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周总理
1976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告别人间时，“四害”正横行，人民在受难，我们许多跟随恩来同志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士心里有话不能说，连对敬爱的老领导、老上级表示一下哀悼和惜别之情的权利都没有，真正是只有眼泪往肚子里流！越是这样，我们越是格外怀念自己的好领导、好上级和好老师周总理。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深夜静思，回想恩来同志给予我的一次次教育和影响，追忆他留给我的每一点印象，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编织着一个个无形的花环，谱写着一首首无声哀歌。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他于1931年低从上海经汕头、大埔等地来到瑞金。当时我在红军学校工作，最初是在干部会上听他的讲话。在次以前，我早就知道他的不凡经历和不朽业绩，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八一南昌起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等，他都是倡导者或主要领导人。
1928年他去莫斯科参加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那时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我原在中山大学的同学去大会从事翻译和服务工作，他们回来告诉我见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谈到他们的印象，说周恩来同志通晓英、法、德、日等多种外国语言，才华横溢，胆识过人。
几年以后，我亲眼见到他时，觉得果然名不虚传。他讲话时不要稿子或提纲，滔滔不绝地一讲就是半天，有理论，有感情，时时透漏出他的见解深刻、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和为人的谦逊诚挚。
伍修权
1933年10月，我从红校调到军委，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做翻译。周恩来同志是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联系和接触。多次来往后，我除了对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指挥艺术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以外，还对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作为一个中国革命者对我国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
“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与叶剑英等同志到南方各地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我也被派到国民党西北统治中心之一的兰州，担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处长，共同地做着抗日统战工作。
1939年恩来同志因骑马跌伤赴苏治疗，次年又自苏回国，与邓大姐两次路过兰州，都住在我们办事处内。他们每次来都详细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指导我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还特地为我们全体工作人员讲话和上党课；又利用有限的时间，找当地国民党和其他方面的知名人士，对他们做统战和教育工作。有的人后来也就靠拢我党，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在兰州办事处时，就住在小平房的土炕上，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不许我们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照顾，相反对我们的生活却十分关心体察，一再嘱咐我们好好保重注意安全，坚持在白区的斗争。
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抵达重庆,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1941年我被调回延安军委总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等地主持抗日统战工作和我党在南方的领导工作，间或回到延安，都要来总参看望大家，给我们讲讲形势，并且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又陪同毛主席往返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当时我们许多同志鉴于蒋方惯于背信弃义搞阴谋，对毛主席这次出行是很不放心的。但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大智大勇，此行不仅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威望，还挫败和揭露了蒋方的阴谋，特别是谈判中的大量具体工作，从各项文件材料的起草修改，到毛主席的个人安全，无一不是恩来同志亲自主持和安排的。以后他又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签订了与国民党军队的《停战协定》。按照协定，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在东北成立了执行小组和执行分部，我被调到东北执行分部工作，许多活动都是在他统一指挥下进行的。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军总参谋长，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转战陕北，指挥着解放全国的伟大斗争。
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反动腐朽的蒋家王朝，建立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1953年周恩来与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
新中国成立后，在恩来同志的建议和推荐下，我从东北军区调到外交部，担任了第一任苏联东欧司司长。此后，我就作为外交部的干部，在周总理兼外长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1950年夏，发生了美国侵略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严重事件，周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邦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同时向国际上反复呼吁和平解决朝鲜战事，要求美国撤出在朝鲜和台湾的侵略军队。周总理的声明在世界上引起了反响。在一些友好国家的支持下，我国政府决定派出代表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参加朝鲜和台湾问题的讨论，并作控诉美国侵略罪行的发言。
