去，不欢而散。
1965年12月，阎红彦陪同邓小平视察昆明钢铁厂
11月，阎红彦受到了严重冲击，但他仍然一边挨批斗，一边召开省委工作会议贯彻十六条。康生很快就把阎红彦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接着，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阎红彦”和“江青、陈伯达派北京红卫兵赶赴昆明冲击云南省委”的大标语大字报。在这种气氛下，昆明造反派积极酝酿夺权。他们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阎红彦听了哈哈大笑说：“国民党曾经悬重赏要我的脑袋，我都不怕，现在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么！”有恃无恐的造反派进驻了云南省委办公大院，强占了云南省委书记处办公楼，集中火力揪斗阎红彦，一天11个小时轮番批斗他，不让吃饭喝水，他的生命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
1967年1月4日，造反派进驻了军区大院，并多次冲击昆明军区机要大楼，把大院搞得混乱不堪。当时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住在秦基伟安排的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为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尽量地做些补救工作，以减少损失，阎红彦决定在1月8日召开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
阎红彦同志在昆明
1月7日深夜12时阎红彦还为明天将要召开的会议做准备。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便向他们的后台“中央文革”报告。1月8日凌晨1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通了正在小麦峪的阎红彦的电话。陈伯达对阎红彦指责道：“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刚直不阿的阎红彦激动地说：“‘文化大革命’这样搞，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陈伯达的无理指责，让激动的阎红彦无法入睡。他来到隔壁房间，对云南省长周兴说：“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阎红彦和周兴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
清晨4点多，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的消息后，急匆匆乘车从昆明赶来揪斗。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马上去报告阎红彦，但阎红彦却躺在那里没有反应。曹贤桢大声喊他，还是没有回应。开灯一看，才发现阎红彦已经去世。旁边还放着一张字条：“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事后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之死，本来是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的，但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林彪、江青一伙还下令不准开追悼会。但昆明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仪式。周恩来知道阎红彦的死讯后大吃一惊：“阎红彦真的死了？”1月12日，他用专机把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和负责阎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等人接到北京，亲自听取汇报。周恩来叹着气，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还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呀！”王银山两次检讨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阎红彦夫妇
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与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谈话时，就指示要抓紧为阎红彦平反。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胡耀邦等380余人参加了仪式。2月15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阎红彦平反昭雪。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