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原名邵景泰，1882年12月7日生于绍兴陶堰邵家溇。是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教育家。他从《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一词为笔名，自称为“勤劳之人”，从此就有了“邵力子”之名。
邵力子先生
在上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邵力子是一位十分活跃而又非常特殊的文人。他是复旦大学杰出校友，早年加入同盟会，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8月，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次年退出中国共产党。1927年，历任甘肃省主席、陕西省主席、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等，主张国共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革常委等。
邵力子一直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3年，邵力子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他与杨虎城实行军政分治，同杨虎城相处很好。他赞同张、杨两将军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忧虑；对张、杨两将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尽力缓和，以期和衷共济，并且，他还要求部属注意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以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
青年时期的邵力子
1936年西安事变后，邵子力被关押，第二天被杨虎城释放后，他前去看望蒋介石，蒋问他事先是否知道此事，他老实回答不知道，还乘机劝导蒋介石：“委座，事已如此，还是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的要求（指张、杨将军）似乎也可以考虑。”蒋介石听后一言不发。
西安事变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蒋介石要邵力子同住，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处分。不久，邵力子被免去陕西省主席一职。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左二起：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
1938年，邵力子在其《望国民向前迈进》一文中，表明了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主张。同年初，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在邵力子的主持下，该会为揭露日军暴行，进行反侵略宣传，争取国际上对我抗日战争的援助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陪蒋介石游汉武帝墓。
邵力子一向主张中苏友好。抗日战争时，他更力主和苏联结成联盟。1940年初，他抱着增强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以利抗日战争的目的，出使苏联。在驻苏大使任期内，经过他的努力，苏联援华的军械物资源源运行国内。
1945年8月至9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到重庆开和平谈判，邵力子参与了和谈。他认为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他虽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之一，但致力于《双十协定》的签订，因而获得“和平老人”的美称。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抵达重庆九龙湾机场时，张澜、邵力子（左二）、郭沫若等前往欢迎。
1946年初，在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五次会议上，他发表演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希望国共两党和谐解决问题。可是蒋介石的种种做法，使他大失所望。因此，在南京单方面召开伪国大时，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的职务，拒绝参加伪国大的选举。
1949年2月以私人资格随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在石家庄会见毛泽东、周恩来。4月参加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与周恩来为首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谈判，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后因国民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邵力子遂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出席了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他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了毕生精力。
邵力子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经常对亲友们说：“每个人应爱祖国，爱家乡。我们的祖国和家乡也实在太可爱。”不断勉励家乡人士要为祖国、为家乡增光，1933年3月上旬，他回故乡绍兴时，曾作过题为《从绍兴到世界》的演说。大意是：故乡是祖国的一部分，热爱祖国必然会热爱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连故乡都不热爱，你还能谈到热爱祖国吗！他言行一致，既一贯热爱伟大的祖国，又始终关怀故乡的进步。
邵力子肖像
邵力子早年离乡，长期居外地，但一直十分热爱家乡。对有关家乡的文化教育、农田水利和其他公益事业，都非常关心，鼎力赞助。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担任绍兴七邑同乡会的副议长，积极筹办“绍兴旅沪公学”，任副校董。