在确定去联合国特派代表的人选时，周总理考虑到这是一场同美帝国主义者面对面的斗争，是与刚刚开始的抗美援朝运动和志愿军出国作战密切配合，派一个“武将”可能比去一位“文臣”更具有新中国的特点，正好我有较长的军队工作经历，有过将军头衔，就被周总理推荐，并经中央研究确定，由我来承担了这一既沉重又光荣的任务。他将这一决定通知我后，向我具体交代了任务，又派了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同志，还有龚普生、陈忠经、安东等政治上、业务上很强的同志，分别以代表团的顾问、专家等身分协助我的工作。人选全部确定后，他很快将代表团成员名单及赴美的签证地点等正式通知了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立即作出安排。
出国以前，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起草好了在安理会的发言稿，整理好了有关的文件和材料。这些文稿都由他一一审定批准。行前他又找我和乔冠华等同志谈了话，从此次行动的方针大计到出国后的注意事项都作了进一步的具体交代，规定了哪些事必须向国内请示报告，哪些事可以由我们在国外相机处理。当一切都安排停当并交代清楚后，我们才动身赴美。出国以后我们仍然保持着与他的密切联系。
就在我们已经到达纽约时，美国还企图继续阻挠我们出席联合国的会议。周总理当天就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声明联合国有关我国台湾和朝鲜问题的讨论，必须有我国代表参加，而我国政府特派代表已在纽约，随时可以出席会议。他的电报直接给我们撑了腰，使我们终于战胜美国的阻挠，及时参加了安理会的讨论。
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控诉美国侵略台湾
我在安理会的第一次长篇发言，用的是国内带去的经周总理审定的稿子。后来的发言则根据情况作了某些修改，并发回国内，请周总理作最后的审定。当我们几个人远离祖国，置身于正同我们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一次在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讲坛上同杜勒斯等美国头面人物当面较量时，周总理又在国内调动全部舆论工具，对我们的斗争作了有力的支持和声援。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部队，又不断以胜利捷报鼓舞着我们。这一切都为我们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保证我们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付的这一重大任务。
当我们离美返国时，正是1950年12月底。周总理为了使我们能赶回祖国过新年，特地关照我国在国外的民航班机，留出座位等我们代表团安全到达后再起飞，使我们在1951年元旦前夕回到北京，周总理马上对我们表示了慰问和鼓励，给了我们极大的温暖。
1974年9月底，周总理排除了“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开列了一个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大名单呈送给毛主席，其中包括我及许多还被关在卫戍区的同志。毛主席批准了这个名单，这就使我们一大批遭受迫害和长期监禁的同志获得了“解放”。
我在国庆前离开了卫戍区，次日就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国宴，真有恍若隔世、喜从天降之感。正是在这次招待会上，我终于又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重新听到了他亲切的声音。不过也就在这时，我发现我们的总理已经明显衰老瘦弱了，得知他是从医院出来，专门来招待会看望大家和讲话的，自己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万分痛惜！是十年动乱过多地消耗了他的精力，损害了他的健康，如今已经造成了难以补偿的损失。而他即使重病在身，却依然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费心尽力。
周恩来
在1975年1月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他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首先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并重新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这次大会后我也是人大常委之一。大会期间我被编在天津市代表团内，正巧周总理也分在天津组。有一次分组讨论时，他来到我们中间，向大家一一亲切问好。他对我们几个老同志说，我们原来比较熟悉，就不必多谈了，却着重询问了一些年轻代表的情况，对他们提出了不少希望、要求和忠告，提醒他们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学会分清是非端正方向。周总理又同一些年高的爱国民主人士作了交谈，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和意见，赞扬并鼓励他们继续与党合作，共同为实现四化而努力。也就是在这次分组会上，他坦然地对我们说：“我已经得了不治之症，能继续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还要同疾病斗争，相信自己还能继续坚持再干一阵。”他说得安详自若，我们听得却是满心绞痛。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同我们这次谈话以后不到一年，人们还在心中希望并默祝他能恢复健康，继续领导我们奔向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综观周总理的一生，在我国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处于斗争的第一线，并且总是同毛泽东等党内大多数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站在一起。他从我党的初建到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直到党和国家经受了十年动乱的严重考验，几十年如一日地艰苦奋斗和辛勤工作，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贡献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至遥远的异国小党，都曾受到过他的关注。他的品德智慧以及风度魅力，已为中外各方面人士（包括他的对手甚至敌人）所一致称颂。他既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又是我国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体现者；既是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又是人们的知交、挚友和良师。他一生从不谋求个人的权势名位，但却享有举世公认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他的思想言行和品德作风，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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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