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1908年3月6日出生于湖北武汉武昌。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7年11月9日，伍修权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933年10月，我（伍修权）在红军学校第五期任团政委。正当这一期快毕业时，我接到红军学校通知，说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要调动我的工作，并说这次调动去的地方是秘密的，去了以后还不能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那时干部的流动性很大，组织性纪律性都很强，任命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不问职务高低，说走就走。我得到调动的通知后，整理好背包，很快到军委找刘伯承同志报了到。
刘总参谋长告诉我，共产国际派到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已经到了瑞金，因为我的俄文比较好，中央决定调我去为他做翻译。刘伯承同志向我交代后，又亲自领我和李德见了面，为我作了引见和介绍。这时李德已换上了我们红军服装，样子很严肃。当时我们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帮助我们革命，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开始对他还是很尊敬的。
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当时听说他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属于德国统治的奥匈帝国，他参加了德国军队同沙皇俄国作战，所以也把他算作德国人。在一次战斗中，李德被俄军俘获，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了苏联红军。因为他在德国军队中当过军士，有一些作战经验，所以晋升很快。他在红军中的最高职务是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他又被选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在学校又是高材生。由于学习成绩较好，毕业后又被共产国际选派到中国来，担任了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我到李德处工作后不久，中央又调来王智涛同志做李德军事训练方面的翻译。凡是李德为红军干部讲军事课时，都由王智涛同志担任翻译，我则负责作战方面和李德出席中央各个会议时的翻译。王智涛同志在20年代同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共过事，他的俄文也很好，我们互相比较熟悉和了解。
伍修权
我们当时的工作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根据情况重要性的程度，有的由周副主席自行处理，有的重大问题则由他提交军委或政治局会议讨论，然后仍由周恩来同志负责组织付诸实行。李德也懂英语，周恩来同志可以用英语和他直接交谈，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同志则用俄语和他交谈。
李德一到苏区就赶上第五次反“围剿”，由于他大权在手，刚来到就处理了一个问题。敌人“围剿”开始时，萧劲光同志在闽赣军区任司令员，因为敌人来势较猛，他手上只有一个七十来人的教导队，驻防在黎川。敌人用了三四个师的兵力围攻他们，我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去，萧劲光同志没有办法，只得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黎川，避开敌人的攻势。李德知道了此事，不问情由，就说这是退却逃跑，提出要对萧劲光同志进行审判，并判了他五年徒刑。
萧劲光是位老同志，曾两次去苏联，回国后又屡建战功，这次却受到了李德的不公正处分。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坚决反对，他当时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就利用自己的影响，没有执行李德的决定。王稼祥同志作为总政主任，也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最后将萧劲光同志调到红军学校干部队做军事教员，保护了他。
1990年，伍修权（右）与战友王智涛合影
由此可见，李德的作风是简单粗暴的。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外国客人，又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享有比较高的权威，大家对他还相当尊重，生活上对他也很照顾，还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处单独的房子。李德爱骑马，常在晚饭后同警卫员、我或王智涛同志一起纵马出游。有时还打打扑克作为娱乐，常参加的除李德、我和王智涛同志外，还有博古，他同李德特别亲近。当时，根据地的经济不富裕，尤其是党政机关的生活，比野战部队和群众更艰苦。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按照当时的供给标准，每人每天不到一斤粮食，根本吃不饱；吃菜不仅没有油，常常连盐都没有，只能把青菜沤酸了用白水煮了吃。但是组织上对李德却额外照顾。苏区自产的鸡鱼肉蛋等源源不断地供他享用，打仗缴到和从白区弄来的香烟、咖啡等高级食用品也优先供给他。可是他还不满足，除了领受各种规定的特殊优待外，他自己还常到军委总参管理局找宋裕和局长等要东西。到长征时，组织上还给他一人配了两匹骡子，一匹给他骑，一匹专门为他驮东西。
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苏联军事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当时适逢王明“左”倾路线发展到顶峰，李德同他们气味相投，配合得非常默契。那时李德就是同博古谈得来。他们谈话不用翻译，我们在另一屋听得很清楚，两人有说有笑，亲热得很。博古当时是临时中央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总书记的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做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相得益彰”。
博古
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加上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他们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由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待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我们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对于他的这种以“太上皇”自居的姿态，凌驾于我党中央之上的架势，我们都很反感，实在不想和他共事。有几个同志常闹情绪，多次要求调动工作。组织上总是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要我们安心留下。其实我们个人受气都是小事，他给我们党、红军和苏区造成的巨大损失才是大事。
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都是按李德那一套进行的，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作战”、“短促突击”，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等，完全是一条不切合实际的错误的军事路线。蒋介石在他的德国军事顾问西克特等人策划下，吸取了他们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新战略战术，企图逐步蚕食苏区，最后吃掉我们。敌军每推进一步，马上筑好堡垒驻守，然后在炮火的掩护下再往前推进三五公里，再停下构筑堡垒，就这样一步一步向我逼近，迫使苏区一点一点缩小。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两个月后，即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当时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建议，利用“福建事变”时机，红军主力出击苏浙皖，或转战湖南中部，以威胁蒋介石的侧后，支援和挽救受到蒋介石围攻的福建人民政府。但是，李德却反而指挥红军向西去，不打蒋介石的侧后，不支援蔡廷锴，结果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垮台了。蒋介石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转过身来集中全部力量向中央苏区进攻，使红军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江西广昌以南的高虎垴利用有利地形打了个胜仗。这次战斗是三军团彭德怀同志指挥的，我军指战员以近距离的白刃战，击退了敌人多次冲击，阵地前堆满了敌军尸体，给了敌人很大打击。
但是局部的胜利改变不了整个的不利形势，当时进行的广昌战斗就没有成功。战斗中李德和博古曾经到前线视察，战斗失利后，彭德怀同志见到李德，对他的瞎指挥很不满，当面批评李德完全不懂红军的作战原则，是“主观主义和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又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我开始没听清，杨尚昆同志给解释了一下，我才弄明白这是一句湖南俗语，批评李德造成了红军的不应有损失，而又毫不痛惜。我把这句话翻译给李德听了，他大为恼火，说彭老总是封建脑筋，但是他知道彭老总不好惹，也只得按下怒火听着。
《遵义会议》油画
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李德才被撤销指挥红军的权力。然而，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在长征初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李德也随中国红军一起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责任编辑：黄婷）