邵力子生活上俭朴，但对故乡的教育事业总是慷慨解囊。30年代初，远在兰州任甘肃省主席时，听到绍兴尚无一所完全中学，当即出银币1000元，派人与朱仲华、金汤侯等地方士绅商谈，于民国二十一年6月创办“私立绍兴中学”，并亲书“卧薪尝胆”四字作为校训，以培训爱乡报国之才。次年春回乡探亲，目睹乡村中迷信盛行，教育落后，又出资兴修绍兴陶家堰邵家溇的明强小学、白塔头的运川小学。三十三年冬，奉母灵柩回乡安葬富盛金家岭，当了解该村无一农家子弟入学时，则决定利用坟庄房屋，出资办起“棠阴小学”，还购置渡船，接送邻村农民孩子入学。1932年，他大力支持学生朱仲华等在绍兴创办完全制中学（后改名为稽山中学），担任设立人会主席。他把兴办教育事业看作是百年树人的大计，所以始终热情关怀，积极赞助。
邵力子先生
邵力子对家乡的文化事业很关心，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把做好这些工作视为热爱家乡的具体行动。1934年，同盟会员王子余先生倡议撰绍兴县志，邵力子竭力赞同，在县资料初稿编成后，主动出资汇款，协助付印。
他还提倡围湖、围海开垦，大力支持维修三江闸，并且私人出资疏浚陶家堰的贺家池，为家乡的农田水利事业作出了贡献。
拳拳之心，感人肺腑，深受家乡人民怀念。《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等有录。
1933年3月，蒋介石为了削弱杨虎城将军的实力，以“军政分治”为名，免去了杨虎城的陕西省主席职务，专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主管军事。然后，调甘肃省主席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
1933年春，邵力子携夫人傅学文自甘来陕任职。对于古都西安，他并不陌生。1910年，29岁的他应聘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就住在菊花园的学校里（现西安高级中学），不久，因向学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而被地方当局驱逐出境。二十多年后，他以一省之长的身份重返西安，不禁感慨万分。
1933年，陕西省政府委员合影（左四张赞元、右五邵力子主席、右三杨虎城主任）
陕西的形势十分复杂，有杨虎城指挥的西北军，不久，又来了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军统和中统也在西安有很大的势力。作为一个文人省主席，他严守军政分治的方针，十分尊重张杨两位将军，但绝不过问军事，只是认真履行省主席职责，着手健全各地机构，整顿吏治，将主要精力放在陕西的经济建设上。
他聘请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完成了由杨虎城发起的泾惠渠、洛惠渠等水利工程，龙门闸、风陵渡的工程也逐一完成。为了发展农业，他督促各县，共凿井十万眼，开荒造林，还创办了武功农林学校。还资助夫人傅学文创办了助产士学校，推动科学接生。很快赢得了三秦民众的爱戴。
当时上海有个以表演艳舞著称的梅花少女歌舞团想来西北淘金，便致函邵力子，请他大力关照，并答应到陕后，首先为省政府官员专演一场。可是邵力子早已风闻这个歌舞团的名声，便叫秘书回函说：西北社会清苦，如来演出，恐将入不敷出，希慎重考虑。这个歌舞团只好作罢。
1935年，邵力子的女儿邵伟志想从上海来西安看望父亲，邵力子复信告诉女儿，一路上勿向人说出自己身份，沿途要留心旅客民众的谈话，尤其是对陕西政府的意见。
邵力子是清末举人，尤善书法，平时前来求字的人不少，他从不拒绝。当时西安东大街新开一经营淮扬菜的大华饭店请他题写店名，他也欣然题写了“大华饭店”四个正楷，并一笔一画地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个题字的牌匾至今仍还悬挂在店面。
许多人都知道，在我国制定计划生育国策时，人口学家马寅初功不可没，但他却不是最早的提出者。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是邵力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国要控制人口的观点。
在1921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他就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邵力子所以能率先提出并多次呼吁计划生育，这与他切身感受到的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的关系。邵力子的母亲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年又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因此与丈夫分居一直分居了10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本人与前妻结婚后，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在妻子怀上第六胎时，她的痛苦无以名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然而邵力子找遍了当时的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就自己狂奔，想以此掉胎，结果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这个悲剧让邵力子刻骨铭心。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他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观点。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又一次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
邵力子（右）与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左）
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卒于北京。他的一生，为谋求祖国的独立、统一、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止，坚持到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而奔走折冲，不遗余力，几十年如一日；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
1960年代，周恩来同陈赓与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合影（前排左起：周恩来、陈赓、邵力子、张治中、郑洞国）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