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原名杨世峻，1913年10月28日生于湖南浏阳县文家市清江一贫农家庭。1926年在里仁学校读书时，参加劳动童子军，任队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间，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参加了在全县、金沙江、大渡河、土城、娄山关、四渡赤水等的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在鲁西南战役中创造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单独攻坚和全歼国民党军1个师又2个旅的先例。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回国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3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1938年初，杨勇率686团随115师主力进至汾阳、孝义一带发动群众，开辟吕梁山抗日根据地。9月，日寇为发起大举进攻，派108旅团长山口少将，率部进驻吕梁地区的离石，并在汾阳城内集中大批弹药、粮秣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这就为杨勇率686团打阻击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一天，杨勇带各营干部到汾离公路观察地形，发现最佳阻击部位薛公岭的对面一个山包上正好设有敌碉堡。这个敌碉堡，提前拔掉会打草惊蛇，战斗打响后再拔，伤亡太大。怎么办呢？杨勇发扬军事民主，集中大家智慧后，作出了打碉堡和打阻击同步进行的决定。他把打碉堡的任务交给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
杨勇
没过几天，杨勇接到情报，敌人车队要出动，便提前设伏。9月14日拂晓，杨勇率领686团进抵汾离公路中段吴城镇东南薛公岭地区。当日军进入伏击圈后，杨勇首先命令迫击炮轰击日军设在山岭掩护过往车辆的碉堡，3发炮弹全部命中，碉堡飞上了天。随后战士们发起冲锋，激战一小时，击毁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20余辆，200多敌人除了3人投降外，全部被歼。第二天，日军大部队出动，扑了空，只拉走了5车尸体。
前线日军得不到弹药、给养，只好杀马充饥。过了几天，日军又冒险开始运输。100多名敌兵分乘几辆汽车，仅送一车粮食进行试探，杨勇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决定先给敌人一点甜头，将这一车粮食送了“人情”。
第二天，敌人果然胆子大起来，又出动200多名敌兵押送18车物资前来，走到油房坪一带时遭到686团和补充团的伏击，全部被歼。
吃了两次亏的日军，成了惊弓之鸟，时时处在戒备之中，在公路重点地段遣重兵设置了据点。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杨勇改变了战术，决定冒一下险，将设伏点放在薛公岭东南汾阳县王家池附近公路两侧，在敌人鼻子底下潜伏起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准备再打一个伏击战。20日9时许，日军步骑兵800余人进入伏击区，杨勇指挥部队突然开火，旋即发起冲击，以一部兵力拦头、击尾，以主要兵力从中间分割，会同685团激战一小时，将日军大部歼灭。日军指挥官山口少将也未能逃脱陈尸公路的命运。
日军万万没想到在眼皮底下的王家池却遇见了八路军神兵。三次伏击战，共歼日军1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汾阳城门紧闭，接连几天，敌人焚烧尸体，召开“慰悼”大会。而杨勇则在吕梁山区召开了祝捷大会。在锣鼓声中，日军驻汾阳联队司令官送来了一份“慰悼”会上由全体军官通过的挑战书，大意是：“前与贵军交战，遗憾万千……惟敝军不愿山地作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平原一带决一雌雄……”杨勇看后笑着对周围的人说：打仗嘛，就是要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休想用激将法诱骗我们。我们打的是机动灵活的山地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同你拼消耗，真是一封愚蠢的挑战书。大家听了都哈哈笑了起来。
“吕梁三捷”作为我军抗战时期的成功战例，被广泛流传。
抗战时期，杨勇（左）与胡耀邦在延安
1953年4月，杨勇将军到朝鲜战场时，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了协议，剩下的就是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停战协定的细则了。和平即将到来，杨勇自己也以为“白来一趟了，没有能和美国佬过过招！”没想到节外生枝，李承晚狂言：反对任何妥协，要单独打下去。
于是，进行了两年的板门店谈判停战协定难以签字了，此举激怒了中朝两军。杨勇觉得是美军在背后撑腰，劲头上来了：主打李韩军，捎带着给美军一点颜色。
1953年，20兵团司令员杨勇（前中）、政治委员王平（前右），参谋长张震（前左） 在朝鲜。
敌人态度强硬，是因为我们没从根本上摧毁敌人的斗志。杨勇决心打大仗，上3个军，后来在杨得志的支持下，增加到5个军。
一开始，好多人都不理解，有些人干脆反对。就连以大胆著称的第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都说: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歼敌一万，自损三千，我们一定要慎重。
这时，彭德怀回到朝鲜前线，他赞成杨勇的看法。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给李韩军以严重打击，再歼敌1.5万人。第二天，毛泽东回电同意，表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做决定，再歼灭李韩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反击战前，志愿军总部考虑到其他兵团暂时没有更大的任务，便指定一些将领到第二十兵团参观助战，其中有许世友、杜义德、李天佑等著名战将。
1953年7月13日深夜10点，杨勇一声令下，志愿军炮兵1000门大炮一起怒吼，几平方公里的敌人阵地在炮雨中燃烧起来。炮火刚刚延伸，二十兵团3个突击集团在友邻配合下，向李韩军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开始突击。一小时后，敌人的前沿阵地全面突破。家喻户晓的“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这时，敌人还发现杨勇指挥过的装备现代化的第16军也调上来了，看样子还要大打。
这时，美国、李承晚一致同意停战。通过抗美援朝中的这最后一战，志愿军向前推进了192.6公里，给了敌军以致命的一击，拉平了金城东南14公里至西南16公里的一条弧线。美国人因此认识了杨勇，说他打仗很“鬼”。南朝鲜军队更认识了杨勇，他们把金城这一仗比作二战的柏林战役。
1958年10月,毛泽东和朱德接见从朝鲜归国的杨勇上将（右一）和王平上将。
杨得志和杨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军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两人在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有过许多共同的经历，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军大名鼎鼎的“三杨”：杨成武、杨得志、杨勇
长征途中，杨得志属于红一军团，杨勇属于红三军团。杨得志早听说杨勇是红三军团中年轻而又优秀的团政委之一，而杨勇对率部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的大名和事迹也早就耳熟能详。但由于戎马倥偬相聚时少，两人一直不能相识。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胜利回师后，在陕北召开的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时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一师副师长的杨得志和第四师第十团政委的杨勇第一次相识。那次会议期间，大家兴高采烈地在一起会餐，杨得志坐的桌子离杨勇不远，他们以茶当酒，互相祝贺胜利。在他们互相交谈的过程中，才知道两人是湖南老乡。杨勇听说杨得志比他大两岁，就脱口叫了一声：“老杨哥”。此后，这个亲密无间的称呼“老杨哥”一直伴随至杨勇生命的最后一刻。
抗日战争时期，一次在山东东明县的战斗中，杨得志指挥的冀鲁豫军区部队，同鲁西军区杨勇部和另一支兄弟部队一起反击顽军。杨得志带部队攻入纵深地区后，由于另一支兄弟部队撤出了战斗，使得杨得志部陷入重围。值此严重情况下，杨勇挺身而出，对杨得志说：“你放心，不胜利我决不撤出战斗，我们一块打！”在杨勇率部主动配合下，终于打垮了顽军。
后来，杨得志每次提起这件事，都热泪盈眶，说：“要是没有杨勇，我早就没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错误思潮蔓延到军队，一大批开国功臣战将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杨勇也不例外。1967年1月22日，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被军区造反派抓走、扣押，后下放到河北邯郸某部队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1月31日，杨勇摔断腿后，由于腿伤过重，辗转到几家部队医院，都要给杨勇做截肢，杨勇坚决不同意。不久，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来看望杨勇，邀请杨勇到他管辖下的山东疗养。杨得志干脆对杨勇说：“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请你们到我这里吧。”1971年5月中旬，杨勇按照杨得志的安排，架着双拐和夫人林彬、女儿京京等来到青岛，住进了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位于太平角的房子。杨勇住在青岛，没有任何职务，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清闲的时光。在“老杨哥”的多方关照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锻炼，杨勇的双拐换成了单拐，单拐变成了手杖。
1972年7月杨勇复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杨得志、杨勇分别带领武汉军区、新疆军区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清查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狠抓各级党委和支部的整顿，加强战备训练，落实各项战备制度和规定，使所属部队正规化建设有了长足进展。
毛主席与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左一）、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右一）
1982年初起，杨勇逐渐感觉身体不适。经解放军总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杨勇的病情明显好转，恢复得不错。杨得志曾劝他休息一年，他却执意不肯。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幸存者，活着就得拼命干！”杨勇坚持出席党的十二大，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坚持总参的日常工作。直至再次入院前，他还在总参党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对全军和总参机关的建设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住院期间，杨得志几次去探望他，他总是说：“我的病情我知道。你工作多，不要为我分散精力了。”后来他的病情严重恶化，讲话都困难了。他还吃力地对杨得志说：“告诉医生不要再用药了，不起作用了，那是浪费，不要再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了！”
1983年1月6日凌晨，杨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地离开了。噩耗传来，杨得志意识到再也听不到杨勇那真诚、亲切、充满战友情谊的呼唤时，他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